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信守承诺成就霸业

退地成霸主：信守承诺

古人云：“成于信，毁于随。”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遵守信誉，待人诚恳，这是领导者有效影响、号召下属的方法之一。北宋政治家司马光也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保国。”可见，守信是领导下属的无价之宝，是重要的领导方法。齐桓公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了信守承诺而成就了一代霸主的基业。

齐国与鲁国曾经是世仇，两国交战绵延，实力相当，不分胜负。齐桓公即位之后重用宰相管仲，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项措施走在了各国的前列，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很快就把鲁国远远地甩在了后头。于是齐桓公决定兴兵讨伐鲁国，为齐国报一箭之仇。

由于实力有了相当大的差距，齐国一战就打败了鲁国。双方决定在“柯”这个地方会集天下诸侯，召开一个和会。会议当天，天下诸侯云集于柯镇，鲁庄王同意签署投降书，正当鲁庄王提笔要签字时，鲁国将军曹沫突然冲到台上，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气氛顿时火药味十足，齐桓公也十分紧张，问曹沫：“你想干什么？”曹沫说：“你赶快把从鲁国夺去的土地交出来，否则我要你的命！”说着晃了一晃手中的匕首。土地好歹是抢来的，再交出去虽然于心不忍，但还不会痛彻骨髓，而现在曹沫用凶器逼着他，生命悬于一线，人死不能复生，地去尚可再夺回，还是命要紧。于是齐桓公咬牙答应道：“可以，我答应退地。”曹沫听了齐桓公这句话，当即松开了他，甩手把匕首丢在了地上，退后三步，深深地向齐桓公鞠了一躬，转身便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

从柯镇回来后，齐桓公越想越有气：“鲁国人太卑鄙了，居然在和会上安排刺客，让我当着天下人的面出丑。我兴师动众才夺得一些土地，他们派个刺客就要了回去，这不是侮辱齐国人么？我决不能答应这个屈辱的条件，地还是不能给！”于是，齐桓公找来管仲，商量如何对待和曹沫的约定。

齐桓公的意思是他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被迫答应退地的，鲁国使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所以不能履行协定。要派杀手干掉曹沫，让这事死无对证，不了了之。管仲不同意，他说：“您虽说是在遭到胁迫的情况下答应对方的条件的，但您既然已经当着天下诸侯许下诺言，那就必须严格履行，让天下人知道您是讲信用的。”“如果您想杀掉曹沫毁约，这就违背了信义。虽然能暂时发泄心中的不满，但会毁坏您在诸侯心中的形象，会让天下人唾弃您不讲信义，不守诺言！这个损失可就大了，要比失掉一块土地严重多了！没有信用的君主，土地再广大也不能成为天下的盟主！”听了管仲的分析，齐桓公改变了主意，履行了与曹沫的约定，把夺自鲁国的土地又还了回去。

消息传开之后，天下的人都对齐桓公赞不绝口，把他当成重信义的人，诸侯国之间有什么纠纷，都要他出面解决，许多诸侯国都争着和齐国结盟。短短的一年之后，齐桓公就被诸侯拥戴为霸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霸”。诺言是必须信守的，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都一定要信守。即使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许下的诺言，也不能当作权宜之计，因为天下人只看重是否履行诺言这个原则。(www.xing528.com)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不变的是作为领导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因为智慧是相通得，谋略是可以沿袭的。无论是经营的制胜之道，还是圆融的大智慧，其实质都是一个文化过程。中国式的领导力体现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思想精髓。管理大师彼德·圣吉曾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东方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奥妙宇宙的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精明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式领导力的特质：人本的、德治的、内省的、和谐的。

诚然，从具体的管理科学讲，西方比中国确实研究得更加细致深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它对管理科学，尤其是对个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性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因此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程序化的管理模式已日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西式管理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机器，然后去创造财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越来越不适应企业将自己物化成生产工具，而需要更多的自动自发。现代西方管理的极致是把人变成机器，而人本质上是不可能成为机器的。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认识到了传统西方管理学的致命弱点：“仅把人看作是生产单元，或者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就会忽略他们真正的价值。”西方的管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领导力需要的是“体会追随者的立场”，是“服务精神”，是“正确行为的典范”，是“仁义礼智信”，是教化的力量，是中国式的领导力。

可见，领导力的特质正暗合了现代的人们对于个人的自动自发的要求以及对于组织和谐的需求。

总之，领导力应体现为管理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用以弥补西方式领导中的工具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这是作为领导者必须要重视和培养的软实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