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在实际投资决策中,传统公司投资理论无法对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种种行为“异象”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虽然理论界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一些特征鲜明的非理性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然而,期望效用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这一前提之上,无法解释行为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种种异象。
传统的公司投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性和“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不论是基于代理成本的投资理论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投资理论,均假定经理人和投资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忽略经理人与投资人心理偏差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然而,在实际投资决策中,传统公司投资理论无法对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种种行为“异象”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比如:管理者往往在失败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导致损失加大;经理人可能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出现过度投资等。这些“异常现象”的存在使得“完全理性”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Simon(1955)提出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使得非理性行为研究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张峥、徐信忠,2006)。虽然理论界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一些特征鲜明的非理性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经济学对决策的研究包括行为者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二者之间的分歧点在于行为者是否具有“一致性偏好”及其动机和目的是否只受“效用最大化”影响(何大安,2005)。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4)创立了著名的期望效用理论,为不确定性决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范式。然而,期望效用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这一前提之上,无法解释行为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种种异象。对此,Kahneman和Tversky(1979)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将人的认知心理特征引入决策分析模型,提出“前景理论”,奠定了行为金融研究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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