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农业部门实现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按照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的论述^[24]，只有通过技术变革——新的耕作技术、更好的种子品种、更有效的动力源和更便宜的植物养料来实现。在这些“新”的投入下，农业有意义的增长才成为可能。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其实和库兹列茨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观点是一致的^[25]，可以总结为：在现代经济增长时代，把科学知识系统地运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增长的关键是要落实到科学知识体系的引入。

舒尔茨给出的农业增长途径，是新的投入，包括对农业研究这类活动的投资，以及对将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农民的教育进行投资。这些投入是农业的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增长的基础。这些新投入包括：新的受教育的农民、科技和推广部门、生产资料供应商等，它们将形成新的生产函数。而新的生产函数所隐含的技术水平是由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形成的，这区别于传统农业。

基于知识体系的投入作用，意味着对农业发展而言，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农村人力资本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知识积累和利用方式。新的投资，如对生产新技术知识的农业研究能力的投资，对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农民能力的投资，都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有关。因此，这种农业新的生产函数几乎也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函数。

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粗略分析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情况。农业生产率可以视为劳动者的单位产量和每公顷土地产量的衡量。

（一）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难于准确得到生产各项作物的劳动人数，大略以人均产量来表示。

1.人均产出率

表3.7提供了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

表3.7　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统计^[26]（1979—2013）单位：千克/人

从表中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均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但年均增长并不显著。增长显著的作物主要是糖料、牛羊肉等。

2.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27]（见表3.8）

表3.8　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单位：千克/公顷^[28]

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的时间内，我国稻谷的土地生产率增长幅度是每年0.65%，这远远逊色于日本农业的长期增长率，日本1880年到1980年10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2.3%^[29]。

3.农业集约化程度国际比较（见表3.9）

表3.9　全世界2010年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统计（摘录部分国家数据）^[30]

由表3.9可以看出，世界上各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差别很大，如美国、澳大利亚人均耕地是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几十倍。根据联合国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把国家按人均耕地面积丰裕程度区分的话，一类是人均耕地充裕的，如美、加、澳洲；另一类是人均耕地不充裕，人均耕地在5公顷以下的。根据各自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这两类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农业集约化方向不同。在人均耕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就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精细的机械化生产和化肥投入，以进行土地资源替代，日本、韩国均是如此。

与农业较发达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土地投入的资金密度显然不够（对比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机械数量）。当然，高投入也容易带来高成本的问题，这在日、韩的农产品价格中也得到了体现。

（二）劳动生产率相关因素分析

1.国际经验

在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一书中，作者认为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称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远见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力资本的改善，是农业生产率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他们从假设各国之间的农业生产率的差距取决于农业中的现代技术投入品的价格差别和能产生一系列创新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出发，分析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他们以三种源泉解释了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国内资源、现代投入品（化肥和机械）、人力资本和教育（一般教育和技术教育），发现其中每一项能解释大约1/4的生产率差别，规模经济能解释15%，剩下10%是无法解释的^[31]。

在对美国和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中，速水等认为，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增长可以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要素替代过程。作为对相对要素价格的长期趋势的反应，各种要素沿着一个长期生产函数相互替代，而沿着长期函数面的运动意味着技术变革。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开发农业技术以促进相对丰富要素替代稀缺要素的能力。速水认为，对美国和日本来说，工业强有力的增长从而以持续下降的价格提供化肥和机械，以成为农业增长不可少的一种要求；为了充分利用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机会，研究和推广的努力是同等重要的，比如，如果没有对化肥更为敏感的作物品种出现，更低的化肥带来的好处也会受到限制。因此，“美国和日本农业增长的成功之处在于，农民、研究机构以及农用供给工业具有根据要素价格变化所传递的信息来充分利用新机会的能力”^[32]。这种能力似乎依赖于一种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能够向生产者、公共机构和私人产业准确反应要素禀赋的经济含义。

