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富安全的产业控制力提升

（一） 产业安全的层次与产业控制力的作用维度

国家的经济安全取决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前者是国家掌握存量生产实力的能力，后者是国家掌握生产潜力的能力。由于国民经济实力体现在具体的产业部门上，因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产业安全，尤其是国家战略性、关键性经济领域的支柱产业的产业安全。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所构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亦无必要确保所有产业安全的实现。国家通常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来制定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对一些国家而言，理性的有效的策略是追求有限度的产业安全，以确保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谋求最大利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业安全层次取决于国家对产业部门的定位。国家对本国民族资本在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的控制力尤其关切，这也是实现民族产业安全的核心内容。在多数情况下，本国民族资本对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实现了控制，意味着该国有效地维护了产业安全。

产业控制力可以认为是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本国民族资本基于创新技术、标准制定、生产效率、营销能力等领先优势而形成的主导本国产业发展格局与发展方向的综合性力量。一旦实现产业控制力，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能够掌握特定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进而控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流向，实现该产业的生存安全(165) ，也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能够决定本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实现产业的发展安全。当然，一国经济所处的成长阶段、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效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储备等因素，是形成产业控制力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产业演进、转移和传递的规律，可以大体梳理和确定该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这意味着产业安全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产业安全的相对性又决定了产业控制力的层次性与动态性，这有助于后发国家理性地选择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并确定阶段性诉求。

就国家的整个产业体系而言，不同的产业部门通常处于不同的安全状态。如果根据产业安全度来刻画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安全状态，大体上可以区分为绝对安全产业、相对安全产业和相对不安全产业三种类型（参见图6.1）。如果某一产业部门处于绝对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对该产业部门具有控制力，不仅拥有该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且因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的领先优势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如果某一产业部门处于相对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产品定价权，即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中主导产品定价。如果某一产业部门处于相对不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在主导产品的定价权方面，仅仅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在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从程度上来分析，产业控制力是产业安全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实现产业安全的核心力量。

图6.1　基于国家整个产业体系的产业安全层次

从某一产业部门的发展阶段性来看，国家对产业安全的控制力，通常沿着产业的相对不安全、产业的相对安全和产业的绝对安全这一基本路径实现的。而国家丧失对产业安全的控制，反过来又是沿着产业的绝对安全、产业的相对安全和产业的相对不安全这一基本路径完成的。以产业安全的实现阶梯为例，在国家经济成长的初期阶段，因要素禀赋和资源获取方式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可能是最现实的产业竞争力基础。在产业成长初期，本国的民族资本通常受本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等保护，尽管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长期博弈中，无法影响该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产业安全基础相当脆弱。在持续创新所推动的高层次竞争优势不断积累与增强中，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产品定价权的谈判能力，进而能够影响甚至主导产品的定价权。竞争优势的积累，尤其是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中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技术标准等不断增多，最终实现对该产业主导产业定价权的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财富的流向、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如图6.2所示）。

图6.2　某一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就某一具体产业的价值链而言，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通常是以其民族资本控制该产业链最关键或价值增值能力最强的环节的方式实现对某一产业控制力。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体系中，可以区分为上游的特种钢材、模具等生产，中游的机床生产加工，下游的各种装备整机制造等不同的次一级产业门类，其中核心的生产环节是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生产，尤以数控机床最为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生产的数控机床的水平，代表了该国的工业水平，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摆脱对外依赖、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发展进程来看，通常经历过从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到关键生产环节控制力，再到整体产业链的控制力这一递进的台阶而实现的。

图6.2　某一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就某一具体产业的价值链而言，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通常是以其民族资本控制该产业链最关键或价值增值能力最强的环节的方式实现对某一产业控制力。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体系中，可以区分为上游的特种钢材、模具等生产，中游的机床生产加工，下游的各种装备整机制造等不同的次一级产业门类，其中核心的生产环节是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生产，尤以数控机床最为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生产的数控机床的水平，代表了该国的工业水平，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摆脱对外依赖、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发展进程来看，通常经历过从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到关键生产环节控制力，再到整体产业链的控制力这一递进的台阶而实现的。

