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流动与迁移的新因素分析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据统计，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比2009年下降近2个百分点，内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25]。这一变化应该是产业转移、结构调整、劳动力供求变化及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影响深远，凸显了人口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

（一）“刘易斯拐点”与“民工荒”的出现

近年来，农民工总量增长的幅度都在轻微下降，这显示出“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有所减缓。这是有关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的一个新的现象。

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框架下讨论劳动力的流动，认为传统产业（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设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会持续地向现代工业部门流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这个过程一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这个时候继续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导致工资水平“陡峭式”的上升。^[26]费-拉尼斯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良，假定农业部门（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度确定的工资率。在此借用速水佑次郎对费-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简单表述，说明理论上劳动力的流动情况。

图5.1中，L*点即为“拐点”，如果农业劳动力大于L*，劳动的边际产品是0，因此，只要工业部门劳动需求小于L*，那么，在不变的工资率上，劳动力会持续供给；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到0以上，即L*点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引发工资率的上升。至于L**点，则是农业劳动边际产品价值超过了农业部门工资率的情况，这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将在全社会范围内竞争，二元经济也将不复存在。

图5.1　刘易斯拐点

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重要标志是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水平上升。从这两个表面特征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增量以及现有工资水平的提升，这个拐点确实出现了。2010年至今，每个春节过后的各个劳动力招聘市场，都会出现“用工荒”的情况。珠三角、长三角几乎都处于缺工的状态。据2012年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节后广州用工缺口11.38万人，预计内地对珠三角地区输出劳动力减少的趋势将成常态。^[27]求职者对工资的期待值越来越高，88.5%的求职者期望的薪酬是2 000元/月以上，换言之，1 500元/月以下的岗位再难有吸引力。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2年春季招聘季中，不仅沿海传统产业密集型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在四川、重庆这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也面临着“民工荒”的问题。2012年2月，四川、重庆两地组织企业到同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贵州招聘，争抢人才。^[28]不仅是春假假期后特殊时期会出现用工荒，用工缺乏的程度在一定时期都存在。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

从表5.3和表5.4可以看出，有很多职位存在大量的空缺，而空缺程度最大的机械加工、美容美发、剪裁加工等都是技术性的工种。这就是常说的“技工荒”，不仅如此，也有大量普工岗位的人员缺乏。

与“用工荒”相应的是工资水平的上升。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普工工资平均是1 800元/月，比2011年年初上涨了10%～15%^[29]。最近几年各地工资每年的上涨幅度都在10%左右。而最新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的月均工资为3 485元，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3 805元。

（二）年龄鸿沟

刘易斯拐点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而出现的工资上涨。但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否都进行了转移？有地方官员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企业用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年龄差异，“40岁”是一个分水岭。(www.xing528.com)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说，年龄代表了一种人力资本水平。对年龄的重视代表了一种市场的需求信号。这个年龄的特征在于体力、反应能力、学习能力、适应力等方面能力的差异，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以这个年龄代表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在市场信号缺乏的劳动力市场区分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年龄也代表了一种人力资本的供给信号。有研究发现，年龄与迁移概率的关系呈倒U形，16～25岁和26～35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迁移。^[30]在文献中，年龄对迁移具有负向作用。其原因，有研究认为是年龄越大，从迁移中收益的时间越短。但是考虑中国劳动力流动很多是暂时性的，因此这个结论并不具备说服力，更有可能是年龄越大，找到工作的概率越低。所以，年龄代表一种人力资本的信号。

（三）逆向的“农村户口”

对于农村流动人口来说，在流入地落户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实际上，根据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有 70%的流动人口希望在流入地入户。但是，对农村户口的有关新闻报道也显示，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大学生不再把户口迁入城市，而是保留农村户口。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曾被称为“鲤鱼跳龙门”，意味着能够将户口迁往大学所在地的城市，变成“城里人”，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相关新闻显示^[31]，据浙江农林大学负责新生户口管理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大学新生大部分都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学校。2010年秋季入学的新生中，把户口迁移到学校的不足 20%。该校另一份志愿者调查显示，在已将户口“农转非”的学生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希望在毕业时将户口转回农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浙江，即便是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大学生，也情愿将户口留在原籍。因为村里每年都有集体经济和土地征用金的分红，这些分红都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来自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该报道称，拒绝“农转非”的不仅仅是农村学生，中国社科院近期一项研究显示，八成受访农民工不愿放弃农村户口。在重庆，调查发现，350名农民工中只有三成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以获取城市户口；在贵阳市，发现 98.7%的农村居民不愿转为城市户口。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户籍牵动的利益链条越来越长，农业税的取消，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户口可以获得很多利益和政策红利，其中包括承包地、宅基地的土地价值，农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大都市圈周边的农村更为明显），各种补贴，计划生育管控下相对宽松的生育指标等，还有农村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而且农村户口不迁出，对以后的考研、考公务员和找工作也没有什么影响。

这其实会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将这类农村大学生归类呢？他们是流动人口吗？（在国家计生委的调查报告中，他们被归类为“流动”人口），他们是“农民工”吗？他们在教育上，获得了和城镇同学同样的水平，凭借人力资本，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者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文凭是他们获得的人力资本信号，这与迁移的农民工不同。同时，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是与教育有关的费用，没有关于迁移的成本和收益考虑，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为了收入的迁移。农村大学生更多地被视为“学生”而不是“流动人口”，他们没有一般意义上农民工进城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说，他们的知识体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可以凭借这样的人力资本在城市竞争。与城市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户口所赋予的是身份和相应的福利社会保障系统。与城乡统筹所追求的目标相比，他们达到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凭借人力资本）的目标，但是没有达到享受权利平等的目标。

这个现象对农村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的意义何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一个征地的过程，农村大学生保留农村户口很大一个预期便是获得征地的征地收入。随着征地的进行，他们将成为城镇人口，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延时了的过程。也就是说，土地、农村户口所代表的福利保障体系终究会城市化。那么，这个现象表现出的结论就是：第一，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村劳动力发展更本质的因素，只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或知识水准和城市劳动力类似，那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终将是自由的、平等的竞争者；第二，对现在而言，主要考察的是这部分农村大学生在就业市场（或特定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否存在对于他们“农村户口”身份的差别对待，是否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如果有，那么这些妨碍自由竞争从而妨碍效率的制度或因素就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创新的地方，也是农村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的地方。农村人力资本的培养、积累、使用从来不能在农村解决，而必须在整个市场经济大环境和国家制度条件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