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在这里把各类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与教育体系下的教育主体也根据其内涵而人格化。这种分类的教育观念的人也是和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人力资本从社会、文化角度区分，则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人力资本呈现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质。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资本，也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这种拓展了的人力资本范畴的基础上，特定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过程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连续变迁的反应。
（一）传统人
传统人力资本的伦理价值取向：人的内在价值理念、心态、人格理想和习性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侧面，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理性取向几乎排斥了工具理性取向。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与其说是出自功利性和经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性价值理念的自觉认同，是一种具有“内在的超越”特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资本[15]。
我国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教育的供给方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私塾和由朝廷管理的太学等各个层次的教育组织。他们的特色是传授社会的“书”“理”“礼”等内容，教育学生在家中、邻里、社会上做人处事的伦理道德，即“修身齐家”，对少数人来说，在“做人”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如何“做官”，即“治国平天下”。对于那些应用性的知识，如医学、算学、工艺、理财等，则是读书人轻视的内容，主要在社会上以师傅授徒学艺的非正规教育方式流传下来。
在这样的教育组织的广泛存在下，历代朝廷设置了各级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便是“做官”，流传甚广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高处便是做官，人生得意之事便是“金榜题名”。从“读书”到最后“做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竞争非常激烈。除此之外，这种“学而优则仕”的过程也是投入大量金钱的过程。
科举时代的读书投入，包括学费、赶考路费等，最重要的就是机会成本。这笔费用在古代往往来自家人、家族和社区，中国古代各个地方设有专门的“学田”“祀田”“族田”等保证家族学子学费的供给[16]。而科举制度下教育的回报便是中举后做官。在封建社会体制之下，官僚体系控制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权力，做官便进入这个控制社会的精英——官僚体系，作为个人和家族就取得了社会的分配资源的权利和社会的话语权。因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科举制度下的教育投资和分配体系。基于这种体系及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观点，朝廷自然认为教育费用是家庭、家族、社区这些政府机构之外的组织应该承担的，朝廷没有必要在民众教育事业方面进行投资，这也成中国各个朝代政府理财的某种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即读书和做官挂在一起的价值取向，即使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教育投资地方化、私人化的办学传统，也是我国教育制度选择的“依赖性路径”。
“戊戌变法”后，西方教育体制被引入中国，西方教育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办学，我国的学校体制和教育经费来源方面也带有中西体制融合的特点。民国初期，我国教育经费主要有5个来源：政府拨款，包括中央和地方；地方税收；公益捐助；学款与学产；学生学杂费等。县、村级的教育经费只能靠自筹。[17]
（二）计划人(www.xing528.com)
1949年后，我国教育事业进入计划体制，而教育经费作为国家财政收支中的独立专项，基本保证了各级学校的正常运转。这也可以视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
作为农村教育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来自成为“公家人”的强烈愿望。这是计划体制下城乡二元体系下，农村学生和家庭的理性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的社会结构中，“公社”与“单位”是基本政治单元，体制内外通过户籍、身份区分开来，农村居民入城，这种变动与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直接相关。[18]
在计划体制下，一个区别于农村社会的城镇社会掌握社会大多数的资源和财富，一个贯彻计划指令的一部分人掌握了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权利；在经济上，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大多数剩余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民的收入较低。而作为在国家城镇体系中的“公家人”，有着稳定的工资收入。因此，进入这个体制内阶层成为农村教育的主要动力。实际上，农村教育体系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一部分农村学子通过教育制度进入城镇。
计划体制下的农村教育的投资体制，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农村教育的经费，在不同时期，其来源途径和经费结构都有所不同。
（三）市场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固定的既有的阶层分配资源和收入的方式，转化为通过市场，用市场交易的方式分配。这个过程对农村居民来说，是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获取收入的过程。从“农民”成为“农民工”，是一个历史性的彻底的变化。
“农民工”，已经具有市场经济下“经济人”的特质。他们有理性，根据劳动力市场价格——工资的变化，做出是否提供劳动力，是否流动，甚至是否加班的决策。而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引申出对教育的需求，这是同以往任何阶段农村的教育需求不同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农民认识到教育是获取更高收入的手段，教育成为一种对自身的投资，因此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市场中的理性人，农民会开始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尽管存在很多障碍），而决定自己及子女的教育决策。
经济的发展，也使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彰显出来。不管是发展的原因还是发展的结果，教育都作为我国重要的政策被提出来。2006年国家对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是农村教育投资体制上的一个大的革命，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央政府承担国家义务教育费用，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经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主要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结果）终于从中央的权力义务下放到基层的这种中国特色之路，回到了国家办义务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发展之路。这对市场经济中的教育主体行为，对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教育观念，应该持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深深影响农村教育主体的行为，这是历史的烙印，也是现阶段市场经济改革中某些社会现象的投射，如“公务员热”；另外，毕竟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卷入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农村社会已经适应市场交换为主要获取资源和收入的方式。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必然是一种成本和收益的选择结果。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制度的观察和创新，必须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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