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提高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焦点之一。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全球CO2的排放量增加了4倍,汽车和化肥中的氮释放使海洋和湖泊成为生命的荒漠,1/4的鱼类消失了。事实上,人类已经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付出了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全球气候变暖、荒漠化严重、臭氧层遭破坏、酸雨、大气污染、森林和鱼类等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河流污染以及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等等。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水污染、土地荒漠化等问题日益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考虑环境和资源因素的经济增长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因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境与对外贸易的冲突也日益增多,最初体现在有关环境的贸易争端上,如美国和墨西哥金枪鱼—海豚事件,泰国虾的贸易禁运,欧盟牛肉风波等。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议题之一就是贸易与环境问题。自由贸易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围绕着自由贸易对环境是否有利、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环境规则和贸易规则孰先孰后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状况是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扩张与资源环境压力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在规模上,出口规模高居世界首位,201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8671亿美元,是1978年的187倍。在速度上,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约为GDP增长速度的1.32倍;外贸依存度上,依存度从1978年的9%上升到2013年的近50%;在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量的90%以上,出口的优势部门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其中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等产品出口占据了不小的份额,如机电、纺织、运输、钢材、化工产品都位居出口产品前列。出口方面表现在,我国出口产品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生产耗能比较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严重,产生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更带来了严重的浪费和污染,破坏了可持续发展。例如,稀有金属的大量出口导致鹤、锡、锦、稀土等矿产资源乱挖滥采现象严重;石材出口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由于羊绒大量出口,过度放牧而引起生态恶化;发菜、山野菜、药材等野生植物出口加速了草原沙化。进口方面表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上升,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我国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不断增加,铁矿砂、化工原料、原油等原材料均为高消耗、高污染产品,加剧生态环境的承受压为。改革开放初期,发达国家为逃避本国较严的环保法规,将国内禁止或需支付高昂环境成本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与产业转移到我国境内,带来大量的生产污染和消费污染。更为严重的是,少数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从外国非法进口大量“洋垃圾”,如旧服装等生活垃圾,废旧船舶、汽车、轮船等工业垃圾,加剧了生态环境危机。同时,我国对初级产品进口的环保检验措施不到位,破坏了我国原有生态链条的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环境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其中对经济增长起着突出贡献的对外贸易扩张无疑进一步带来大量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我国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世界前列。1990―2012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了4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了近4倍。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环境污染数据,我国几种主要大气污染物不仅排放量高且增长迅速,2000 年SO2排放量为2024万吨,到2009年这一数值猛增为4235万吨;同期CO2、N2O、NOX、CO、NMVOC 的排放量均出现1―2倍的增长,而反观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主要污染气体排放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同期美国SOX 排放量下降了33%,CO2下降了9%,N2O 下降了12%、NOX 下降了30%、CO 下降了36%、NMVOC 下降了17%。
多边贸易体制追求的目标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的目的是协调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如何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使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使各种多边环境措施不能构成对自由贸易的限制,是当前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世界各国通过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空间越来越小,诸如健康、安全、保护环境等内容的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越来越广泛,而且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这些环境规则和措施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产品标准到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标准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技术水平和环境标准的差异,各国为了保持本国产品的竞争力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措施,南北国家之间贸易矛盾不断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我国外贸总额自2004 年起居全球第三位,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2007 年超过了70%。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基本上依靠单纯性数量扩张,实行的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收益的发展模式。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密集型含量低,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机械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纺织品、化工产品和钢铁以及采掘业产品占的比重较大,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正是环境敏感型行业。这种出口结构具有在生产中资源消耗大,高污染、高排放,产品附加值低以及线性生产模式的共同特点。根据经济合作组织发布的《OECD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中国主要城市中几乎一半不完全符合饮用水源水质标准,1/3河流遭到严重污染,约1/4的近岸海域水质严重污染,渤海和东海地区情况尤为严重,大城市的大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多。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 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而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消耗量大而利用率低,1 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11倍,能源利用率约为34%,为世界水平的10%。数字表明,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进入资源环境瓶颈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高能耗和高污染型的商品出口生产无疑将加剧这些环境影响。然而目前环境资源消耗和损害成本没有真正反映到出口价格里,中国正在以消耗有限的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为代价,为世界消费者提供福利,但是环境成本的负荷和污染的足迹却由自己承担。(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结构很容易受到国外环境壁垒的限制。我国每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出口额仅占全年出口额的1%左右,而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额已超过25%,约为450到500亿美元。从1997到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由144.22亿美元下降到120亿美元,原因主要是由于环境技术壁垒的影响。如欧盟对我国禽肉类产品的进口限制使我国每年损失近亿美元,我国茶叶由于达不到欧盟和日本严格苛刻的标准,正逐渐失去这些传统市场的出口优势地位。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的产品附加值高,加快机电产品出口是今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正受到发达国家在噪音、污染、节能、安全和回收等方面的壁垒限制,如欧盟的CE 标志认证制度,引起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效仿,给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造成很大障碍;同时,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也受到环境和生态标签的限制。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措施,规定从产品研发一直到循环利用各环节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以量取胜的外贸增长方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将被严重削弱。因此,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不能仅考虑贸易顺差的财富累积效应。尽管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还应看到目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有些生态环境影响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下,对目前中国贸易的资源环境代价应予以高度重视,将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纳入生态经济大系统中,使环境外部性成本内在化,协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目前我国学术界由于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不同,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我国对外贸易隐含污染等问题的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相关问题研究尚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立足于我国对外贸易和环境污染的现实情况,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角度来看,首先本文在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一般均衡模型上,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设定技术效应,对以往在技术和规模效应上较模糊的界定进行了区分,同时结合我国工业部门垂直专业化分工趋势,明确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几种典型效应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其次使用单区域竞争型和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综合考察我国对外贸易隐含的污染问题,研究体系比较完整,研究方法比较全面,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最后将增加值贸易引入分析,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侧重计算对外贸易中的价值增值部分而不是总量部分,鉴于我国存在的大量加工贸易的事实,因此引入增加值贸易方法能够还原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价值增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就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增加值贸易含污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对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代价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环境质量恶化,有关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因此本文研究有利于厘清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效应、我国对外贸易所承担的环境代价,认识到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有助于从环境保护角度调整贸易政策导向,推动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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