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真正的发展来自20世纪上半世纪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研究。1960年，时任美国经济年会主席的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阐明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途径、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增加中的作用等，这被视为人力资本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

舒尔茨本身是从美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中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在对美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中，他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使人们不断开发新的替代资源，使人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批评了前辈们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的观点。他指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共同内容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在提高。”^[4]

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明塞尔（Mincer）、贝克尔等人。他们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理论，对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培训进行了实证研究，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基础，并用它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贝克尔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1962）、《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1964）、《时间配置论》（1965）等著作中，对人力资本的成本与收益、人的时间价值的提高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比如：贝克尔分析了教育的收益率，包括大学和中学教育的货币回报率；分析了继续教育投资，并用它解释年龄-收入曲线和小时工资的数据；分析了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并解释了年龄-收入曲线和个人收入分配。这些都是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基础。明塞尔是最早对人力资本的收入分配进行分析的，他指出个人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分配和人力资本的回报。他使用的计算教育收益率的方法——明塞尔教育收益率分析法，被作为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除此之外，明塞尔关于在职培训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成为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之一（J.Mincer，1962）。贝克尔后来把人力资本理论发展到对非市场部门的研究，把人力资本理论与时间配置、家庭生产函数以及选择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了人口出生率的决定因素、医疗卫生的供给、非劳动妇女接受学校教育的收益、婚姻的生产率等方面。

人力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明显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中。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索罗在1957年用全要素生产方法分析美国经济增长后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则归结为一个“余数”。为了解释“索罗余数”，随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展开了技术、人力资本内生化的研究工作。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在1962年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在这篇最早尝试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内生要素的文章中，阿罗指出，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也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因为知识的公共产品特征，使其具有“溢出效应”，其“边干边学”导致的知识积累和生产者经验的增长使整个行业的知识存量增加和效率提高。这种生产经验的增长可以被投资或产量的积累指数化。1965年，宇泽弘文在《经济增长总量模式中最优技术变化》一文中，使用两部门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作用的最优增长模式。宇泽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教育部门，假定社会将配置一定的资源到非生产的教育部门，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是现有技术水平和教育部门投入的函数。在这一技术进步方程下，产出是有形要素和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函数。由于引进了教育部门，宇泽的模型又被称为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虽然仍然认为技术进步是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技术进步被内生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之中，大量研究注重于技术进步因素的知识外溢、R&D投资、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方面，以罗默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和1988年卢卡斯发表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为代表。在罗默看来，知识溢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卢卡斯则提出了两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一个是强调通过“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另一个是强调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卢卡斯认为，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而“边干边学”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使个人投资收益率偏低，因此，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需要政府干预，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把人力资本变动当作人力资本积累的函数（教育），把技术进步表示为人力资本。因此，他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本哈比（Benhabibi）和斯皮格尔（Speigel）（1994）通过跨国增长核算，分析了人力资本、教育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他们将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到经济增长率，而且人力资本可通过两种机能影响经济增长：① 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创新；② 人力资本存量影响向国外学习的能力。

阿扎里迪斯（Azaradis）和齐拉森（Drazen）（1990）认为，技术外溢性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同现存人力资源平均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地区投资于教育的私人回报大于不发达地区，形成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由此出现所谓的“低发展陷阱”（underdevelopment tr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