图6.3　基于具体产业链的控制力作用层次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经济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跨国公司为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与生产布局，由此形成了垂直一体化、虚拟企业等重要的生产样式。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的网络旗舰企业大多是强势（霸权）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强势（霸权）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产业价值链的增值率最高的两端，即控制着主导产品概念的构想、产业标准的设定、产品研发以及营销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一些新兴国家的供应商则根据自身的实力扮演中介（次一级代理）或加工生产制造的角色。这一全球分工态势和生产体系中虽然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经济霸权国家依然控制着关系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与战略产业，以及重要产业的“微笑曲线”的两端。但由于“温特制”等生产体制的日渐成熟，一些产业的价值链被分解为诸多模块，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像中国这样的产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已日益参与这些产业价值链某一模块或环节的研发和生产，进而对这些产业的某一模块或制造环节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一个国家也可能在某些不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的价值链中某些模块或环节具有一定的产业竞争力，甚至是产业控制力。就后发国家而言，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目标中，应该舍弃对部分产业的资源过多投入和控制力，追求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实现。在战略上，可以分阶段地把提升本国民族资本对命脉性、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的绝对控制力为目标。在战术步骤上，对于本国民族资本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或者能够通过创新提升高层次竞争力的重要产业领域，以及发达国家的部分控制力较为薄弱的产业领域，以关键环节或模块的产业控制力为目标，实现相对控制力。而对于对本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不明显的传统产业，或国际竞争激烈且产业技术落后的产业，或产业关联性较小的一般性产业，以及依赖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不以追求控制力为目标。从操作层面来看，民族资本通常可以借助低层次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体制变革，其产业能力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如加工贸易）逐步向高效率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演变，甚至控制了某些模块很大的市场份额，实现了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将直接对主导厂商产生了逆向控制(166) 。由此，该国民族资本对该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并为向产业链中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延伸进而为增强在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交往、经济依赖与经济竞争均在不同程度地强化，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际上不仅面临着欧美的压迫式竞争，也面临着诸如“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的排他式竞争，更面临着要素成本更低的迈向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国家的挑战式竞争，尽管中国依然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目标困难重重。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须要“支持传统产业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67) 30。对于关系中国经济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以实现绝对控制力为目标，按照单一产业链的产业控制力作用层次逐级实现绝对产业安全。对于具有先导性的新兴产业和信息技术融合后的传统产业，以实现该产业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为目标。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竞争性产业、高消耗高污染的外向型加工业、传统产业中的劣势产业等，可以按照市场退出机制的要求，逐步退出。

（二） 产业控制力视角下的世界财富流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程度日益深入。财富的主体要素、获取财富的方式、财富本身的形态也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周期显著缩短，以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的周期为例：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元资产经历47年，微软是15年，雅虎为2年，而谷歌仅仅只有9个月。当前，由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部分替代了各民族国家国内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尽管传统的以军事力量而主导的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的周期的大幅度缩短，至少意味着财富创造与财富流动的速率大幅度增加，传统的财富控制方式更不易把握。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是，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强势（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从产业控制力的角度来审视，世界财富的流动受制于主要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具体的运行手段可以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即在技术层次，注重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在生产要素组合层面，注重生产组织方式的约束。

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规定了活动或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168) 。业界通常认为，标准可以区分为四类：分别为兼容/界面标准、最低质量/质量差别标准、减少多样性和信息（披露）标准。在现代产业体系中，标准使产业链的有机整合成为可能，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系统诸元的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产业链凸现标准的巨大利益，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导技术、产业领导权乃至世界经济霸权的兴替，成为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博弈(169) 。(https://www.xing528.com)

