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是人力资本的消费过程，也是人力资本的产出过程。我们重点关注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通常来说，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来自教育和培训。所以，我们分析中所使用的有关人力资本的增量来自教育和培训的形成。
（一）教育与“技术差距”
在农业中，将不同教育水平分开的杠杆，是农业活动反映出来的技术变化，取得进一步教育的动力是基于对不断变化的技术水平的能动性思考。因此，如果技术停滞，那么这种动力就会减少，甚至可能消失。
对于教育的生产作用，纳尔逊和费尔普斯（1966）曾认为，在任何时候，可供使用的技术水平和已体现的技术水平是不同的，其差别是技术差距。他们认为，教育的一种尺度是他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另一种尺度则可能是创新的能力。因此，教育的生产率便与有用技术的变动率（变动能力）以及与技术差距（创新的机会）的大小呈正相关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技术的利用率在不断提高，或技术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教育的收益将会与其他投入物的收益呈比例地提高。[1]
（二）教育的生产价值(www.xing528.com)
美国经济学家韦尔奇在分析教育的生产价值时，提出教育的生产价值植根于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常是使工人利用手中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种更多的产品是教育的边际产量；二是教育的增加可能提高工人获取、处理有关其他投入物的成本和生产特征的信息的能力。这样，教育的变化导致其他投入物的变化和新要素在使用上的变化。因此，可以把教育的收益看作由两种作用构成：工人作用和分配作用。教育的边际产品包括工人的作用、选择其他投入物的量的机会、这些投入物在其备选方案中的分配。[2]
韦尔奇以美国农业作为例子来说明教育的生产价值。他认为，与大多数行业相比，农业中一个较大的教育价值是来自分配的能力。农业的耕作通常包含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要不间断地把分配决策作为它正规的例行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在农业中，与教育水平差异有关的工作复杂程度不同并不是那么明显。因此，他认为，在农业中，分配的能力在决定教育生产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在动态背景下，分配能力与教育生产率的相关程度最高。
（三）教育与新的生产要素利用
舒尔茨在分析传统农业时提出，传统农业在适应相对固定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接近经济上的均衡。但是，在技术上处于动态的农业中，受过教育的人更善于对新的投入物做出评价，并更清楚地分析新的元素的效率。因此，在动态情况下，受过教育的人将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且，不同技能水平间的生产差异程度将直接与进入农业的新元素的流量有关。
林毅夫对教育水平在一个农户决定采用杂交水稻时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采用了类似证券投资的风险识别模型。因为采用杂交水稻对农户来说类似一个风险投资。他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可以提高一个决策者获得辨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使用新技术可能使风险降低。因此，他认为教育程度是一个农户是否采用杂交水稻和采用水平的主要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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