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社会治理体制框架得到加强。经过多次改革调整,上海目前在纵向层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管理体制;在横向层面形成了以“社会建设办公室”牵头的社会治理协调网络。
二是社会治理专业化得以落实。街镇“6+2”改革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来,以街镇和村居为重点领域的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完善,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党的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街镇“6+2”改革把居民区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纳入街道党工委,既提升了街道党工委的党建引领职责,又兼顾到了区域党建的融合。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街镇党工委的协调能力得到明显加强。
四是街镇的综合治理功能得到了强化。“6+2”改革前,街镇的许多职能都在条线部门,经过力量下沉、重心下移的改革之后,社会治理的资源更多地沉淀到了一线,街镇在社会治理中的综合治理能力得到了加强。如无违村居创建和五违四必整治问题,街镇都走在了第一线。
五是社会治理的大格局基本固化下来。“6+2”改革之后,街镇原有的17个科室变成了固定的8个办公室,实现了街镇内部运转的有机整合。在对外方面,统一设置的7个中心职能指向更加明确,普通群众对于条线和窗口职能的认识更加清楚。
六是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特别是2017年上海启动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计划以来,社会治理体制如何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对接,如何将智能化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这些还需理论层面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探索。(www.xing528.com)
七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五违四必”整治的推进和长三角一体化周边城市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上升,上海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老龄化率逐年上升,在老龄化社会的低经济、社会活跃度背景下,社会治理需要新的应对模式。
八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经过多次体制机制改革,上海建立了以强政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部分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和企业作为社会治理重要主体的认识还不到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还未被充分发掘。
九是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强度的可持续性未被认真考量。随着力量下沉的不断推进,街镇层面工作的内容不断增多,对基层工作人员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包含晋升、培训、福利待遇、加班补贴、绩效评定等的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问题还需进一步系统安排。
十是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未得到应有重视。作为保障基层稳定的托底系统,当前社会治理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社会治理的系统性理论前沿探索,尤其是对未来新技术条件下和新经济形势下的社会治理走向研究、社会治理研究高地建设等还未得到重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