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务开始的创业之路

直到现在，很多人对跨国公司虽然不再陌生，但也仅仅停留在“耳熟”这个层次上。跨国公司究竟是什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辞海》这样解释：跨国公司，又称多国公司。以本国总公司为基点，通过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有的由总公司独资经营，有的是与所在国政府或私人合营的子公司。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过剩的加剧而广泛发展。美国跨国公司的数量最多。

与1984年之前上海实到外资仅0.17亿美元相比，1972年，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400亿美元，1980年为5000亿美元。0.17亿显然少得可怜，是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麻雀。

吴文武研究表明，第一家跨国公司诞生于1868年，其后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初步发展（19世纪中叶至1913年）、低谷（1914至1938年）、英、美两强并存（1939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日、西欧三足鼎立（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群雄并起（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广州开发区成立的1984年，中国还没有一家跨国公司，中国互联网之父、阿里巴巴的创建者马云不过刚考上大学；海尔的创建者张瑞敏才担任青岛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副经理。

跨过太平洋、大西洋是需要实力的，仅有勇气显然不够。没有实力，我们只能在自家门前的小溪里玩玩水。

跨国公司在一国、一地的投资，集资本、技术、生产、管理、营销、广告等于一身，属于“复合体”，另一种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故其所到之处，能毫无疑问地给当地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深远且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各级政府、各个开发区对跨国公司“趋之若鹜”的原因。而跨国公司为了迅速地在某个区域站稳脚跟，制胜市场，往往会快速地适应地域文化，且向本土化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跨国公司见多识广的巨大适应性与生存张力，一言而蔽之，牛皮不是吹的，人家是百炼成钢。而与跨国公司“并肩”而至的还有一股国际竞争机制、现代企业管理的扑鼻新风，这对于强化中国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市场营销水平，避免中国企业甘做井底之蛙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继而，由此产生的“鲢鱼效应”的负激励作用也会“敦促”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宝洁进驻广州开发区便是一例，那时广州开发区还没有物流服务商，只有运输公司、货运代理等，属于“小打小闹”的水平。国外当然有优秀的物流服务商，但广州对于他们显然鞭长莫及，对于宝洁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宝洁靠什么运输自己的产品？宝洁是聪明的，亦不会坐而待毙或束手就擒，它懂得培育之道，有钱一定要一起赚，让中国人也赚钱。在数年的合作中，它不断“刺激”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宝供物流的成长，极有耐心地帮助其良性发展，像浇灌一颗有生命的种子。宝供也是个“有心人”，知道宝洁是一棵财富树，靠上它，不但好乘凉，还能源源不断地品尝树上的果子。正是有了这样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目标，宝供逐步掌握了先进的物流方法和经验，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规范的物流公司。宝供在自己的官网上这样介绍自己——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94年，总部设于广州，它是国内第一家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以物流名称注册的企业集团。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物流理念和方法为客户提供供应链一体化物流服务的专业公司，也是目前我国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最领先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一。 目前，“宝供”与国内外100多家包括联合利华、宝洁、安利、红牛、强生、飞利浦、三星、索尼、LG、TCL、中石油、中石化、阿克苏诺贝尔、福田汽车、丰田汽车、吉利汽车、汉高、玫琳凯、相宜本草、Ciser、百威英博、宝柏、宝健、北明软件、倍科、中顺洁柔、大东、恩威、海虹涂料、晋声、立白、梅花生物、美的纽康恩、三生、三元粮油、上海家化、首钢、武钢、太阳神、汤臣倍健、万家乐、威莱、养生堂、中粮、中远关西、资生堂等世界500强及国内大型制造企业结成战略联盟，为其提供物流咨询、物流运作、增值服务、信息服务、资金服务等供应链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成功地为这些企业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创造价值和提高竞争力。

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宝洁，则没有今日的宝供；没有跨国公司的“簇群效应”，也没有今日广州开发区的繁荣与鼎盛。

如今的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早已不是一只小麻雀，而是羽翼丰满的大鹏鸟，其汇聚和培养一大批熟悉中西文化、深谙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内涵、具有丰富运作经验的员工队伍，还聘请了国内外大批物流领域的资深人士组成专家顾问团，以提高企业的咨询、决策水平。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此语用在18岁的广州开发区身上，亦恰如其分。

