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创新与新生产函数实践

以上章节内容对我国农村教育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初步分析。本书对农村教育的分析只涉及农村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因为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需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考虑，本书分析中没有涉及。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考察，因为很多农村高中教育集中在县城和城镇，因此，对高中和职业中学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综合以上章节的分析，本书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制度创新的方向，在于提高教育供给和提高农村家庭的教育需求。

（一）提高农村教学质量

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的后果，从农村教育投入来说，相比城市，农村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教育投入不足必然损害农村教育的供给数量和质量，这不只表现在教育质量不高，还表现在对学生各方面教育的兼顾不足。

（二）加大公共投入的制度创新

农村的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提供，这是现代政府的职责之一。同时，由于农村义务教育产生外溢效益，有研究使用各省农村的数据，着重探讨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效应，得到的结论是教育对农民收入产生了稳固的决定作用，尤其是中部和西部的教育收入效应要远高于东部地区^[52]，因此从教育投资效率角度考察，中央财政应该在农村教育支出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方应该是全社会。所以，在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方面，应该有更开放的态度。除了加大教育投入外，还应该是教育资源流动，以达到更好的配置。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县级的高中教育集中在县城和市镇，小学教育更集中在镇和县的中心小学，这种配置的基本驱动还是来自教育需求，是农村家庭要保证孩子更好的教育而做出的选择。这迫使政府的教育供给必须创新。比如，是否在政策上支持这种集中？包括要不要收取“择校费”，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教育是均等的话，当然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教育不是均等的，这种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这种成本不应该由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家庭承担，因为享受同样的优质的教育是他们的权利。在这方面，需要由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创新，更多的教育支出要纳入公共支出的范围，如学校集中带来的校车问题，这笔费用必须由政府提供，并且应纳入义务教育投资的范围。

对于农村地区的高中教育供给，也有类似义务教育的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继续升学是一种价值追求，而农村地区的高中承担着这部分社会责任和义务。另外，农村高中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必须更好地进行管理，兼顾效率和公平。而教育供给多元化，应该体现在县级职业中学这一块。

（三）县级中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化

县级职业中学的存在处境尴尬，因为职业中学的教育内容既不被普通学历教育认同，又没有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的供给要市场化，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

第一，职业教育的供应应多元化，不应由政府垄断；第二，县级教育机构下的职业学校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化的结果，很多县级职业教育不能保证职业教育的质量，表现在教师、教育设备、教学场所的缺乏，教学内容无职业内涵，也无职业意义，因此，政府要放开县级职业学校；第三，参考国外经验，职业教育最重要之处在于职业本位，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比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等，因此，职业教育主要供给方应该包括国家、企业集团、行业协会、民营职业学校等。这样既能体现专业性和针对性，促进职业教育需求，同时也更符合职业教育实践性的内在发展规律，保证职业学校真正的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鉴别，使职业教育更有效率。

至于很多农村人力资本研究中提出的农村教育要面向农村，或者农村学校要提供农业技术教育，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看法。在目前农业发展水平下，如果面向农村或提供农业技术作为教育内容的话，这种教育极有可能被农村家庭放弃。实际情况是，如果学生确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话，他就会选择退学，这个选择是理性的。因为农村现有的生产体系的知识，以他在初中所学的知识完全是可以掌握的。农村劳动力技术能力的提高，并不在于学校特定的农业教育，而在于农业的技术推广和职业农民的学习内容。

（四）教育与就业市场的对接

我国教育的配置一直以来都“重学历，轻职教”，这种格局已经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技术工人的缺乏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是市场的直接反应。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2010—2020）》提出，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在中国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技术工人必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要素，而农村正是这种生产要素的主要生产地。因此，使农村的教育达到普通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合理配置十分重要。这种配置必须借助市场达到，而这种市场，必须是国家制度供给和创新的市场，这种制度下的市场必定信息透明而且鼓励职业教育合理发展。

