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视角下的话语权与核心能力建设探析

当今世界关乎繁荣与增长的诸领域在加速走向一体化，由经济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部分代替各民族国家国内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正如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109) 2。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例如，有学者提出，霸权国家不再以占领殖民地为标志，而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软实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其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西方式、尤其是美式民主，将其生活方式普世化(110) 。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认为：“今天一国的安全政策首先取决于国际秩序的特征，而不是国家自身的特征。”(111) 3在亚历山大·温特看来，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112) 467。无疑，在当前的主要大国关系中，“美中关系是维持全球和平和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113) 之一。

（一） 国家利益拓展与负责任大国的构建

基辛格认为，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更加趋于广泛，军事冲突的次数已经下降了”(114) ，经济竞争与合作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甚至地缘政治有可能让位于地缘经济。正如2009年2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中曾称：“有些人认为崛起的中国一定会是对手，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美中都能从对方的成功中受益，也都能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美国仍将致力于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对未来美国的和平、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115)

当前的国际格局，用最简单的概括，可以表述为：一超多强，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结构不稳定性。其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追求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稳定的单极结构，以及符合这一单极结构需要的世界一体化，这建立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美国对有可能挑战其国际权势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采取遏制、打压政策。“美国是唯一的在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都处于超群地位的国家，具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向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促进自己利益的能力。”(116)

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国对地区问题的插手、日本将崛起的邻国视为安全威胁、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一些国家本身处于转型期，这些都影响着东亚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117) 。由于中国发展道路区别于传统西方式发展模式，在客观上对现存国际秩序格局产生显著的影响，自然会遇到西方世界尤其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的诸多疑虑。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它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以及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国家也会有所疑虑”(118) 。美国在2009年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后，与中国的利益空间重叠的内容加大，中国和平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更不乐观。霸权稳定理论甚至称，“支配国际体系的守成霸权国与崛起大国由于实力和从属地位的不相称，从而陷入安全困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受权力零和博弈驱使的国家不可能关注国际秩序中的权力（等级）规则和价值。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实说明，大多数权力转变都伴随着战争，而国际秩序的变革由军事对抗中的获胜方确定”(119) 。

面对发展困境，中国坚持以现有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前提，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战略对话，尤其是通过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战略对话机制，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略碰撞的空间，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阿诺德·沃尔弗斯的建议值得关注，他认为，“如果一国所追求的安全政策在事实上激怒或者刺激了其他国家，从而降低了该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和抵抗能力，那么这种安全政策就永远也不能被称为是有利的”(120) 141。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12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战略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关注点，中国正在从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方向转变。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对原有的国际体系认知的基础上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国家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组织中发挥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作的方向发展”，呼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再次倡导“世界各国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22) 。“和谐世界”理念作为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中再次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123) 545。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提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积极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互动持续加深，中国的朋友遍布世界。”(124)

经济相互依存加大国家之间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加强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来往，将进一步弱化霍布斯无政府性。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越来越成为国际体制内国家，而不是挑战国际制度体系(125) 。基于中美经济已经出现的显著共生性关系(126) ，奥巴马充分意识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机遇，在其2010年5月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欢迎中国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从而“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127) 。“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是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新战略定位，郑永年认为，这一定位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了中国崛起的现实，更加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二是两国关系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三是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国际责任分担者(128) 。实际上，这一战略定位的最有价值的政策意义在于，可以有效消除或破解流行甚广的“中国威胁论”。“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最好回应。所谓“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江忆恩给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国际体制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129)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发展确立基调与方向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访问。两国元首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提出，“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130) 。胡锦涛在评价中美关系时就曾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但同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131)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开幕前的9月3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随后，9月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为拓展我国开放发展的新空间，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全球1/3）。“一带一路”有望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其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扩大彼此间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全面开展全球性区域合作。

2016年9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题，提出面对当前挑战，二十国集团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132) 。

（二）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国家整体力量建设

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际格局、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筹划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略。国家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决策都应受其指导并与之协调。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大体上可以表述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维护海洋权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巩固安定的国内环境，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与亚太地区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国际经济危机对西方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提出重大挑战。在2009年9月尚处在国际经济危机深渊的匹兹堡G20峰会中，各参与国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由G20取代G8成为今后国际经济领域的主要协调与治理机制，并一致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紧接着2009年10月初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与会各国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至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33) 。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改革方案，中国所持有的份额由3.72%提高至6.39%，投票权从3.65%提高至6.07%，成为居美国和日本之后的拥有第三大表决权的国家(134) 。但是“西方仍在竭力维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而非真正改革国际金融组织。这在2011年的IMF总裁更替和2012年的世界银行行长‘换届’中都得到具体细致的反映。欧美分别‘卫冕’了IMF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预示着在未来5年西方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局面仍将持续。”(135) 在全世界呼吁改革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中国确实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与建设。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的那样：“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36) 但当前更为迫切的是，抓住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强化国家整体方面力量建设。后危机时代国家整体力量建设涉及综合实力建设的诸多方面，本文仅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

