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培训的需求因素分析

（一）研究文献综述

1.农民工培训对收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如教育和培训的收入效应来研究投资决策的。贝克尔和明塞尔对教育、培训的研究，使用了工资率和挣得的两个收入概念的区别。而挣得更能体现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效应。明塞尔通过对培训和收入的关系分析，估计培训收益和投资效率。他认为，培训提高了收益，这种收益是在整个工作时期内。在明塞尔的人力资本相关的收入剖面图中，收入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实际上，这种人力资本效应的分析，前提是投资人一生职业化的写照。在这种假设中，就业市场是完美的，收入增量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量；而就业者是在这个职业上终身就业的，没有失业或其他干扰。

（1）这种就业市场并不是常态。真正的就业市场，尤其在中国，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首先，对于农民工来说，农村户籍本身就使很多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时候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其次，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都处于弱势状态；最后，社会和企业对于农民工的保障是不完全的。合同不完善和保障制度缺乏，使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些农民工在就业市场，有很多相关文献的分析。罗明忠（2008）分析农民工转移后回流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农民工在结构性矛盾的就业市场上难以适应，收益和预期收益低从而回流。徐建玲（2006）提出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弱势，并比较了第一代和新生代的区别，提出国家应该对人力资本进行培养的问题。另外还有文献从农民工就业市场的次属特征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工培训上增加投入。

（2）国内对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的研究。罗忠勇对珠三角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发现，专业教育的收益率远大于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接受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回报；农民工包括大专和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在内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远高于初中和普高等基础教育的收益率。例如，同样是初中后教育3年，但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41%。同时他们发现，农民工的专业教育之所以有更高的收益率，很可能是因为专业教育对具体生产比基础教育更有针对性，影响也更直接。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高教育都是初中后继续学习3年，但前者的收益率高出后者40%。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同样是不能或不想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比接受普高教育更划算、更经济。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认识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模式，以培养能充分适应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

（3）培训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比如农民工工作变动，在行业内和行业外变动的情况，这是从职业角度看待农民工人力资本变化的方面。与明瑟尔观察的现象不同的是，农民工接受培训后，或人力资本增加后，跳槽频率增加。对于这种情况，明瑟尔的理解为培训职业化成本内在化不够。

谌新民、袁建海（2012）从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两个方面界定就业稳定性，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进行分析，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短期劳动合同，工作转换次数与工资水平呈负向关系，稳定的就业关系有利于企业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进一步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和工资水平，乃至产业转型升级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黄乾（2009）并没有设置相应的指标或变量来衡量就业稳定性程度，而是通过调查问卷中设置相应的问题直接来区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他在下一个研究中（2010）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都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孙睿君、李子奈（2010）通过对不同理论的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表明，整体上看长期劳动合同工的工资要高于短期劳动合同工，无劳动合同工的工资收入仍然低于长期劳动合同工。陈祎、刘阳阳（2010）研究表明，签订合同的工人月收入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高。

上述研究或用工作流动频率或用劳动合同长度等来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他们都指向一点：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收入有一定的联系。

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隐含着的工作转换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工作的转换和搜寻是劳动者寻找合适工作岗位的过程，劳动者的工资会随着工作转换而增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虽然转换工作可以增加工作见识，并且可能在工作转换中搜寻到合适职业。但更多的情形是，当工作转换发生时，新生代农民工将面临就业风险（谌新民，2012），通过“干中学”在企业内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职业技能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发生中断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浪费，只能依靠其学历水平等通用性人力资本进入新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就业成功的基础。因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并不能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也不能构成企业的核心财富。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以及员工本人在企业内部成长都有着重要作用，通常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期限越长，往往工资收入也越高，因为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增加，企业也有动力提升其工资水平，相反离职越频繁在职期限越短，收入就越难以增加。

大量调研数据和研究文献已经证实，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已经成为影响其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似乎陷入了一种由低端产业、低技能水平、低工资水平、较差的就业稳定性构成的“流动怪圈”。而且，已有理论分析更适用于因为“经济理性”的自愿流动，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转换有很大比例是非自愿流动的，同时，职业发展理性、工作环境等因素已经成为继“经济理性”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转换的重要诱因。

2.对农民工培训需求的研究

周化明等人在他们1 000多份问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需求，认为他们期望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从而在所从事的行业和企业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他人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学习得到职级、职位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待遇提高无疑也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调查表明，农民工最希望接受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依次是：工艺技术+管理技能培训（44.73%）、管理技能培训（21.12%）、工艺技术培训（9.9%）、维权知识培训（9.4%）以及公民社交礼仪等知识培训（9.3%）。前三者均与农民工个人升职、升级有关，反映了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时的现实考量。在分析了农民工现有培训模式后，作者提出了农民工创新的培训模式，如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必须坚持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并重的办学方针，树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念，实行“零距离”教学，探索建立与农民工市民化相适应的开放办学模式，课程模式可引进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MES职业技能模块组合。笔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要真正为农民工和产业升级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农民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培训上，还要考虑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所需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培训。

