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分税制DSGE模型

分税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和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收制度改革。自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从分税制改革前的4000多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4.0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14年的22%。尤其，自2001年加入WTO和2002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总额、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快速增长，如图5.1所示。并且，这期间我国还推行了关税改革（2002）、废止农业税（2006）、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8）、修订消费税（2008）以及个人所得税（2011年）等一系列的税制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了税收的调节职能，推进了市场公平并保障了社会公平。此外，自2002年以来，我国逐步进行了税制的和谐改革，由此导致了税收结构发生了明显地变化，主要体现在总税收中国税占比的不断下降和地税占比的逐渐上升，并且地税与国税之比不断提升，如图5.2所示。众所周知，税收作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具有稳定增长以及调整结构的作用，因此，在分税制下，国税与地税及其结构的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选择国税和地税政策才能够实现我国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等问题成为经济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此，本书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从中国经济实际出发，构建了包含国税和地税政策冲击的分税制DSGE模型，并对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图5.1　1994—2013年我国总税收、国税税收及地税税收变化情况

图5.2　1994—2013年国税占比、地税占比及地税占国税比变化情况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完善税收制度”为起始语，明确部署了新一轮的财税制度改革，即“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中共中央，2013）。财税制度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更是被赋予了“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全新功能和作用（中共中央，2013）。可见，财税体制既是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以及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引起了各界学者的热议。

我国已经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针对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诸多财税专家做出深入的分析与解释，如高培勇（2015）对现行税收制度格局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评估，并提出了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思维理念及操作路线。由于税种和税率的多样性以及征收权归属的差异性，很难孤立地研究各项税收政策改革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分税制财税制度下，各税种政策改革必然引起国税或者地税税率的相应变动，进而引起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为此，本书从我国分税制的特殊财税制度出发，分别研究了国税与地税政策变化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

从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中不难发现，我国总税收占GDP的比值逐年增加，并且，在总税收增长过程中地税收入的增幅更为明显，有必要从国税和地税政策变化及其结构调整的视角研究分税制度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本书将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以国税、地税政策为外生冲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DSGE模型，并研究国税、地税税率变化及其结构调整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具体地，本书预期通过模拟分析得出产出、消费、劳动、资本存量、资本收益率及总税收等经济变量对国税、地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详细分析国税及地税政策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以期为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定位提供理论依据，并且为我国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提供量化参考。

为了研究我国分税制下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探究国税、地税税率变化及其结构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本书将国税、地税政策冲击引入一般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切合我国经济实际的DSGE模型。

假设封闭的经济系统由代表性家庭、生产企业、政府部门及中央银行构成，代表性家庭在其预算约束下，通过对消费、劳动供给及持有货币资产进行决策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生产企业包括中间产品厂商及最终产品厂商，前者通过雇佣劳动和投入资本组织生产异质性产品，于是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通过一定的技术对中间产品进行再加工并生产同质产品，最终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政府部门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发行债券，其中税收包括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支出用于政府的日常支出及国内债务的本息支付；中央银行采用泰勒规则（Taylor Rule）制定货币政策实现其期望的目标。

（1）家庭

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水平由消费水平Ct、实际货币余额Mt／Pt和劳动投入Lt共同决定，并且效用可分可加，则t时期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at表示对消费的需求弹性，且其对数服从平稳的AR（1）过程：

其中εat表示外生的需求冲击。

在我国的分税制度下，根据不同税种征收权的归属，国税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各类金融企业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等，其中消费税在商品和服务的零售环节转嫁给了家庭的实际消费。并且，由于中间产品厂商由代表性家庭所有，国税中其他税种也以对资本收益征税的形式转嫁给家庭。地税税种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2006年之前）、耕地占用税、个体及集贸税收等，参照刘溶沧等（2002）对劳动有效税率的核算，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及个体集贸工商户税收均纳入劳动要素税收，即以劳动收入税的形式由代表性家庭直接缴纳。鉴于我国的税收制度现实，本书将税收引入家庭预算约束。首先，假设τ1t和τ2t分别代表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将国税税率ηt和地税税率αt分别界定为对总消费（Ct+Gt）与资本收益征收的平均税率和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率^[5]，即