技术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控制力的编码或技术“契约”。在现代产业体系中，通常强势国家是绝大多数产业技术标准的发起者和控制者，有助于巩固强势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主导权和由此带来的财富分配权。基于先导性、渗透性和网络外部性等三大特点，赢得在制造产业技术中的标准制定权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技术先导性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军事安全和政治利益。渗透性和网络效应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标准的竞争与确立与否关乎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国际政治结构的调整，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170) 。由此，技术标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权力和财富分配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些重要产业中是否具有制定技术标准和推行技术标准的能力，决定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发达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控制力的实现，是通过把持重大产业标准的制定权来完成的。强势国家的优势企业，倚仗领先技术发起、主导甚至操纵重大技术标准的制定或修改，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利己的产业技术标准来谋求将技术优势及其赢利模式制度化、格式化。强势国家对重大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往往演变为标准沙文主义或标准霸权主义，挤压后发国家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并“合理”地榨取利润。有论者统计过，在当前24807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制定的标准只有区区103项，占比仅仅为0.42%(171) 。技术标准的出台与强制实施，强势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对产业控制力形成正反馈，最终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有效控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技术标准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决定了财富和物质权力汇聚的方式(172) 。以标准竞争方式呈现出来的产业控制力，在世界财富流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6.3　基于具体产业链的控制力作用层次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经济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跨国公司为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与生产布局，由此形成了垂直一体化、虚拟企业等重要的生产样式。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的网络旗舰企业大多是强势（霸权）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强势（霸权）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产业价值链的增值率最高的两端，即控制着主导产品概念的构想、产业标准的设定、产品研发以及营销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一些新兴国家的供应商则根据自身的实力扮演中介（次一级代理）或加工生产制造的角色。这一全球分工态势和生产体系中虽然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经济霸权国家依然控制着关系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与战略产业，以及重要产业的“微笑曲线”的两端。但由于“温特制”等生产体制的日渐成熟，一些产业的价值链被分解为诸多模块，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像中国这样的产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已日益参与这些产业价值链某一模块或环节的研发和生产，进而对这些产业的某一模块或制造环节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一个国家也可能在某些不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的价值链中某些模块或环节具有一定的产业竞争力，甚至是产业控制力。就后发国家而言，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目标中，应该舍弃对部分产业的资源过多投入和控制力，追求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实现。在战略上，可以分阶段地把提升本国民族资本对命脉性、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的绝对控制力为目标。在战术步骤上，对于本国民族资本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或者能够通过创新提升高层次竞争力的重要产业领域，以及发达国家的部分控制力较为薄弱的产业领域，以关键环节或模块的产业控制力为目标，实现相对控制力。而对于对本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不明显的传统产业，或国际竞争激烈且产业技术落后的产业，或产业关联性较小的一般性产业，以及依赖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不以追求控制力为目标。从操作层面来看，民族资本通常可以借助低层次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体制变革，其产业能力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如加工贸易）逐步向高效率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演变，甚至控制了某些模块很大的市场份额，实现了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将直接对主导厂商产生了逆向控制(166) 。由此，该国民族资本对该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并为向产业链中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延伸进而为增强在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交往、经济依赖与经济竞争均在不同程度地强化，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际上不仅面临着欧美的压迫式竞争，也面临着诸如“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的排他式竞争，更面临着要素成本更低的迈向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国家的挑战式竞争，尽管中国依然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目标困难重重。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须要“支持传统产业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67) 30。对于关系中国经济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以实现绝对控制力为目标，按照单一产业链的产业控制力作用层次逐级实现绝对产业安全。对于具有先导性的新兴产业和信息技术融合后的传统产业，以实现该产业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为目标。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竞争性产业、高消耗高污染的外向型加工业、传统产业中的劣势产业等，可以按照市场退出机制的要求，逐步退出。

（二） 产业控制力视角下的世界财富流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程度日益深入。财富的主体要素、获取财富的方式、财富本身的形态也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周期显著缩短，以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的周期为例：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元资产经历47年，微软是15年，雅虎为2年，而谷歌仅仅只有9个月。当前，由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部分替代了各民族国家国内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尽管传统的以军事力量而主导的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的周期的大幅度缩短，至少意味着财富创造与财富流动的速率大幅度增加，传统的财富控制方式更不易把握。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是，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强势（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从产业控制力的角度来审视，世界财富的流动受制于主要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具体的运行手段可以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即在技术层次，注重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在生产要素组合层面，注重生产组织方式的约束。

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规定了活动或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168) 。业界通常认为，标准可以区分为四类：分别为兼容/界面标准、最低质量/质量差别标准、减少多样性和信息（披露）标准。在现代产业体系中，标准使产业链的有机整合成为可能，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系统诸元的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产业链凸现标准的巨大利益，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导技术、产业领导权乃至世界经济霸权的兴替，成为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博弈(169) 。

