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人力资本的投资策略

对于每个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来说，他们的迁移目的是获得更多的收入。城市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提供了远超家庭农业边际价值的收入。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流动，更符合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本质。舒尔茨对此的结论是，个体只有在期望迁移会为其带来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发生，迁移的收益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得到。因此，迁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1]同样的，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一个人力资本的内容，它也是农村劳动力的一种为获取更好收益的投资。

迁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的内容也是在迁移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支出。

（一）迁移的成本

离开原来的地区，迁移这种地域的变动要付出成本。首先就是迁移的交通费用；到新地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工作搜寻的费用，如搜寻信息的费用、试训的费用等，这是迁移的显性费用。除此之外，机会成本是迁移的另外一种隐性成本。虽然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中，农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似为零，但实际上，在中国农村，依靠家庭农业谋生是主要的方式。还有就是离开原有地域带来的心理不确定即对新生活或者新的知识系统的担忧。这些都是迁移的成本因素。

（二）迁移的收益

对个人来说，迁移的收益当然首先是收入的提高，这其中应该包括机会的增加；其次是在新的环境中通过学习、培训、积累而带来的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借此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迁移会使迁移者重新建立或接受一套知识体系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资本，这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尤其突出。

1.新知识体系

农业或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社区，都更偏重于自然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体系，而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格格不入。要引入现代农业新的生产要素和要素组合方式，必须要改造农业的人。这种承担改造任务的人，必须是对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知识体系的适应和了解。费孝通在一次讲话中提道，单靠农民，即使有了劳动力和启动资金，工厂还是办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办一个在现代市场站得住脚的企业要有一套本领，而这套本领一个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是学不到的”^[2]。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以及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都是与原有方式不同的新系统。除了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观念如纪律性、个人利益基础、继续学习等和城市文明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来说也是新的知识内容。这个学习新知识系统的过程也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差别对待除了经济因素，可能就是这两种文化系统的冲突。但是，这种学习之后的新的观念或者新的知识系统，将形成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

2.新的社会资本(www.xing528.com)

把农民工进入城市和新的工作岗位视为进入一种新的知识系统的话，那么，除了新的知识系统的学习，劳动力的这种流动还有一个效益就是建立或积累了新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同样是人力资本的增值。社会资本通常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它同样具有经济学意义，因为它是生产性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存在于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资本是其存在形式；人力资本是肉眼看不见的，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的作用。”^[3]

社会资本是在一定的社会资源中形成的，在使用中体现出来，它和人力资本一样，是一种体现着人本身的能力，也是一种积累在人本身的像知识一样在使用中能创造价值的内容。波特斯指出，社会资本具有“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4]，移民可以凭此获得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或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在迁移过程中也有节约迁移成本、减少风险的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社会资本是一种广义上的人力资本。只是，体现在流动劳动力身上的社会资本的增加，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或者可能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在中国很多城市，可以看到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如上海的“浙江村”。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同阶层的扩展。

3.社会效益

除了迁移的私人效益，迁移还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种社会效益，使迁移成为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个问题。

首先，迁移，尤其是大规模的迁移，改变了迁出地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结构，也改变了迁入地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于中国农村的直接影响就是，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来看，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同时，大量劳动力流出农村，又对农村的劳动力构成产生影响。相应的，对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生育率、人口出生率、婚姻市场、经济水平及生产方式都有较大影响。

其次，中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起到了改造农村观念和农村社区的作用，这是流动后形成的人力资本外溢的结果。劳动力流动，给农村地区带来新思想、新观念，而这些会增加农村社区的现代性。迁移人口的汇款带回或寄回的物品、回流人口、临时性的和季节性的迁移人口、回乡、进城探亲等，会通过提高当地生活水平、改变消费方式等对农村社区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农村社区的基本功能和结构。湖南澧县县城人口原来只有7万人，但是目前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商品房的建设。对商品房销售情况的调查显示，大量新增的商品房是被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购买，他们在县城购买房屋，家庭（父母和孩子）从农村社区迁到县城，方便孩子上学，也能享受便利的县城设施。

这样的迁移在城乡地区不断发生，小学教育几乎都集中在乡镇，不再在村里，很多农村家庭也往城镇或者交通干道集聚，造成的结果是农村社区的日益凋敝，原来的村落被荒废。这是近年来农村发生的实实在在的改变，这种农村社会生态的改变，会发生如加塔克（Ghatak）所说的“组织重构”，即迁移引起的家庭、社会等传统亲缘关系对迁移者本人在资源及地位上的控制减弱，从而使社会联系与社会组织产生新的分化与重组。^[5]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有着现代化的意义。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外溢，还表现为对农村地区经济的带动。如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地区招商引资，都是迁移流动带来的正面效应。所以在对劳动力流动方面，各地农村干部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在很多落后地区有“走出一人，脱贫一户”的说法，还有把劳动力流动视为一种“留学”，一种学技术和改变观念的过程。一项对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返乡创业者在资金、技术、信息、经验等方面具有优势，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成功率较高。调查中提到的湖南嘉禾县的返乡创业城、返乡创业一条街，河南邓州的返乡创业基地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地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来自返乡创业者，政府将劳务经济称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