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增长模式：内涵升级的利器

集约型增长模式是以资源供给有限为前提条件，通过不断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重新配置资源而提高城市增长质量的一种增长模式。它强调城市功能的协调发展，注重城市整体效益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着眼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投入充足资源的城市比投入不足资源的城市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然而，城市的集约型增长不会与城市的粗放型增长采取相同的增长模式。城市增长大大受益于集约发展，其中“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要素组合质量、知识程度的提高、技术发展与所掌握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规模经济）。以下对这些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一）第一个因素是要素组合质量

城市是由诸生产要素组合形态整合而成的，集约型增长可视为构成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优化。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要素组合的目标，就是要确定怎样的组合结构才能把诸要素结合成合理的关联，以获得最大的产量和效益。因此，这种组合质量的实践形态实际上就是结构经济。具体体现在要素组合的比例关系上，也表现在要素因集聚程度高低而形成的规模和空间结构上。W.罗斯托指出，一个社会要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克服最初的增长高潮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它要求这个社会不断地引进新的技术，不断地创新，用新的主导产业来代替已经陈旧的主导产业。而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结构、社会传统、技术构成以及人们的心理。显然，这一转变是整个城市结构模式的转换与变革。对于城市集约增长来说，关键在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求产业在空间上进行置换和调整。如果要素组合结构处于非优化状态，势必难以形成优化的城市整体功能。

（二）第二个因素是知识程度的提高

这是城市集约型增长的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因为决定集约增长的诸要素，如制度、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都不过是知识载体而已。

广义的知识可分成四类：①物化于资本品中的知识，随着资本品的折旧而消失，随新的资本品的出现而更新；②蕴涵于劳动者的知识，随着劳动者的死亡而消失，并通过教育与模仿部分地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其特征是可以随个人的流动而流动；③蕴涵于制度的知识随制度的延续而积累，随制度的更迭而改变；④可以见诸文字的知识，这包括所有前三类知识的“溢出”。前三类知识属于专门知识，大部分无法交流，而第四类通常表现为一般性知识，是可以广泛交流的。这几类知识总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步积累的。对于城市增长来说，这四类知识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例如，我们看到，一旦城市发展出现对人才的巨大需求，人力资本投资就有利可图，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加速知识的获取和积累。知识程度的提高又推动技术进步，使得知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新技术运用和新产品开发越来越明显。当然，仅仅增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还应传播，还得应用于实践。知识积累及传播与应用是城市长期增长的最终支撑点，也是集约型增长模式得以实现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三）第三个因素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

城市增长基本上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要素投入增加的程度；二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规模。如果要素投入和资源重新配置能够结合起来，就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理论是现代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理论强调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再配置密切相关。对于城市增长来说，它对于揭示城市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和资金的重新配置作为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集约型增长模式中，资源重新配置对城市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相对集中，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为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各国的经验表明，资源的形成和使用都要以城市经济为背景。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源于城市，资本市场存在于城市，企业的资本运营依赖于城市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会支配资源进一步地向城市集中。因此可以说，城市集约型增长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

（四）第四个因素是聚集规模经济

聚集规模经济意味着由于城市规模的适度扩大使投入系数减少。在此提出的观点是，在自然资源和资金既定状态下，城市投入产出效益的更高水平是可以通过城市规模经济来达到的。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人均产出远远超过小城市，表明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关系。

丹尼逊通过对1950—1962年经济发展的分析，估算出与美国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大，超过了所有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的10%。应该说，丹尼逊所指的规模经济主要还是企业规模经济，如果考虑到地区化和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聚集规模利益，那么，这个贡献率肯定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