制度经济学指出，制度给定了经济行为人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制度的创新之处，不过是通过行为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变化，刺激决策者对行为做出调整。在原有教育制度下，教育体系提供的信息特别是职业教育信息严重缺乏，使教育体系的结果难以有效传达，市场的劳动力供需方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市场状况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从教育信号的建立和发展开始。

由对农村义务教育需求的实地调查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农村的教育需求方面只有一部分的解释作用，教育的确可作为一种投资，但这种投资是作为什么因素来反应呢？似乎是更高等级教育的一种象征或者成为信号意义。高中毕业升学率在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中有重要意义，正是高中完成后进入大学的信号效果。而进入职业高中的意愿不强，也与教育信号有关。

职业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文凭和学位之类的教育信号。在就业市场中，雇佣者面对求职者，无法低成本地分辨出求职者的能力水平和技能水平。即使是职业高中毕业，也只能用高中毕业代表他的教育信号。按照Spence的信号模型，这种市场无信号的状况，无法分离出能力不同的人，市场是一种低效率的状态。

对雇佣方来说，劳动力的搜寻也是一个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匹配的过程，也是一个产生成本的过程。斯蒂格勒提出，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超市是为了减少搜寻成本的一个制度创新^[53]，人们在超市给出的分门别类的商品中，按照超市给出的价格选购不同质量的产品，超市的存在减少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劳动力的搜寻，同样可以采用类似的途径，创立这样的经济组织来提供关于劳动力信息（数量以及与劳动力能力匹配的价格要求），各地的职业中介所和人才市场都有这种作用。只不过，这种人力超市所提供的匹配功能并不强，对搜寻的效率并不高。原因在于信号的不确定，或者说是信号提供的信息功能不强。

在很多人才市场，招聘要求在“教育水平”一项上，仍然是“初中、高中、大学”等级的分类，这对于要求在生产线上或技术岗位上发挥作用的需求方来说，提供的信号有限。因为一个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技术岗位上的效率如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无从甄别。为了进行技术能力的甄别，很多企业在招聘条件上，不得不以“工作年限”来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因此，在招聘会上，一方面很多求职者抱怨招工方要求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招聘方又抱怨招不到合格的人员。

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应该可以由国家提供制度供给来达到信息对称、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目的。

（五）教育信号：技术教育“文凭”

以学历文凭为信号的中国教育体系配置了资源的流动。这是中国很多教育现象的根源。

文凭，究其根源，不过是国家对教育水平承认的一个依据，它有国家权威的支持，是一个真实、统一的教育水平信号，因此普遍接受为一种证明文件。这是制度建设在市场中发挥作用最明显的实例。

对于职业技术的需求和供应，市场根本没有可供选择的有效率的信号系统，也就没有提供职业教育需求的有效刺激，这是造成技术工人供求不匹配的关键因素。市场制度的建设要在此发挥引导作用，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国家应该推行一套职业教育信号系统，在市场上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在教育需求上起信号作用。

这套信号系统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正式文凭体系，并且通过这种体系的建设，保证它的权威性，起到如同学历教育的文凭证书一样的能力甄别作用。

这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套教育信号系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必须是国家部门统一制定，统一颁发，统一认定的。

（2）职业教育的完成证明、等级证明必须与职业教育的学习时间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国家统一的专业考试。

（3）职业教育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台，这种平台必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区别于技术资格等级的继续教育平台，可以设立专门的技术学位，如技术学士、技术硕士。我国已经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开展这种尝试，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职业教育体系。

这种职业教育的发展上升通道非常重要，它的设置符合中国传统的成才观，反映了职业技术教育具备重要的劳心者内容。所以，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价值，也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符合农村家庭和社区对于教育的期望。

（4）必须强制使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准入制度，强制完成基本职业技术教育。准入制度包括职业教育要求、工作经历记录。应该规定连续的职业资历记录，并将其作为晋级标准，以利于技术和知识的积累。

（5）职业技术教育“文凭”的管理，信号表示必须真实。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和生产率直接联系起来，产生收入效应。如果文凭所反映的技术能力无法和文凭相关，文凭就失去了作用。

真实有效的职业教育学历，对整个劳动力市场形成有效的信号，提高整个社会对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信号作用也刺激教育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

【注释】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0～161页。

[2]Schulta T W：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23.