陈峰等分析了两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代际差异研究指出，第二代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较高，而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往往是一些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培训，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这些教育培训对提升第二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希望获得职业技能、科技文化与致富经验等方面的培训。

肖称萍则从工业化与城镇化双重视野讨论农民工培训，认为农民工有强烈的进入城市首属劳动力市场的愿望，但进城后由于种种原因限制，一般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谋到工作。因此，要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农民的就业制度、监测评估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

3.对就业与职业化关系的研究

“就业”是否等于“职业”？提供劳动岗位是否等于取得职业？对于就业与职业关系，有文献提出和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丁大建，2008）。作者认为，简单来说就是劳动者与企业（雇主）之间的互寻和匹配过程，就业又是劳动者与职位的匹配过程，而在职业化的就业体系中，这种匹配是以职业化的职业特征技术和规范为匹配标准，劳动者要通过接受教育机构提供的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满足职业的需求：技术和规范；企业（雇主）也是以这种技术和规范作为招聘的选择标准。就业的职业化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由之路。就业的职业化，是指职业的“技术”和“规范”，即包括对从业者的要求，也包括对用工者的规范。对从业者的要求包括：知识和技能方面、职业道德和协作精神方面、职业责任方面、行为方式和操作规范方面等；对用工者的规范，是指为从业者提供与所从事职业相适应的职业报酬、职业安全、职业培训、职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完备良好的劳动条件等。由此可见，就业的职业化不仅仅是对劳动者、求职者的要求，也是对用工者的要求和约束。

孔令新等人从“就业能力”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有希望从事声望较高职业的“偏好”，这是发展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愿望是合情理的。职业声望的变化是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选择的一种重要动力。政府、社会、市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一方面能够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以更好地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就业能力的提升与各主体息息相关。农民工仅以劳力提供劳务谋生，职业领域狭窄。

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农民工作为城市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其就业能力的高低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其职业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素。那么，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形成自身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如何利用这种人力资本？

一个共识就是，对于农民工来说，从职业意义上进入培训体系，对于他的职业和职业成长、生活将产生重要的意义，他将成为企业公民和社区公民，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创造现代文明价值，这也正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梦”的体现。

（二）不完全市场：信息透明的要求

贝克尔在谈到一般培训的作用时强调，“纯粹的一般性培训”对于所有企业有着相同的作用^[8]，它使这些企业的边际产出同等程度的提高，因此工资率的上升水平将与边际产品的上升水平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培训会提高职工的远期工资水平，从而刺激企业职工投资培训。

贝克尔关于培训收入效应的阐述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信息高度透明，没有任何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培训产生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会立刻得到体现和实现。但是，这仅仅是原理本身，而不是真实的劳动力市场现实。真实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信息的透明度或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信息对称。其实简单来说，劳动力在市场上的需求方寻求劳动力的过程就是信息搜寻和信息甄别的过程，劳动力供给方的供给就是在市场上提供信息的过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其实就是信息均衡的过程。

施蒂格勒（Stigler）在讨论市场上信息的作用时，以价格离散状态代表市场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他认为，价格离散是平均价格搜寻次数的函数，这当然和搜寻价格的成本相关，而平均搜寻次数又是商品本身性质的函数。因此，他讨论了商品供给方的广告的作用和价值。施蒂格勒认为，广告是向潜在的买主提供有关卖方信息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有力手段。它的价值在于，买主的这种搜寻所产生的预期成本降低搜寻额的总量。因此，广告的作用相当于很大一部分买主进行了大力搜寻的效果，它客观上提供了一种信号，一种关于商品性质本身的信号，这种信号加强了买主搜查成功的机会，降低了匹配的成本，也提高了效率。施蒂格勒认为，在劳动力选择就职的行业、地点和具体职位时，也存在类似的购买商品的信息搜寻问题。^[9]

（三）职业教育和培训信号

那么，劳动力这种“商品”类似广告的信息，对于“买主”来说，怎么获得呢？对劳动力这种供给方来说，又如何传播呢？如何更有效地提供劳动力的有关信息方面，Spence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获得的文凭是有关劳动力能力的信号（信号成本与生产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方根据求职者提供的“文凭”信号，提供以信号为依据而制定的工资（这个工资来自雇主对于信号和边际生产量相互关系的观察），而工资体现了求职者的信号成本收益，从而刺激投资者对教育计划进行调整。(www.xing528.com)

既然教育文凭能产生信号，消除搜寻成本，为什么同样与生产能力相关的培训不能提供一个信号，从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效率，进而产生求职者对培训的需求刺激呢？

这里摘录一段新闻，作为目前市场上对于职业培训现状的认识。

【案例】“技工荒”如何求解 技术工人生存状态和培养模式调查^[10]

（2012年2月24日）

技工招聘哪里找？

“校企联动”受青睐

什么样的工人能称为技工？过去，我国的技术等级标准，按照工种分成不同的等级系列，复杂技术工种一般最高为八级，如八级钳工。如今，上海市技工协会秘书长朱春生告诉记者，一线工人的技术等级分为五级：五级（初级）、四级（中级）、三级（高级）、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职校出来一般能到四级，没读过职校的，也可以去培训考证。”