2.中国农业的特点与生产率

从表3.9的农业化集约程度来看，我国是人均耕地极其稀缺的国家。为了弥补土地资源稀缺，我国农业化肥投入量较高，这可以看作是对土地的替代。同时可以看出，我国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方面的投入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业劳动替代方面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使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幅减少，2016年，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44%，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还是74%。理论上，就业人口的大量流出，在技术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减少农业产量。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内部配置也是高效率的，那么，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必然影响产出。他举了印度流行性感冒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村产出影响的例子^[33]。(www.xing528.com)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是否影响农业生产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内有不同的看法。如白南生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只是对家庭畜牧业有负面影响。^[34]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与观察不符。实际上，更多研究指出，迁移对农村农业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劳动力减少，产出下降；另一方面，家庭汇款增加，产生替代作用。罗泽尔（Rozelle）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是，每增加一个迁移者，农业产出每亩（1亩≈666.67平方米）减少101斤（1斤=0.5千克）（平均产出的14%）。据此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推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粮食产出增长速度降低，或许是迁移不断增加带来的。^[35]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肯定能对农业产出产生影响。虽然汇款有所增加，但汇款有多少作为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没有实证研究。实际上，汇款可能会用来雇工或雇佣机械，但成本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使农民家庭仅仅生产达到维持生活的产量。

（三）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

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源和制度禀赋的考虑：

1.现实的土地资源稀缺

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划分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并在使用权方面有很多限制，这其实和日本二战后很像。这也是制度形成的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条件。

土地的稀缺，加上农村兼业家庭占大多数（随着制造业从内地扩展，内地就业机会增加，这种兼业状况会更明显），这种状况将会造成兼业农户不放弃土地，土地难以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不专职农业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的局面。

2.农业劳动力短缺

工业化的发展使农业以外的其他非农行业提供了大量工作职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面临选择：农业生产率与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比较。从这个角度看，农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3.人力资本不足

农民非职业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游离状态使农业就业不确定，农业就业时间不充分。农民非职业化导致农业知识体系的培养、教育和农业推广工作失去基础。

传统农业知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下，已不能满足一个职业农民的要求。农民职业以及相关人力资本建设必须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这个知识体系包括现代基本教育、市场知识、农业专业知识。它依赖于基础教育和农业推广体系。

农业知识培训和推广形成的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这在美国、日本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在我国，农业推广的对象很多是对新技术没有需求和接受能力的半劳动力（老人和妇女），以及非全职从事生产农业的农民。所以，对农民进行的职业培训，经常会出现课率寥寥、流于形式等问题。

目前体制下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身份属性，而不是职业。非职业，就没有专业知识积累的动力，农业人力资本就无从积累。而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农业科技研究和农业推广机构的公共性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农业推广的效率也不高。虽然在良种方面的推广有一定成绩，但在整体农业推广方面力度不大。

4.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

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用油、电力、机械等相关产品的合理的价格体系，也是诱导技术变化、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市场环境下，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也在于新技术和新要素——产品价格的比率。我国的农机部门应该开发推出更好的、更适应我国农村需要的新农机，同时也要创新商业推广，如以按揭之类的方式促进销售。另外，作为农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国家政策也应给予农业机械等产业支持。

5.大量基础设施投入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条件

这种大量集中的投入不能依靠农业的自我积累，只能来自政府公共投入。只有基础设施完备，与农村、农业外部市场联成一体，才能减少过高的交易成本，使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成为可能和现实，也才能在市场价格体系下进行技术选择和替代。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大，各种补贴包括农业机械、农用车购置补贴开始实行。只是，这种补贴如何真正起到整体技术升级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和分析。

传统农业的改造，或者现代农业的发展，对日本和美国等发展道路的观察，可以发现其本身便是一个投入巨大资金的过程。这种巨大投资的来源和动力，取决于制度。舒尔茨在讲传统农业改造时谈到新要素的替代使用，但没有谈到如何使新投入和新元素进入传统农业。如果土地资源可以流动，那么这个问题可以从市场选择中得到解决。如果像中国、日本一样土地规模和使用被制度限制的话，那么这种投资驱动从何而来呢？

所以，农村发展，或者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从土地制度和农村人力资本制度上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