从开发区元年到2002年，恰好是18年，其时广州开发区已从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成长为一个标致的青年，浑身洋溢着青春与朝气。 自这一年之后，跨国公司在广州开发区的投资呈异常踊跃态势，可以用“喷涌”或“鱼贯而入”来形容。仅2002年当年就合同利用外资达21亿美元，创下建区以来最好成绩，其中跨国企业占了15亿美元，“老”跨国企业增资项目近5亿美元，松下、安利、宝洁、三菱、卡西欧、屈臣氏等纷纷增资扩产，平均每个项目增资额度达950万美元，台湾康师傅不仅全年增资2000多万美元，而且还计划今后3年再增资1亿美元。建区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单个项目——投资7.9亿美元的台湾联众不锈钢项目也于这一年尘埃落定。2003年第一季度，捷普、建兴两家产值超10亿元的大户建成投产。更引人注目的新亮点是日资项目异军突起，继引进世界上最大的乳酸菌饮料公司日本益力多株式会社和本田配套厂——三樱制管株式会社后，JVC、欧姆龙、三得利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落户广州开发区。

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着力推进，处处唱响发展之歌。

2005年5月16日，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在会见世界500强部分企业负责人时，胡锦涛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和竞争。

另一个利好消息随之传来，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发布《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前10名为：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和天津。

广州上榜，广州开发区功不可没。

另外一项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1.9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9%；进出口额831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5%；缴纳的税收达6349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的人员已超过2500万人，占我国城乡就业人数总数近11%；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超过800家，世界跨国公司中的500强企业已全部进入中国市场。毫无疑问，广州开发区是其中可大书特书的区域。

如此，除了改革开放之天时、岭南富庶之地利，除了一纸史无前例的《条例》，广州开发区牢牢吸引跨国公司关注的当属人和。

在广州开发区工作过的一位老领导言，在开发区做事要有两样本事：一是会出主意，二是会办事。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既有想法又有办法。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原研究人员闫肖锋言，开发区其实是一个企业，其产品是土地，其业务是服务，其目标是招商引资。开发区最早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开发区官员兼企业家身份。管委会主任就是CEO，局长就是部门经理，各下属公司是它的实业部。这个体制最恨平庸，对“不作为”的庸官的痛恨不亚于对贪官。

言之凿凿，铿锵有力。而在那个年代，有如此的眼界与论断，显然既新潮又大胆。

那么，广州开发区是如何经营比麻雀大成千上万倍，如展翅之大鹏一样的企业？如何服务于见多识广、苛刻挑剔的跨国公司？

如今人们归纳起来，首先是“冒险”精神。

以宝洁为例。当年，宝洁要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当时国家的产业政策是不准许外资独涉日用品市场的。“如果事情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干；如果事情是允许的，就应充分利用”，只要是有利的事情，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赵彦君这样记述当年广东一位领导人的话。这让宝洁投资的信心倍增。但是，对于这一开放性思维，中宣部主办的《党建》杂志是有作者撰文给予批评的，凡是政策没有禁止的，就都是允许的，从逻辑推理来说，这个提法似乎可以成立。是呀，非此即彼嘛！可是，这个提法却是不对的。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行为，用“政策”的形式作出百分之百的详尽规范。政策没有禁止的之外，并不都是允许的。正如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句话“凡是政策没有允许的，就是被禁止的”也不对一样，政策没有允许的之外，并不都是禁止的。因为，在政策禁止和政策允许之外，有许多实际上应该被禁止或被允许的行为，人们应该“择善而从”，禁则“止”，允则“行”。可是，实际生活中，在这种提法影响下，一些人专做那些政策没有明文禁止实际上却应该被禁止的事，从中大捞好处，危害甚烈。

