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框架下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探析

（一）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在其一系列的研究中，注意到二元框架模型在解释城市就业市场中城市工人的失业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同时存在问题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所有的二元框架模型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即工资的刚性与劳动力需求的不饱和。托达罗认为，基于劳动力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确实基于收入差异而发生，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当期的农业部门收入与迁移后非农产业就业的预期收入间的差异，即劳动力迁移是基于预期部门（城乡）收入差异的决策过程。只要迁移者认为迁移后的非农就业预期收入现值超过即期收入，迁移就会发生。此时，非农部门的工资并不一定整体上超过农业部门。也因此，城市的失业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同时发生，并一定程度上形成就业竞争。

可以说，托达罗成功地将个体微观预期引入到了劳动力迁移问题中，从而在一个动态的、不完全市场假定下，通过放松工资刚性约束，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产生。根据托达罗的逻辑，即使工业部门并不膨胀也未产生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劳动力迁移也是始终存在的。同时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状态或者说失业程度，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迁移决策与迁移模式，因为竞争的加剧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

从中国现实层面看，托达罗模型具有突出的现实解释能力，如我国自2012年开始表现出的农村劳动力反向迁移与逆流动，就是在预期收入的减少及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的驱动下发生的过程，因为此时非农就业的预期收益现值与务农的收入间差异被压缩了。当然，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就业的便利性与可得性的上升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逆流动的发生。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托达罗模型依然存在假定过强的不足，如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考虑预期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全问题，因为在不同的风险偏好下，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但无论如何，托达罗模型的出现，一方面进一步夯实了劳动力迁移动态框架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基于个体微观决策视角解释迁移的基本分析思路。

（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哈里斯在托达罗的基础上，基于城市非农就业部门工资率外生的假定，考察了工资率水平如何影响城市失业及农村劳动力迁移，同时在一个劳动力竞争视角下，解释了迁移与失业并存的微观现实。哈里斯和托达罗的相关研究建立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在外生的城市工资率水平影响下，较高的工资水平会抑制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导致了失业的出现，但同时这种工资率会诱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导致城市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从而出现失业的增加与流入劳动力规模的上升。接下去，劳动力竞争的加剧将反作用于工资率水平上，在工资刚性下导致市场真实结算工资的下降，此时均衡被破坏，劳动力市场开始向失业减少、迁移劳动力减少的方向转化并形成新的均衡。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优点在于，对失业与迁移的并存提供了更为完整与合理的解释，但是一方面假定城市非农就业工资的外生设定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就业市场的竞争是广泛存在的，另一方面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忽视了农业部门工资率变动的影响。

但毋庸置疑的是，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解释，只要城乡间、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存在工资收入差异，则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就是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不依赖于城市就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状态，因此破解城市居民失业的路径并不在于控制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从而避免工作机会挤占，而是想办法增加非农部门的经济规模以创造新的就业需求。(www.xing528.com)

（三）斯塔克模型

斯塔克更为强调微观个体，即劳动者的价值选择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同时迁移的主体对象由农村劳动力个体转移到农村劳动力家庭。因为个体选择实际是家庭分工与决策分配的结果。斯塔克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村家庭成员间存在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个体分配，而最终是否迁移以及哪一个成员迁移，实际是家庭收益预期与风险决策的结果。

斯塔克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村存在靠天吃饭的自然依赖，这种自然依赖增加了农村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基于福利最大化目标，为了增强预期收入的稳定性，部分家庭成员将通过外出务工与非农就业来获取稳定性的工资收入以降低风险可能，在这一理解下，迁移发生的基本条件就局限在迁移的预期收入水平与预期收入稳定性上。此时，只要非农就业与进城务工的收入稳定性强，即使城乡工资差异并不大甚至相等，也会导致迁移的发生。同时，具体的迁移人员选择，基于收入预期，家庭将会选择那些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的人员承担迁移与增收责任。

斯塔克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迁移决策主体定位在家庭上，进而将迁移的决策变量由收入水平调整为收入稳定性，这意味着在较弱的制度约束下，迁移也许是必然存在的，因为非农部门的就业收入风险明显较低。

（四）基于分工效应的迁移模型

无论是二元结构下的迁移模型，还是新古典迁移理论，其隐含假设是经济非均衡，从而导致了低效率部门的劳动力冗余及部门间（城乡间）的收入差异。但是，以罗泽尔、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研究则认为，部门间的非均衡格局在劳动力自由迁移的进程中将不断得以修正，因为要素价格由要素稀缺性唯一决定。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不断流出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持续流入，必然改变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从而导致非农部门就业工资的下降与农业部门收入的增加，此时产业部门间将向均衡回归。在这一均衡状态下，该如何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发生，罗泽尔认为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所在。

罗泽尔、阿西莫格鲁都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因素在于分工深化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需求。因为分工的存在与深化，导致了不同就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异，这种差异反应在工资上就会驱使劳动者向高边际收益部门集中。同时，即使边际生产率差异在均衡状态下有所减弱甚至消失，农业部门分工的深化同样产生了大量无法满足技能专业化与复杂化要求的冗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被迫从农业部门转出，此时迁移就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这种专业化反映在个人专业化、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