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际间移民迁移就业后获得的经济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有不少研究，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更多集中到“人力资本”问题上来。贝克尔曾指出，如果移民进入的是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则他们在迁入国的经济成就取决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19]吉斯威克（Giswick）和博杰斯（Borjas）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国际间移民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20]。他们用移民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来代表他们的人力资本，认为这些移民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的获得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在美国居留的时间越长，积累的人力资本更有助于经济上的成功。他进而指出，移民在新的环境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在原住国所获得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移居国可用的人力资本。
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作用的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赵耀辉（1997）对不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对外出打工行为的研究；都阳（1999）针对教育对贫困农村地区非农劳动力供给影响的研究；德布劳（DeBrauw）等人（2001）对中国外出移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李培林（2001）等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收益与人力资本相关性研究，由于收益统计和调查困难，所以文献不多。其中侯风云（2007）在其研究中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外出就业收益的相关性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对2 000多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外出打工收入与受教育年限、工龄、外出前受培训状况、性别、健康状况都高度相关，而与外出时间、婚姻等的相关性不强。模型回归系数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年的正规教育，可以使月收入增加 3.65%；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和工龄收益率都较高；而健康方面，身体很好的比其他的能提高外出月收入35.3%，培训中的工业技术培训对月收入影响显著。[21](www.xing528.com)
该研究显示，教育收益率和预想中的偏低，对于分析中显示的教育收益率仅有 3.65%，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侯风云的分析认为，这与劳动者外出时的贫困状况和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区别对待有关。
张世伟等人对吉林省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外出务工时间长的组，组内收入差距大于务工时间短的组；接受其他组织培训的组，组内收入差距比接受企业培训的组大。在进行了样本选择偏差修正之后，教育回报率上升到4.55%。[22]何国俊、徐冲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 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23]王德文，蔡昉的研究发现，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 2 个百分点。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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