也许作者只是泛泛而谈，并无确指。况且广州开发区并没有人从中“大捞好处，危害甚烈”，但这毕竟是来自于“高处”的批评与指责，对于广州开发区人而言不可谓没有压力。

但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冒险”精神，宝洁如何能与广州肥皂厂联姻？据《广州研究》的一篇文章言，仅有360人的广州肥皂厂自1955年至1984年间，为国家提供税利4000多万元。在当时，广州肥皂厂属于行业翘楚，其优势明显：位于珠江三角洲，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对外通讯及外商往来都很方便。 自1980年以来，其“洁花”系列洗护肤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和信誉，并建立了很好的销售渠道。这是合资以后的宝洁系列产品能沿用这个渠道使产品顺利地进入市场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正是这个原因，两者的合作“授人以柄”，质疑与反对之声从未停止。瞿绍伟于1996年3期《首都经济杂志》撰文言，中方把“洁花”作价500万元投入合资公司。虽然是算500万元的投资，“洁花”进了“宝洁”后就如进入冷宫，“宝洁”将它闲置一旁，倾尽全力推销由美国“P&G”公司提供的“海飞丝”“飘柔”等牌子。现在广州宝洁公司投入上亿元的宣传费把原来在中国完全不知名的美国商标宣传成了名牌商标，而“洁花”这个原来全国知名商标反而无人知晓了。

但是，此观点似乎值得商榷，按照合约，宝洁“冷藏”国内知名品牌并没有违反法律和政策，因为它已经支付了“冷藏”费用。换而言之，即使广州肥皂厂不与宝洁合资，就能保持当年的盛况吗？我们当年耳熟能详的中国品牌，如今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又为何？飞鸽自行车在哪里？梅花手表在哪里？海鸥洗发水在哪里？春风彩电又在哪里？

合作，在不得不丢掉“自己”的同时，重要的是汲取对方的“营养”，到底向外方学到了多少管理和品牌推广的经验。时至今日，“民族情感”早已不是一句空话，一声叹息，与其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民族情感”，不如在产品创新上下些功夫，打造自己长盛不衰的品牌。

任何的改革与实践，往往都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艰难前进的，无非广州开发区前进的步伐快速稳健有力，心无杂念，顶住了暗箭飞镖，没有被流言蜚语击中而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废。

面对外界的种种争议，如果没有像雷宇那种硬着头皮的精神，没有冒着“谁都有老婆孩子，说不怕处分也是假的，但是改革真的要不怕，人一辈子总要做点事”的精神，广州开发区走不到今天。

施文圣言，宝洁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投资环境。有事实为证，宝洁公司成立仅一年多，先后生产出“海飞丝”“玉兰油”“飘柔”等国际名牌产品，行销中国大陆20多个省市，出口香港、东南亚等地。不管是速度还是效率，不管是质量还是影响，广州都是宝洁在中国的起点和福地。

广州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政策为宝洁在中国的强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证，而宝洁中国也为广州当地的税收、就业和社会公益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因此获得“劳动关系全面和谐示范企业”“中国杰出雇主年度奖”等荣誉。在改革开放早期，宝洁在广州的黄埔厂也成了国家领导人参观和巡视的重点。正是在宝洁投资广州的消息传开后才陆续引发了上百家外商决定在广州投资的壮举，以至于在2008年广州总结改革开放30年重大事件的里程碑之时，也没有忘记把“1988年8月18日宝洁登陆广州”写入其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宝洁在中国的四任总裁都先后被广州市政府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宝洁与广州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而是充分浸染岭南之“风水”，共同发家致富奔小康。

2005年8月，宝洁全球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雷富礼在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会面。张德江对雷富礼先生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在广东与宝洁的合作非常成功，宝洁的许多产品在中国家喻户晓，为美化中国人民的生活、为广东以至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情况。他说，美国是中国，特别是广东重要的贸易伙伴，欢迎宝洁继续扩大在中国、特别是在广东的投资，广东省及广州市将一如既往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雷富礼感谢张德江的热情会见和广东省及广州市长期以来的支持，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表示祝贺和钦佩。他说，在宝洁168年的发展历史中，最明智的决定之一就是1988年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设第一家在华工厂，目前中国已成为宝洁全球业务以至人才、创新的重要来源。宝洁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特别是在广东的投资。^[5]

