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收益与收益率分析

（一）农村教育收益率

1.预期货币收益率，研究文献综述

虽然教育收益不只是货币收益，但通常教育收益率主要以货币收益率来表现。表2.12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以一定时期收入为因变量，估算了当期农村教育投资的货币收益率。

表2.12　不同作者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30]

2.农村教育收益率偏低

从相关研究结果来看，农村教育收益率偏低。对这个问题，侯风云运用明塞尔（Mincer）模型对中国城乡教育收益率做出估计后，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认为农村教育收益率一直没得到显著提高，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发挥作用；第二，相比城镇的教育收益率（8.3%），农村劳动力教育收益率严重偏低可能与农村教育提供的质量有关；第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教育收益率偏低，因为同样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就业中，农民工受到差别对待，特别提到了外出打工的人的教育收益率并不比在农村工作的高。

实际上，侯风云研究得出的农村劳动力教育的平均年限为8.2年，接近义务教育完成阶段。在新的义务教育免费的加强措施下，农村的义务教育水平将越来越接近完成国家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时间。

理论上，教育收益率偏低将严重影响农村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需求。但是，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投资最重要的收益率指标在农村教育需求方面并不是特别敏感。实际上，对未来收益，很多家庭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这与信息有关，也与文化环境有关。在农村家庭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认知中，更在意上大学本身，而非上大学后的收益。

2001年有学者应用1998年对中国北京、南京、西安三地的13 0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估计了大学生期望的高等教育收益与回报率以及它们对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的意愿的影响^[31]。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学生及其家庭根据教育的市场回报选择最优的教育水平和类型，在中国只获得了部分支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该研究提出几种解释，认为可能与学生及其家庭在做出高等教育决定时，常常缺乏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信息；即使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也可能不一定会以经济理性的方式处理它们；也可能与高等教育的供求机制不同于一般的私人物品，该研究方法没有考虑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等因素有关。

实际上，在英国经济学家总结性《人力资本理论的验证》一文中，就提到了除美国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资料能表明学生十分了解劳动力市场的收益格局，因而也谈不上学生把他运用于教育决策的确定。^[32]

（二）农村教育成本与机会成本影响分析

除了教育的实际支出外，影响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相比初中阶段，高中教育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机会成本既有时间的机会成本，又有教育投资金额的机会成本。义务教育完成后的农村初中学生，年龄在16岁左右。之前这样的劳动力在农村几乎可以当作一个劳动力使用，因此如果高中阶段学校学习的机会成本很高，高中阶段学生升学无望时往往会辍学打工。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农村地区发展缓慢，但由于家庭严峻的预算约束松动，再加上计划生育导致孩子数量减少，原来影响教育决策的收入因素不再起决定性作用。

1.费用支出

对农村家庭来说，高中阶段开支的主要内容有高中阶段的学费、伙食费、寄宿费、资料费、交通费等，还有营养支出费等。

根据王一涛2006年对湖北英县当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学生家庭纯收入的个案调查显示，该家庭2006年总收入约15 700元，总开支包括人情往来、农业开支、生活开支三项开支约4 398元，教育开支（初三学生）1 501元，纯收入约9 803.8元。对于教育费用的支付能力，按总收入减去前三项开支4 395元，年剩余10 304元，以当时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费用水平，该家庭认为不会感到沉重的经济压力。^[33]

再以本人实地调查的2011年湖南临澧县一中农村高中生的支出作为案例，可大至说明目前中部地区农村高中教育费用水平。

【案例】

郭×，家里唯一孩子，临澧一中高二学生。父母外出打工，随爷爷奶奶生活，主要由奶奶照顾（60岁，身体健康）。父母在广东打工，爷爷奶奶种粮、棉花和茶油，大部分自用，剩余的出售，年收入6 000元左右，父母每月寄回3 000元，家庭年收入合计4万元左右，扣除各种人情往来和农业开支、生活开支后家庭纯收入3万元左右。

郭×成绩一般，有体育特长。家里希望他能考有体育专业的大学。对于为什么读高中的问题，奶奶回答：“爸爸决定的，考上了就读。我觉得上职校更好。”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回答：“就出去打工。”

郭×高中一年的支出如表2.13所示。

表2.13　郭×高中一年的支出

郭×的家境在学校处于中等水平，班上需住校的非本地学生半数都没有住学校宿舍，由家里在校外租房，有专门的家人照顾。从郭×上高中的支出来看，他的教育费用占到了家庭纯收入的60%左右。(www.xing528.com)