技术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控制力的编码或技术“契约”。在现代产业体系中，通常强势国家是绝大多数产业技术标准的发起者和控制者，有助于巩固强势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主导权和由此带来的财富分配权。基于先导性、渗透性和网络外部性等三大特点，赢得在制造产业技术中的标准制定权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技术先导性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军事安全和政治利益。渗透性和网络效应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标准的竞争与确立与否关乎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国际政治结构的调整，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170) 。由此，技术标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权力和财富分配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些重要产业中是否具有制定技术标准和推行技术标准的能力，决定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发达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控制力的实现，是通过把持重大产业标准的制定权来完成的。强势国家的优势企业，倚仗领先技术发起、主导甚至操纵重大技术标准的制定或修改，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利己的产业技术标准来谋求将技术优势及其赢利模式制度化、格式化。强势国家对重大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往往演变为标准沙文主义或标准霸权主义，挤压后发国家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并“合理”地榨取利润。有论者统计过，在当前24807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制定的标准只有区区103项，占比仅仅为0.42%(171) 。技术标准的出台与强制实施，强势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对产业控制力形成正反馈，最终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有效控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技术标准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决定了财富和物质权力汇聚的方式(172) 。以标准竞争方式呈现出来的产业控制力，在世界财富流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生产组织方式即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组合样式。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旦发生重大的技术革命，便会推动与之相匹配的产业革命并催生出新型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例如，英国工业革命前期，采掘技术和冶炼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了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使用、钢铁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最终导致了英国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诞生，成就了英国一个多世纪的霸权(17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端于美国的信息网络技术的革命，迅速推动了基于网络、模块化的“温特制”的兴起，这一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其再工业化的核心因素之一。德托佐斯认为，“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在于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 (174) 。被称为“美国式的法人经济”的大型纵向一体化生产体制是适应二战后企业竞争方式的调整，一种新型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体制，直接推动了大型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巨大发展，成为各国企业效仿的标杆。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主要不是在金融或技术方面，而在产业组织方式方面 (175) 。全球化条件下，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不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组合效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组织方式，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如果无法把握“温特制”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的实质，就会失去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对话平台的机会。因而，以生产组织方式呈现出来的产业控制力已成为一种核心权力，既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也可以保障其他资源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整合生产要素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可能导致全球要素市场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引发全球财富的流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控制力，是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追求财富的重要方式。由于产业控制力目标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决定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方式或途径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为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谋求在全球产业链的不同地位创造了机会。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霸权国家，在产业的控制力的实现上亦具有层次性，即部分产业中的产品需求主要依赖于进口，不具有控制力。对一些产业的关键环节或模块具有控制力，即相对控制力，对一些战略性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追求绝对控制力。

事实上，产业技术标准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控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理应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等现代产业体系的全球分工，深度融入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全球生产体系，争取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由对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升级为对关键制造环节和研发等高端环节的控制。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通过模仿、引进与创新，实现先进的产业技术与先进的制造模式、生产体制的匹配与耦合，是实现某些重要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核心模块或环节的控制力的关键因素。如果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达到一定高度，能够积极跟踪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标准制定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标准制定，将极大地提升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主导产品定价权的谈判力，从而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生产组织方式即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组合样式。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旦发生重大的技术革命，便会推动与之相匹配的产业革命并催生出新型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例如，英国工业革命前期，采掘技术和冶炼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了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使用、钢铁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最终导致了英国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诞生，成就了英国一个多世纪的霸权(17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端于美国的信息网络技术的革命，迅速推动了基于网络、模块化的“温特制”的兴起，这一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其再工业化的核心因素之一。德托佐斯认为，“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在于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 (174) 。被称为“美国式的法人经济”的大型纵向一体化生产体制是适应二战后企业竞争方式的调整，一种新型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体制，直接推动了大型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巨大发展，成为各国企业效仿的标杆。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主要不是在金融或技术方面，而在产业组织方式方面 (175) 。全球化条件下，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不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组合效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组织方式，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如果无法把握“温特制”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的实质，就会失去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对话平台的机会。因而，以生产组织方式呈现出来的产业控制力已成为一种核心权力，既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也可以保障其他资源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整合生产要素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可能导致全球要素市场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引发全球财富的流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控制力，是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追求财富的重要方式。由于产业控制力目标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决定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方式或途径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为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谋求在全球产业链的不同地位创造了机会。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霸权国家，在产业的控制力的实现上亦具有层次性，即部分产业中的产品需求主要依赖于进口，不具有控制力。对一些产业的关键环节或模块具有控制力，即相对控制力，对一些战略性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追求绝对控制力。

事实上，产业技术标准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控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理应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等现代产业体系的全球分工，深度融入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全球生产体系，争取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由对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升级为对关键制造环节和研发等高端环节的控制。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通过模仿、引进与创新，实现先进的产业技术与先进的制造模式、生产体制的匹配与耦合，是实现某些重要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核心模块或环节的控制力的关键因素。如果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达到一定高度，能够积极跟踪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标准制定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标准制定，将极大地提升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主导产品定价权的谈判力，从而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