2008年10月，宝洁公司首席运营官麦睿博（Robert Mcdonald）在参加“宝洁来华投资20周年”庆祝活动中，再次重申这一点。

2008年11月1日，宝洁大中华区现任总裁李佳怡（Daniela Riccardi）女士特地在《广州日报》上撰文，表示“在广州投资是我们最明智的投资之一”。

这种观点似乎是订立了“攻守同盟”，似乎是一种传承，一种信仰。

以安利为例：

安利在广州的发展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的鼓励和情怀，在国外是不可能看到的。^[6] 1990年，美国安利公司派出郑李锦芬深入北京、上海、厦门、深圳等多个城市考察，为进入中国大陆投资设厂提前布局。“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提的问题都是围绕（安利）公司能做什么贡献，会创汇多少”，这符合一些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但是，“广州都是围绕着我们怎么样帮助您取得成功”。广州官员强烈的服务意识打动了郑李锦芬，随后安利公司把营销方式中的直销作为一个附件，送到市外经贸委，广州市政府为此还专门组团到香港、美国等地考察调研，最终促成了安利取得中国的第二张直销牌照，并落户广州。

但是，中国政府对传销企业有明确的规定，要想获得准入许可证，则“传销企业必须在中国有生产型投资”，于是，安利破例在中国投资建厂，其所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安利在考察了北京、深圳、广州和上海后，最后决定投资1亿美元在广州开发区购置5.8万平方米土地建设厂房。很快，安利这个跨国巨头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卓越的经营业绩，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市场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本身的不成熟和复杂性在此时显露无遗，这是安利不曾预料的。赵彦君曾在《知识经济》撰文言，随着安利等公司把直销这种新型营销模式引进和推广，各种以“拉人”为目的宣扬迅速致富的非法传销开始同时混入市场扰乱经济秩序，这才有了1998年4月中国政府关闭所有以直销、传销形式销售的公司，这对于安利而言无疑“在劫难逃”。当时安利公司实施的退货制度让不法分子钻了漏洞，安利每月要承受几百万元的损失。是撤出中国市场还是改变经营之道？国家高层和安利公司都煞费苦心。安利多方考量，仍然选择了在中国继续经营，制定了“不慌不乱，不离不弃”方针，销售方式转成“店铺+推销员”。并且，在安利转向之初，即向安利中国追加相当于整个安利当年全球投资30%多的投资，总额达2100万美元。这一举措直接告诉所有人安利扎根中国的决心。赵彦君以当时广州知名的“红绿灯理论”来解释广州人的思维。所谓红绿灯理论就是：“遇到绿灯放心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对于这一大胆创新的思维，时褒贬不一。如胡征隐曾在《党建》撰文予以批评，认为“见了红灯绕道走”需要商榷：“红灯”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稍有常识的人都是明白的。用在这里起码可以理解为“政策不允许做的事”。既然政策不允许，为什么还要“绕道”“走”下去呢？从哪里“绕”呢？又“绕”到哪里去呢？在“红灯”面前，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止，所谓“有禁即止”是也。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有些个人，常常采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手段，巧立各种花样翻新的名目，违反政策，破坏政策。有人说，提“见了红灯绕道走”是为了让我们的同志克服安于现状，怕担风险的心理，鼓励人们去竞争，去开拓。这个本意，似可理解。但是，不受“红灯”的制约，却是危险的。胡征隐最后的结论是，见了“红灯”应该立即停止。硬闯“红灯”固然不对，用“曲线”办法“绕”过“红灯”去“另辟蹊径”，也不对。

打开尘封的历史，你似乎能发现，因循守旧与锐意创新之间实则一直在“龙争虎斗”。比如对于土地，1982年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1988年4月12日，此规定经修订后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转让”。而此前3月9日，广州开发区推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为全国开发区第一。如果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不是中央开明，此举岂非要戴一顶违宪的帽子！批评归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头脑灵活的广州人善于利用和充分利用好中央给予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安利适时适地灵活运用了广州人的这种变通特质。安利中国最终绕着走过来，走活了，长大了。

雷宇曾言：“安利的经营方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行得通，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做，就会有那么多问题？我认为这不是直销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试点的地方，进行一些探索都不行吗？”他对国家工商总局的同志说：“让我们试一试，看是不是会出问题，行不通我们再回来。”^[7]

应该说，这是广州人深谙中央“摸着石头过河”之道的最好诠释。而在广州开发区成立4年前，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说：“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随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认为陈云讲话“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同时，广州人也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看出了“玄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很快，广州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沙经济区作为广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启动点；创办新塘加工区、莲花山加工区、黄埔大沙工业区等三个新的外向型开发区；更大胆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主要是引导外商投资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一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项目；扩大与港澳和国际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合作交流，采取各种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积极开展与江苏省各界人士的对口交流和定期交流，不断提高交流合作的层次；办好境外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设厂或与当地合办企业。

