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对象和内涵

蔡秀珍、朱启臻（2011）提出，职业农民是指生活在农村以农业活动为职业的人群。它至少隐含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生活在农村，这是农业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二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三是通过农业活动获取报酬。四是有一定年龄界限（一般限定在劳动力范畴）。随着农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农业这一古老行业不断分化，新兴职业不断涌现，现代农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要求农民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成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专门劳动技能，还懂得市场经营管理的“职业化”农民。应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给予优先考虑：农村承包大户和家庭农场继承人，致力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农村青年，致力于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青年，致力于农业科技开发的农村青年。朱启臻（2013）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是多元的，目前正在土地上耕作的四五十岁的农民由于具有丰富的农作经验和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应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外出打工的返乡创业者在打工过程中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并且对农村生活还怀有感情，因此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此外，城市居民、退伍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都可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陈池波等（2013）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因此应将有志于从事农业的农村新生代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首选对象；农村的种田能手和承包大户具有丰富的农作经验，市场意识较强，资金比较丰富，应将其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力量进行培育；城市回流农民由于拥有技术、资金和强烈的致富愿望，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后备军。田培仁（2013）介绍了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江苏省主要将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家庭农场、农产品加工户、休闲观光农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农产品经纪人、农业服务组织骨干、大中专毕业生、在校中职和高职学生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培育对象。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环境，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米松华、黄祖辉等（2014）提出要抓好三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一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白领”，即农业经营管理者。包括龙头企业老板、合作社社长等。这类农民往往见识广，阅历丰富，处事公道，经济实力强，有创新能力，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往往能够带领农户组建法人实体进行公司制经营以及产业化拓展甚至是区域内行业协调。二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蓝领”，即种养能手。包括种植能手和养殖能手。这类农民具有丰富的种养技术和田间管理水平，是我们俗称的“土专家”，他们是传统农耕技术和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也是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载体。三是要培育社会化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包括贩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农机手、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人才。汪娟（2018）提出，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发展离不开农民，但我国农民综合水平普遍偏低，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主要依靠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农民知识匮乏、专业技术水平低、缺乏对市场经营的掌握、缺乏现代化的农业发展视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技术上，还要提高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在奠定农民经济基础的同时提高农民的上层建筑，马明、梁智慧等（2018）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包括不离开农村的青年农民、种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农业企业骨干、返乡的农民工、退役返乡的士兵、回到农村的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如何让他们有机会自愿地参加到培训班中来，并且杜绝亲缘化现象的出现，需要制定一些具体的办法。一是准入制。如生猪养殖大户培育，一年生猪出栏量要达到一定头数才有资格参加。二是推荐制。中级培育的学员由初级培育的主体推荐产生，推荐主体负有真实性的责任。三是事后审查制。培育完成一段时间以后，培育主体要实地走访或由学员提供生产经营的影像资料。制度化遴选培育对象目的就是让真正的职业农民参加到培育中来，避免出现搭便车或浪费国家财政资金的现象出现，从源头上提高培育的针对性。原蔚（2019）提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各种资源不间断地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在向城市输入人力和资金的同时迎来了自身的逐渐萎缩。老一代农民无法适应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新一代农家子弟则因为求学、工作的原因大量远离家乡，对土地和祖辈传承的农业技术越来越陌生。如今的农业具有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景，也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国传统农民是指代城乡二元对立、工农业“剪刀差”之下与“农村户口”相应的身份，新型职业农民则是以务农为职业，具有与农业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及经营收益，并且该收益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变迁，是中国多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