[3]这样规定有助于计算农村基础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

[4]李瑞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http： //www.gov.cn/jrzg/2006-12/19/content_473136.htm， 2006-12-19/2012-02-06； http： //www.edu.cn/zong_he_news_465/20110929/t20110929_689804.shtml，2011-09-29/2012-02-06。

[5]《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2年》，http： //www.jyb.cn/zcg/jzz/201712/t20171207_868771.html.2017-12-07/2019-12-02。

[6]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gov.cn， 2010-07-29/2012-02-12。

[7]侯风云：《中国人力资本形成及现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8]张锦华，等：《中国农村教育平等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9]李玢：《世界教育改革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www.xing528.com)

[10]马戎，龙山：《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11]马戎，龙山：《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12]国家教委：《新的里程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13]国家教委：《新的里程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14]袁桂林，等：《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15]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6页。

[16]马戎，等：《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7]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8]杨柳新：《人力资本与中国现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9]《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20]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2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527页。

[2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9页。

[23]Michael Spence： Job Ma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 P355-374.

[24]http：//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512/t20151221_225537.html，2018/5/22。

[25]Spence M.Market signaling：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job markets and related phenomena， Ph.D Thesis， Havard University， 1972.

[26]http： //llwjj.linli.gov.cn/HTML/53616.shtml， 2011-08-23/2012-02-16。

[27]http： //llwjj.linli.gov.cn/HTML/53616.shtml， 2011-08-23/2012-03-26。

[28]http： //www.hnfz.net/Item.aspx？id=128548， 2012-03-19， 2012-03-19。

[29]http： //xxgk.linli.gov.cn： 9999/e/sch/s.php？ty=&w=false&f=&dr=true&p=1&sr=score+desc&ext=&rp=&advtime=&field=2&fq=&keyboard=%E5%86%9C%E6%9D%91%E4%BA%BA%E5%9D%87%E7%BA%AF%E6%94%B6%E5%85%A5， 2018/5/22。

[30]侯风云：《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就业相关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9页；刘魏，张应良，等：《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

[31]钟宇平，陆根书：《人力资本理论基本假设的检验：对中国大学生的个案分析》，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期。

[32]马克·布劳克：《人力资本理论的验证》，转引自《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曾满超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33]王一涛：《农村教育与农民的社会流动——基于英县的个案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34]http： //www.hnfz.net/Item.aspx？id=128548， 2012-03-19/2012-03-19。

[3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6]王一涛：《农村教育与农民的社会流动——基于英县的个案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37]Akerlof G： The ma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al of Economics， 1970， 84（3）， P494.

[38]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of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 87， P358-360；史潘斯：《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摘录于曾满超等译，《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22页。

[39]Sakamoto A， Chen M D： Effect of schooling on income in Japan，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92， 11（3）， P217-232.

[40]Sakamoto A， Powers D A： Education and the dual labor market for Japanese 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2）， P222～246.

[41]李锋亮：《教育的信息功能与筛选功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180页。

[42]Riley J G： Testing the educational screening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5）， P227-252.

[43]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 OECD Indicators.OECD Publishing， Paris.http：//dx.doi.org/10.1787/eag-2017-en.

[44]摘编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

[45]《中国职业技术教育》，http：//www.cettic.cn，2011-08-18/2011-12-27。

[46]http：//www.cettic.cn， 2011-09-29/2011-12-27。

[47]埃尔查南· 科恩：《教育经济学》，范元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2009年版，第161页。

[48]埃尔查南· 科恩：《教育经济学》，范元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2009年版，第153页。

[49]袁桂林：《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08页。

[50]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计算。

[51]http： //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512/t20151221_225537.html，2018-05-22。

[52]伍山林：《农民、农村与农业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54页。

[53]Stigler G J： Inform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P9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