其次是服务意识。

广州开发区如何成为跨国资本的乐园？1986年12月，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编印过一本《必读手册》，收入“八字区风”，后朱森林建议上再加上“廉洁”，“十字区风”为：开拓、求实、效率、文明、廉洁。提出了四个观念：服务观念、时效观念、竞争观念、信誉观念。(www.xing528.com)

此外，“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企业，用最好的服务，最佳的环境，让投资者获得最大的回报”，“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处处都是区域形象”，“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就是命脉”等理念深入人心。而这些理念从未“人走茶凉”，“曲终人散”，不管哪一任领导走马上任，调子只有一个。凌伟宪曾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投资服务无小事，服务关系着开发区发展的大局，服务上不去，就等于砸了开发区的饭碗，也砸了自己的饭碗。薛晓峰言，开发区管委会主要是为企业、大学研发机构营造完善环境的“导演”和“保姆”，我们致力于建立政府—企业—学研机构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再进而提升为创新型政府。我们要为客商提供最优质的投资服务，让投资者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当然，服务不是一纸空文，更不是响亮但空洞的口号。

在宝洁成立之初，有一天宝洁的老板打电话给开发区管委会主管工业的领导黄瑞源，说不知何故，突然停电。黄瑞源马上派人去查，原来是供电局维修线路，没有事先通知企业就拉闸。为了保证企业用电，开发区毫不犹豫拨款200多万元搞了双回路供电，从根本上解决突然停电的问题。

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用了9个月完成了8万多平方米厂房的施工任务，管委会很多领导和机关干部都被派到工地参加劳动。美国波社集团总裁林肯威言：“在美国建设这样一个企业需要14～16个月，在香港也需要两年半。”

箭牌口香糖有限公司成立后，美国总部副总裁开始挖管委会的“墙角”，他们看中规划局干部杨刚，想让他到箭牌当厂长，开发区正是用人之际，但是为了箭牌的发展，先后为他们提供了两名高级人才。

30年后，让我们回首广州开发区的创业征程，服务“细节”处处可圈可点：在全国第一个制定开发区条例，把开发建设纳入法制轨道，是谓以法制服务。第一个建立起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四区合一”的管理模式，逐步构建起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架构，是谓以架构服务；第一个实行“大部制”管理体制，是谓以效率服务；坚持以经济功能区带动行政区发展，在全国第一个建立起“五区合一”的管理模式，进一步理顺了职能关系，提高了行政管理服务效率，是谓以管理服务；创新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模式，在全国开发区率先推行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开展市场化、专业化招商，是谓以专业服务；率先推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是谓贴身服务。

2010年6月8日《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可以让我们管窥一豹地洞悉广州开发区为企业服务的细节。台湾烨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在广州开发区建成不锈钢连续冷轧线，其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最长的集合了传统的轧延线、冷轧退火酸洗线、调质轧延线和张力整平线于一体的连续冷轧线。

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明通言，2001年来广州开发区考察时，这里还是荒山野地。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些失望，就去其他地方选址。开发区领导知道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开发区建厂生产。他们被诚意打动，2003年建厂，2004年投产。与此同时，开发区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建起高压输电站，广州市也在最短的时间里修通了广园快速路。既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又解决了产品的运输问题。

吴明通所言广园快速路，又称广园东快速干线。往返于广州市区和广州开发区的人对此路再熟悉不过。正如我在前面所言，从广州市区到广州开发区，原本要走一条“常规路”，单程耗时需两三个小时之久。全长47公里的广园快速路分三期建设，在联众投产之时，此路全线开通，双向六车道，呈东西走向，与广深铁路、广深公路（107国道）平行。这条号称广州最长城市快速干道的路与广州内环路、广园路、华南快速干线等主要干道相接。起点为禺东西路，向东沿广深准高速铁路北侧布线，经瘦狗岭、省农科院、广州氮肥厂、吉山、黄村、广州本田汽车厂、石化总厂、南岗、增城汽车城、新塘镇荔新路、新沙大道直至东莞。全线设互通式立交9座，分离式立交11座，中桥10座、小桥涵97座，人行天桥7座以及配套的交通、绿化、照明、公交、环保等设施。