据统计，目前，我市技能劳动者中初、中、高等级比例约为38∶37∶25。而外来务工者中，根据2010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技能劳动者的比重为31%，高技能人才仅为3.41%。

职业技术学校是工厂招聘技工的首选。“我们工厂的技工，60%直接来自学校”，青浦工业园区日立电梯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金世伟告诉本报记者，这几年来公司一线职工队伍颇为稳定，今年也“不太缺人”。日立电梯员工中55%是一线工人，其中95%具有大专以上文凭，所在的大型数控操作、焊工、装配工等岗位，都必须看懂图纸，按技术要求操作。“在劳务市场求职的，以无技能的普工为多，根本不可能招到大量对口的技术工人。”金世伟说，他们青睐“校企联动”，与湖南、山东、江苏、贵州的4家职校展开了校企合作，有4个机电专业班挂起了“日立电梯”牌子，这300多名学生在明后两年都将进入公司上岗，成为日立电梯一线技工的后续力量。首批学生今年下半年就将进入企业实习。

上海本地也有这样的技校——位于闵行的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就是一所专为企业提供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专科院校。院长项家祥告诉记者，三年制学习的最后半年，学生都是去相关企业实习，做得好便能留下。而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如上海通用等，更是直接把技术专家派到学校，参与实践类课程的教学。

“我们的学生到了企业，几乎可以马上上手。这样的人才非常受企业欢迎。”项家祥说。23岁的张×曾在东海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习，“像我上过的电机装配、电机嵌线等专业课，都是老师傅搬来小电机现场教学的。”张×大三起在上海电机厂实习，毕业后顺利留厂工作。

东海学院数控专业的课程计划里，除了一些必修的政治、英语外，几乎全是实用性极强的课程：机械制图、数控编程与加工工艺、切削加工技术等；而“职业能力证书要求”一项被单列出来，三张中级证书为必选：数控机床工、维修电工、AutoCAD；另可选考相关的高级证书。正在闵行汽轮机厂实习的东海学院大三学生阎×告诉记者，这些证书在求职时非常有用，“单位招人主要还是看证书”，他已经考了铣床高级证书。

技工到底缺不缺？

中等技能人才最难招

究其原因，除了技工的培养速度跟不上企业产业升级需求，还在于技工培训考核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脱节”。技能等级培训和考核是劳动部门的事，工人需要自己花钱和时间去考，不少企业也并不是按技能等级证而是按岗位来区分工资待遇的。因此，很多一线工人对技能等级证报考意愿不强，在他们看来，即使没有证书照样能找到工作。向逸峰也说，有经验的技工并不一定有证，企业自己心中有数，但一旦某个关键岗位上的技工跳槽，“就很难迅速在下面的工人里找到替代，而到市场上招，又是‘大海捞针’”。

而那些职校出来的学生，也往往不安于在“技工”的路径上成长。阎×来自山西太原，高中毕业后考到东海学院。“选择这个专业是想将来能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他说，“但还是很羡慕那些能坐办公室的同学，希望有机会能转岗吧”。来自江苏徐州的张×目前每月税前收入达4 800元，也想“提到办公室”，因为“收入倒不一定比做工人高，但老师傅水平再高，也是在‘下面’”。

技工前景好不好？

月薪过万可能要奋斗20年

公司给中等技术工人开出的工资达4 000～5 000元。日立电梯实行计件制，一名熟练、高效的技术工人，年收入亦可达5万到6万元。这个数字，比起一些招聘会上3 000元的本科毕业生起薪，已经高出了不少。

但技工成长不易。“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从出校门时的‘五级’（初级工），晋升到行业顶尖的‘一级’（高级技师），差不多要20年。即使能力过人，越级参加技能竞赛，最快也要在30岁左右达到‘一级’。”朱春生说，一般到了“三级”，薪酬便开始涨了。

要建立有效的刺激培训量的信号系统，必须考虑与技术培训需求相关的因素。从这个对技术工人需求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工作机会、预期工资收入、培训成本、工作发展机会、非货币化收入、工作声誉和社会地位、转换职业机会（成本沉没概率）、培训的质量，这些都是职业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

从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来看，尽管就业机会和收入预期较高，但是，职业声誉和转换工作的概率是培训需求的负相关因素，中国传统的对于“工”与“仕”的观念强烈影响职业的选择，这是一个负面因素。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工业化过程尚短，对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应有的认识。另外，影响培训需求的因素，就是职业教育所提供的内容与企业要求不匹配，这影响了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使职业教育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在讨论农村教育时讲解过。世界上职业教育体系，各具特色，如日本企业的“学徒制”及“终身雇佣制”，德国职业教育的“学徒制”以及职业教育的实习制度，都是在市场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有效率的培训制度。我国职业培训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也必须结合国情，理清市场需求因素，从而建立有效供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