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约束下的劳动力迁移模型

（一）斯加斯塔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

如前所述，无论是二元经济框架下的迁移模型还是新古典模型，失败之处都集中在难以解释为何迁移并不统一性的发生在所有农村劳动力个体上，即依然有大量劳动力选择留守农业部门。对此，以斯加斯塔为代表的研究构架了基于人力资本约束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并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劳动力个体在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下的自选择行为。

斯加斯塔认为，劳动力收入，包括即期与预期收入都是人力资本的增函数，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者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存在人力资本冗余，从而导致了隐形的收入损失，而这种冗余进入非农就业部门就得以减少甚至消失。因为非农就业技能的复杂度远远高于农业部门，此时人力资本的充分使用将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因此当劳动者预期到这种冗余效应时，迁移就会发生。

当然，斯加斯塔也承认，迁移决策具有典型的复杂性，个体偏好、家庭风险配置特征以及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制约并影响着迁移决策的发生，如土地对劳动力分配的刚性约束、子女成长的需要、父母的健康以及迁移成本等。但从本质上看，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者其迁移概率更高，可以视为一种典型事实。

上述人力资本迁移理论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基于人力资本内在约束解释迁移发生的视角。同时，对农村劳动力的部分迁移现象提供了完美解释。

（二）卢卡斯的内生人力资本迁移模型(www.xing528.com)

卢卡斯立足于斯加斯塔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引入了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从而丰富了人力资本约束的动态理论，并且很好地解释了斯加斯塔无法很好解释的一个迁移事实，即“那些迁移者在城市无法获得满意收入时依然留在城市而不是返乡”。卢卡斯认为，由于分工的细化与专业性，非农就业部门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工作技能并不容易被低人力资本的迁移者获取，需要通过持续的学习、培训与经验积累而实现，这意味着迁移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本身具有地域性特征，即迁移者只有在城市才能够实现专业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与城市的就业。同时，不妨假定一旦迁移者达到了城市就业所需的人力资本，迁移者就能够实现稳定就业。因此才会出现大量无法在城市就业的迁移者留在城市而非返回农村，因为这一阶段实际是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准备阶段。

可以说，卢卡斯的研究拓展性提供了一种基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理论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迁移行为本身完全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也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使得农村劳动力中一部分个体实现了城市就业、一部分个体未稳定就业却依然留在城市以保证人力资本的提升，还有一部分劳动力个体在实现了短期收入目标或者是风险分散目标后返回农村，并被固定在农业部门。此外，卢卡斯的内生人力资本迁移模型还为加速农村劳动力实现融入型迁移提供了政策路径，即由政府提供专业的技能教育与培训，以加速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向城市最低人力资本要求的靠近。

总体看来，斯加斯塔、卢卡斯所构建的人力资本迁移模型，将劳动力城乡迁移视为不同人力资本约束下的决策结果，从而将劳动者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就业的最低人力资本要求联系起来，解释了农村低人力资本劳动者为何难以实现城市的稳定就业与较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给出了劳动者增强就业竞争力、实现稳定就业与融入型迁移的决策路径：人力资本积累。将之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现实相结合，就不难理解为何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获得暂时性工作。在较差的就业稳定性与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约束下，这些劳动力难以实现融入型迁移，最终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而回到农村，从而表现为“候鸟式”迁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分工的持续深化及工作岗位专业性水平的提升，城市就业的人力资本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并主要表现在技能的复杂性、知识的更新性、技术的专业化，这种工作岗位人力资本要求的提升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现实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增加新迁移者融入城市的难度，这也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实现融入型迁移、我国城镇化中市民化的滞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而第二代农民工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农业必须技能的缺乏，都主动或被动地导致这一部分劳动者表现出更高的融入城市的意愿与融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