据湖南省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湖南临澧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 725元^[34]，以当地人均纯收入计，三口之家，支付高中费用应该占据了家庭纯收入的60%左右；同样的费用，在2018年当地人均纯收入达到10 478元的情况下，仍然占到家庭纯收入的4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高中生，就面临严重的支付压力。

2.机会成本

高中阶段在学校学习的机会成本包括两个方面：打工的收入和教育费用的机会成本。高中阶段的打工可能是在农村的工作机会，也可能是流动到外地打工，这个成本如果以广东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简单计算的话，1 500元/月。如果以当地非农工资计算的话，由于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劳动力缺乏，100元/天的零工并不少见。

至于高中学费之类的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如果按市场利率计算投资的机会成本，并不相同。由于教育费用对一般农村家庭来说，几乎投入了家庭的大部分剩余，因此失去了很多投资机会，机会成本很高。或者说，很多家庭认为，孩子的教育是最主要的投资。

（三）教育偏好与非货币收益

如果专注对农村教育需求数量的微观分析，似乎并不是农村教育需求问题的实质。究竟中国农村对孩子教育的期望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更重要。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不仅决定学生的发展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对教育动机的研究是制定所有现代教育政策的关键。”^[35]

1.教育与阶层流动

前文分析过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教育偏好。几千年来，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功利和价值认可的双重作用。尤其是在计划体制下，城乡二元体制权利的强制性区分，使农民和农村社会更认同所受教育后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城市家庭也一样。

在这样的教育偏好下，教育收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的非货币收益，这是货币收益率所不能包含在内的。因此，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并不如研究者对于货币收益率表现的那样低下，这也是我们分析农村教育需求的基础。

王一涛在他的书中，对学生和家长关于教育目的所做的调查，都显示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是非常相似的。相似性的表现就在于农村家庭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考取大学可能性的高度关注。他提供了系列个案来说明农村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的重视和最高的教育期望——能够考上大学（最好是名牌大学）。而之所以要上大学，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就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同某个个案中一位母亲所说：“没念书就干苦力，读了书就可以坐办公室。”^[36]

这种提升社会地位的教育之路，也是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提升之路。古代的金榜题名和现代的职业转换，对于农民来说，教育几乎是唯一途径并有无数成功先例。这种教育之路赋予农村教育一种独特的含义。对于农民来说，教育的意义首先是能够帮助子女获得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而这种谋生方式，即新的职业，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2.过分看重文凭

在教育偏好的观念下，失去了资金的硬约束，农村家庭在高中阶段教育决策方面有很强的一致性。高中阶段只是一个过渡期，因为起作用（真正完成教育心理期望的是大学）的是进入大学，拿到大学文凭。所以，在实地调查中，高中阶段的货币收益率似乎对农民来说，并不是如贝克尔所说的教育的决定因素。

过分看重文凭还表现在对职业中学教育的漠视上。农村家庭对于职业中学的选择意愿是非常低的。尽管从国家到地方都对职业中学给予扶持，提供了各种补贴，但是，农村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意愿仍然很低。很多地方的高中学生和职业中学学生人数相差悬殊。以湖南省临澧县为例，2011年，三所高中（包括完中）招生人数达到10 000人，而两所职业学校招生人数为1 690人，几乎是7∶1的比例。这有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关职业教育“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关于中等职业学校的需求问题，在后面有专门论述。

（四）对市场信息不透明的反应——文凭追求

市场信息透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之一，但是，信息的障碍是随处可见的。由于与教育需求相关的就业市场信息并不完全，教育投资的市场收益率，存在许多变化和风险。在这种信息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做决策，决策者必须依靠已知的确定的信息，而对教育和就业已知、确实的联系就是文凭或者学历。

1.提供教育和职业追求的相关性

教育和职业、就业的关系，通过文凭提供了确实的相关性，这种联系被反复验证并得到社会和社区的承认。对于理性的农民家庭决策者来说，追求文凭也就是追求一种制度提供的信息——关于教育投资收益的信息。文凭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一种证明能力同时要求高收入的信号。

因为市场的信息不透明，通过文凭的作用，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农村家庭做出有效的选择，这个过程无形中符合教育信号论的某些观点，也深刻体现了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如同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是为了解释行为，而行为者无须解释自己。

2.文凭的唯一性

实际上，在教育投资的相关市场中，真正起市场信号作用的只有学历和文凭。中国市场环境不透明，导致文凭成为最鲜明、成本最低的，证明被教育者能力的符号。除此之外，没有能有效证明能力的工具，这个证明“信号”系统的缺乏，也正是我国职业教育一直不振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