由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我国外贸采取了非中性的、“奖出限入”的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等政策。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在“奖出限入”鼓励出口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促进外贸出口总量增长为核心的激励体制。比如，在出口目标方面，将外贸（尤其是出口）增长、利用外资等作为主要任务，甚至下达指令性指标；在金融领域，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汇率形成机制、贸易与非贸易收付汇制度、资本流出的管制等有利于促进外贸出口及出口型的外资企业进入等问题；在财政税收方面，存在着出口退税政策及其调整等问题；在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着对地方政府部门政绩考核、激励机制方面的缺陷，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税收、土地、资源、生态成本的非市场化，等等。这些因素扭曲了要素价格，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客观上把企业的部分利润和国家财税收入送往国外，造成了大量的福利输出。从实践来看，出口作为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之一，这种非均衡的外贸发展战略也确实取得了成功，但也为它国所诟病。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我国外贸顺差导致的国际摩擦越来越明显，还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激增等问题，传统外贸“奖出限入”等发展战略、思维受到新形势的挑战，外贸发展战略调整也是大势所趋。其一，我国外贸发展中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增大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益摩擦的可能性。其二，国内能源、资源等要素对宏观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决定了我国无法支撑一个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方式。其三，外贸依存度大，使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隐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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