广园快速路是广州市城区布局向东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市政项目，被市政府列为重点工程，它对解决长期困扰广州市沙河地区及东北部出入口的交通堵塞问题，加快广州市东北部的经济发展，加强广州市与深圳、东莞、惠州、汕头、梅州、河源等城市的联系，强化广州市中心城市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多次驾车行驶在这一条路上，感觉良好。这的确是一条高标准的城市快速路，设计车速为地面60公里/小时，高架桥80公里/小时，路口全立交，无须交通信号灯控制指挥。全路设置完整的行人系统，无行人横道线，行人横过马路采用天桥或隧道形式。

这条路，使广州开发区与广州市区的理论车行时间缩短为半个多小时。

俯瞰今日之广州开发区，我们对前文所述汪洋到科学城调研时指出“广州科学城代表了广东的未来”大概就能略懂一二。

究竟什么样的发展，才能担得起汪洋如此大的期许？时任广州开发区宣传部长马正勇言：“科学城是广州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一精神文化的现实载体，是萝岗和其他区的区别所在；它不仅是整个广州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创新文化的聚集地，同时它还是生态保护、新理念的具体体现；它是广州可以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的重要依托。”

在面向未来这一点上，马正勇坦承萝岗有着后发优势，“知识城现在就是一张白纸，它的建设就是以未来为标准，我们要描述出的是一座未来之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都是身处其中的人，谁能在30年前预见到今天中国的模样、广州的模样？只有凭借超前的意识去规划、去建设，才能得出一个符合今后时代要求的当下作品。同样的，有着12年发展历程的科学城就是这样一个作品。我们推介科学城，就是在推介广州的未来”。

凌伟宪曾言：“中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就像广州城市‘东进’的两个轮子，既在广州转型升级中集聚高端产业、汇聚高端人才，又能逐步抽疏广州中心城区的人口，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广州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10～2020） 》，明确广州未来要用10年时间基本建成能容纳200万人口的宜居宜业的东部山水新城，而早在“十五”期间，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东进”的要求，经过近10年的开发建设，37平方公里的广州科学城已成为宜业宜居的创新型科技园区。

是的，中国乃礼仪之邦，跨国公司是来自异域的客人，作为东道主，为客人准备好椅子，这是起码的礼节。然后呢？要让客人工作愉快，生活幸福。

“十一五”期间，广州开发区累计完成基础（公共）设施投资386.87亿元，年均增速达20.5%。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新建、扩建市政道路通车里程145公里，珠吉路延长线、笔村立交、科学城下穿大观路隧道以及中心城区主干路网等一批道路建成通车，主干路网不断完善，形成连接区内外畅通的交通路网。城市配套日益完善。行政服务中心、网球中心、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区中心医院等萝岗新城36个重点工程大部分已建成或基本建成，萝岗新城“三年初步形成框架”的各项既定目标如期实现。商业网点建设全面启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全面实施“青山绿地、碧水蓝天”工程，建成了全覆盖的污水处理系统，建成绿道141公里，建成香雪公园等一批生态公园，成功创建省林业生态示范区。而到2017年，配合广州东部山水新城的建设，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将再投入4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轨道交通、道路交通、能源保障、生态环保、智慧城市五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构建与中心城区“半小时生活圈”的目标，加快推动地铁六号线二期、知识城线等轨道交通建设。同时，以“三旧”改造为重点，全力推进纳入广州批准改造方案的11个村、1695万平方米的旧村改造。