并且，考虑到消费税是家庭缴纳收入税后开展消费活动征收的税种，所以，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显然，家庭预算约束式的右侧表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6]、左侧反映了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内容。

家庭实物资本的积累方程是

其中，Ct、It分别为家庭在t期的实际消费（剔除消费税）和投资，Bt、Mt分别是家庭在t期持有的一期期限的名义国内债券和名义货币，Wt、Lt分别为税前工资水平和劳动投入量，Kt为资本存量，rt为资本的收益率，Rt为债券的名义收益率，Pt为一般价格水平，trt是政府的转移支付。

另外，为了得到国税及地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假定国税税率ηt和地税税率αt均是外生的，并且其对数服从AR（1）过程：

其中εηt和εαt分别表示外生的国税、地税政策冲击。

代表性家庭在无限的生命期内通过消费、持有货币和提供劳动实现其终身效用最大化，即家庭的决策行为是求解如下最优化问题：

（2）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包括最终产品厂商和中间产品厂商，前者使用中间产品来生产完全同质的最终产品，产品的无差异性决定了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厂商则使用家庭提供的劳动和资本按照不变替代弹性技术生产具有差异性的中间产品，因而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

国内最终产品厂商只生产一种同质的产品Yt，其主要用于本国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物质资本投资。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利用连续的中间投入品Yit进行生产［i∈（0，1）］，并且假定最终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it表示使用的第i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参数θt为第i种中间产品的价格高出边际成本的涨幅，令θt的对数服从AR（1）过程

θt的随机性表示了经济系统中存在成本推动型冲击，即总供给冲击εθt。

最终产品厂商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则

得到最终产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FOC为：(www.xing528.com)

在给定要素价格的条件下，第i个中间产品厂商选择生产要素投入量Lit和Kit-1来最小化生产成本：

其中，At表示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厂商i在t期的技术进步水平，其对数服从随机游走过程：

其中εAt表示外生的技术进步冲击。

因此，由FOC可得

进一步可得到中间产品厂商的边际成本：

由于每个中间产品厂商的产品是对称性地进入最终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因此可以集中分析有代表性的中间产品厂商。该厂商由代表性家庭所有，他们的目标与家庭一致，即通过对其产品定价来使得预期利润的折现最大化。另外，借鉴Ireland（2004）的处理，本书假设中间产品的价格调整成本为：

其中，表示中央银行设定的目标通货膨胀率；φ是影响调整成本波动程度的参数。

中间产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不随厂商i而改变，则t时期第i中间产品厂商的实际利润为：

中间产品厂商的最优化目标为：

因此，中间产品厂商关于价格的FOC为

显然，式（5.19）左边反映了厂商提高价格的边际产出，右边反映了相应的边际成本。特别地，在完全价格弹性（φ＝0）的情况下，价格设定规则简化为：

其中是价格高出边际成本MCt的标准涨幅。

（3）政府部门

假设政府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内债券来实现财政收支的预算平衡。即

其中，财政支出包括政府的实际购买性支出Gt、实际转移支付trt和t期需要支付的t-1期国内债券存量的真实本息。财政收入包括实际税收τt、发行国内债券和货币。这里定义国内债券的实际余额为bt-1＝Bt-1／Pt-1，通货膨胀率πt＝Pt／Pt-1。

并且假设政府支出Gt的变化是外生的，它的对数服从AR（1）过程

其中，εGt表示外生的政府购买冲击。并且转移支付trt等于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量，即有trt＝。

（4）中央银行

假设中央银行不采用调节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根据泰勒规则选择名义利率。本书将泰勒规则表示成所有变量偏离稳态值的对数形式，即：

其中为名义利率、总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偏离各自均衡状态的对数偏离值，并且εRt～i.i.d.N（0，）表示外生的货币政策冲击，参数ρi（i＝R，π，y）表示相应的弹性。

（5）市场均衡

对于产品市场，总需求由家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需求和调整成本构成，最终产品市场满足市场出清条件

综合家庭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厂商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政府收支平衡条件、市场出清条件及对外生的供给、需求、技术进步、政府购买、货币政策、国税政策和地税政策的随机性假设，即由式（5.9）—（5.24）共同构建了本书研究的DSGE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