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农村电力系统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网络建设。2007年，我国财政支农投资达到3 917亿元，以后每年还以10%的速度增长。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果，从以下对农村社会调查可以看出。（见表4.3）
表4.3 对农村道路建设、电网描述[46]
从以上数据看出，随着国家对农村公用事业的大力建设，目前我国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道路可及程度和班车的可及范围来看，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改善，等于国家对农村整体经济水平的投资，相应也会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道路的便捷、更便宜的交通工具节省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和资源流动的成本，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有极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电网覆盖率就超过了90%。到2009年，约有87.5%的村庄电网经历了农网改造。目前，农村电网的情况供应良好，我国农村电力设施建设的普及性已经相对较高，电力基础设施经过不断改善，现在绝大多数的村庄已享受到较为充足和稳定的供电服务。但是，作为重要的生产能源，电费价格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过高，对农村的生产造成了影响。
在农村中，目前电话和手机的普及率较高。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仅仅有1.1%的村庄没有任何电话和手机等通信设备，68.9%的村庄农户电话和手机的普及率超过了80%（见表4.4）。
表4.4 村庄农户的通信设备拥有比例表[47]
与电话和手机相比，有线电视的普及率较低，这与村庄对有线电视的收费和接入成本接受度有关。
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村级的基础设施硬件水平处于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但公共服务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要求（见表4.5）。农村的各种资源向城镇流动，带来的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流动，还带来了社会化服务短缺。除了医疗和教育之外，农村的水泥匠、木匠等服务性人员也严重短缺，使农村社会服务不足。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www.xing528.com)
表4.5 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2016）[48]
（二）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
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二是农村投资所在地对投资（资源）的利用。承接投资利用方面的是当地人力的组织效率。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政府动员并组织集体化体制所控制的成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承担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强制动员和行政拨款结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具有很高的效率。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在2004—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由国家投资，而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则根据各地需要，通过农村“一事一议”制度来筹资筹劳。“一事一议”制度在农村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面的效率如何？本人旁听过湖南省临澧县陈二乡响水村的一场村民会议，讨论村里的堰塘清淤的问题。由于淤泥堆积，导致村里的水渠无法使用，村里决定开展一个小工程，清淤和维护水渠，这个项目需约3万元的资金。会议的结果是因为人数不够而作罢，而这已经是第三年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例，据一项对苏北5市50个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效率的实证研究，“参加议事的户数达到要求、商议并有决定、资金能筹集到账”的村不到50%[49]。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项调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服务的4个要件为：政府意愿；水平与能力；“桥”；被组织起来的承载体。其中对承载体的要求是“被组织的”，这恰恰说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问题，小农经营的过分分散使组织成本过高，因此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推行。
正如温铁军所说的，“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府主导为主的领域”[50]。除了政府意愿的强有力作用外，农民的组织效率也至关重要。现在的支农资金存在于地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比如，小水电改造对口的支农资金在电力局，小水利建设找水利局申请，有线电视入户是广电部门。诸如此类，支农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之中逐层下拨。要充分利用这类支农资金，必须“能跑会写”，以申请各项资金投入。这种资金利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对政策的理解掌握能力，而这正是农民最薄弱的地方。因此，农民的无组织性，在目前的投资（支农）制度下，资金利用效率不足。
制度创新，必须有利于农民成为组织化主体和制度受益主体的组织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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