我曾工作、生活于如今被称之为广州开发区西区的地方。如果说那是一片更适合于创业的乐土，而广州科学城则是一个宜业宜居的新城。

由不得你不信。

朋友，你见过禾雀花吗？

它们生活在广州科学城的天鹿湖森林园区里。当我真的看见那些“雀儿”时，委实被它们吓了一跳。“雀儿”离我很近，咫尺之遥。我望着它们，俨然又回到童年时隔着玻璃与雀儿对视的时刻。这些“雀儿”没有丝毫的敌意与防备，黑芝麻一样的眼睛宁静而致远。它们站在树上，一只一只并排簇拥在一起，一点也不孤独。它们扎堆儿，却又不叠乱。它们的头大都齐齐地向里，只露出红色的尾巴尖儿和乳白却又带点嫩绿的“羽毛”。我稍稍喘息，再放眼四周，“雀儿”也不是离群索居，而是三五成群。看，女儿喊，这里有！那里也有！呀，上头也有，快看，这边还有。“雀儿”已包围了我们，我们已进入“雀儿”的王国。有一缕阳光正穿越林隙，斑驳地落下，阳光让“雀儿”周身光泽四溢。我重又细细仰视最近的一簇是的，它们不是真雀儿，只是像雀儿。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禾雀花。像雀儿的花儿，像花儿的雀儿。不同的意思，一种意味。这些三四月间开放的像雀儿的花儿并不真长在树上。它们长在藤上。由一根极长的藤串起一簇簇的花儿。每簇一二十、二三十朵不等。远远看去，像一大串葡萄，近看，俨然是一群群禾雀在栖息、密语、商议大事儿。禾雀花的藤蔓顺着树干向上攀爬的本领极强。它们盘绕在一棵棵粗壮的树上，乃至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连缀成一条不断的思绪，让整个林间生趣盎然。

朋友，你见过香雪吗？在广州科学城的香雪公园，每到初冬时节，一片雪白的世界会顿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一朵朵“雪花”繁密地悬在半空，如一面雪墙挡住去路。在沉寂、静谧，乃至令人窒息的自然的气息中，我们不妨缓缓靠近——那香游弋、盘桓、起伏，灌满了我们的五脏六腑。近到梅枝前，端详那花，一、二、三、四、五——花瓣乳白，似乎扑了粉。花盘鹅黄，二三十枝细微的花柱宛如缩小百倍又落满雪的枝丫从花盘中向四周直直斜斜地插出，“枝头”点缀着比芝麻还小的粉帽。无雪，无他，唯此梅香尔！

马克思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广州开发区一直在做这样一个“尝试”——既创造历史，又使创造者能够很好地生活。

服务一直在持续进行。

2008年12月26日，广州保税物流园区封关试运作，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快速通关，彻底改变加工贸易企业的“境外一日游”现象，为“深加工结转”类型企业提供快速有效的服务。

2009年，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大提速”，从3月1日起，全区所有行政许可项目实行新的承诺办理时限。现有146个行政许可项目的新承诺办理时限，比原承诺时限缩短401天，平均压缩2.75天；比法定办理时限缩短968天，平均压缩6.63天。

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台湾地区上市公司，投资3.2亿美元，在开发区拥有研发机构和多家工厂。产品以出口为主，主要涉及新型电子计算机、通信、汽车电子、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说起开发区对企业的支持，该公司总经理室总监杨国龙对《经济日报》记者言，2009年，广州开发区对企业缴纳的堤围防护费给予50%的财政补贴，为光宝减少了500万元的负担；光宝公司原来将货物运到香港再转到华东，现在通过保税物流园区将货物直接转到华东，每一个货柜可以节省1到2天时间、4000元运费，大大减轻了企业成本。

广州开发区立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发展的需要，及时“送暖风、鼓士气、稳人心”，2008年出台了含金量达20亿元的9个方面24条政策，并召开扶持企业化危为机的“千人大会”，邀请区内500多家企业和相关机构参会进行宣讲，积极为企业“雪中送炭”，解决企业发展困难。

高效服务意识贯穿广州开发区的每一个人，有一次黄龙云（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现广东省政协主席）因嫌电梯慢，三步并两步从一楼跑上八楼，赶在客人前到达会议室。上行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州开发区的成功与历任官员的廉洁、务实、高效、创新、勤勉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

他们的名字要留在这里：

朱森林、缪恩禄、雷宇、王德业、于幼军、凌伟宪、骆蔚峰、薛晓峰、刘悦伦、陈志英……

是他们，为广州开发区布阵，为广州开发区把脉，为广州开发区的发展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注释】

[1]陈益升、陈宏愚、湛学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5期，第28页。

[2]薛晓峰：《以“双提升”战略打造知识经济高地》，《城市观察》，2010年第1期，第8页。

[3]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12页。

[4]李东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的产生》，广州出版社，2008年7月，第138页。

[5]垂林、沈惠：《在穗开设工厂是宝洁最明智决定》，《广州日报》，2005年8月31日。

[6]郑李锦芬：《安利矢志不移扎根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7月，第192页。

[7]雷宇：《我兼任开发区工作的一些回忆》，广州出版社，2008年7月，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