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测算都偏低。其原因有多种解释。一般认为，城市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低水平的农村产业结构不利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发挥；另外，城乡就业差异也降低了农村教育的收益率。
实际上，其原因很可能如舒尔茨所说，我国农村和农业是一种传统的固定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平衡。这种平衡使技术水平固定，新的技术难以出现，所以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素质缺乏提高的动力。
（二）农业生产函数：负教育系数
有研究用生产函数法估计了教育对农业收入的作用。[4]生产函数模型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产出是包括教育等家庭特征在内的一些变量的函数。
式中，Y指产出；S指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向量；X指可变投入向量；Z指固定投入向量。
运用规范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可进行经验估计的模型：
式中，教育只是移动了生产函数，而没有改变其他投入的弹性。
该研究模型估算的结果显示，不论是以家庭的最高教育程度还是家庭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作为教育的代表，我国农村教育系数都出现了显著的负值，这表明教育与农业经营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直观地看，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条件不变时，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就越低。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农村家庭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变量，实际上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往往投入非农活动中。这里的教育系数更确切地说，代表知识和人力资本，对家庭农业生产并没有明显作用。
这个结果并不是孤立的，在更早时期，李实等人在教育对农业生产产出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教育的系数同样是负值。他们对这个负值的解释是，在农村，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种什么作物，产品出售的价格和销售渠道都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进行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通常由行政而不由市场决定，因此，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的最佳组合方面的作用不大。[5](www.xing528.com)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教育在传统农业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因为传统农业的知识可以在家庭和劳动中获得。只有在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农业中，教育才有巨大的作用。而在由于政府意识形态和正式制度剥夺了农民生产工具时，农民就会失去了应用技术的经济刺激，对教育也不存在需求。
中国农村现实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解释农村教育收益率偏低的现象。我国农村的农业生产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特点是土地生产规模偏小，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知识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自产自足。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教育水平要求不高，因此农村很多的劳动力一旦决定从事农业生产，就会选择更短的教育时间。从长期来看，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对教育的需求，同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保持在低水平，形成一个低循环。
所以，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必须依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和替代。
（三）教育与非农活动
在农村经济活动中，除了农业生产，还有大量的非农活动。[6]所以，在农村范围，同样存在就业选择和资源配置的问题，教育在这种选择中发挥什么作用，却少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教育在农村的非农活动中体现的作用应该与农业生产不同，有研究在分析教育对农村家庭非农经营活动的影响中发现，家庭中男女主人的教育水平对家庭从事经营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
这也说明了美国经济学家韦尔奇的观点，他在分析教育的生产价值时，提出教育的增加可能提高工人获取、处理有关其他投入物的成本和生产特征的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许多研究表明，引起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来自非农生产领域。非农活动包括家庭的非农的经营活动，也包括非农的生产活动。
非农经济活动也包括获取工资的非农工作。在这方面，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度因素上，主要是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由于原有体制的劳动力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受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其所得报酬低于其实际的边际生产价值，因此，降低了教育收益率。赵耀辉的研究认为，由于传统的估计方法忽视了城乡劳动力的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从而忽视了教育在农村个体克服障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因此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8]
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农村人力资本的使用和使用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投入使用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的生产力体系内的合理分工和配置。对农业和农村来说，人力资本的发展依赖于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又必须依托人力资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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