第一，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储备体系调整。步入工业化以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能源消费缺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和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和粮食）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和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各种（包括具有官方背景）投机资本追逐的重要目标。

遵循着这一逻辑，霸权国家通过影响甚至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主导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经济霸权国家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打压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取向。以石油为例，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通过在较长时期内压低石油价格，来遏制产油大国前苏联的发展。霸权国家主要通过强势资本控制上游石油开采公司的股权，通过先进技术控制下游的炼油产业，通过石油运输、销售渠道控制石油的最终流向，而美元的策略性持续贬值，则是最深层的因素。可见，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分配与流向成为霸权国家追求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的能源地缘格局，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发展势头。

建立多元的、富有弹性的大宗商品储备制度，有助于我国在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客观上加重了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加工制造产业(137)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加上我国已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呈现明显加速的状况。

我国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根本意义，在于争取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以及市场交易、交割规则的制定权，摆脱国际资本的控制和操纵(138) 。因此，可借鉴美国做法，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资源储备(139) ，有助于克服外汇储备过于庞大或大规模证券币种转换的负面影响。我国是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属性或投机属性的张扬直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给世界经济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带来了巨大威胁。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 2011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效应出现，我国多进口了1500万吨原油，但由于在大宗商品领域缺乏定价权，为此多付出近900亿美元的巨资。不仅是2011年，因原油市场定价权缺失而滋生的“亚洲溢价”，每年吞噬中国数以百亿的宝贵财富(140) 。至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1万亿美元，我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司，以当时价格计算，约值1126.3亿美元，只占外汇储备的3.6%，而2014年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1.9%(141) 。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柄“双刃剑”，除去外汇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和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财务成本增加外，因汇率变动造成储备资产汇兑损失也相当惊人，更不用说由于金融体系的动荡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代价。在美元策略性贬值的总体趋势下，持有美元储备越多，储备资产缩水幅度越大。与此相对应，世界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因欧债危机而持续盘整，尤其是黄金价格已有显著回落。尽管实体经济复苏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当实体经济真正走出低谷，对稀缺性大宗商品的需求终将呈刚性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大。如果能在底部区域有选择地对大宗商品建仓，增加能源和资源储备，不仅有助于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金融资产贬值，而且能完善我国的战略储备体系，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另一种有效的思路是加快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建设，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能力。

由此，借鉴国外“主权财富基金”运行模式，以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拓展境外投资渠道。“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大约占全球投资的1/8，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有学者将这一蓬勃发展的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繁荣，“随着自由市场浪潮的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种国家在其中扮演经济主角并主要为牟取政治好处而利用市场的体制。这一趋势已经激起新一轮全球竞争，但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竞争的经济模式之间。随着政治介入经济决策，一批完全不同的赢家和输家正在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政府不再满足于仅仅调控市场。相反，它们想利用市场巩固它们的国内政治地位。……主权财富基金承担着重要任务。它们像蓄水池一样把商品或制成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汇聚起来。……像所有投资基金一样，主权财富基金期望收益最大化。但是对国家资本家来说，这些收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142) 。我国的类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弥漫并即将演变为经济危机之际，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的新增额度仅为48亿美元，全球组合资产中现金比例保持在87.4%以上，显示出较为谨慎的姿态，且投资业绩一般。尽管如此，中投公司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直接的财富增值上，更多地成为提高国际经济交往上的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例如，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的国家很少，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从中可见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价值。(www.xing528.com)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大国形象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化，不仅能够带来铸币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降低汇率风险等诸多收益，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主要国家谋求经济大国乃至经济霸权地位的重要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旦一国成为国际贸易、国际储备的关键货币之一，该国就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参与甚至左右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汇率变动既反映了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也是国家间利益斗争、博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框架。“美元这种制度工具，实实在在有着对于其他国际制度和文化‘侵入’的味道。”(143) 尽管冷战的结束确保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势的国家，但近年来美元霸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经济优势被逐渐削弱，例如国内连年来高额的外贸逆差，欧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对美国挑战，金砖四国/五国的超常规发展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采用非美元来结算。这些变化让美国寝食不安。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可知，美国经常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后者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强势国家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至外围国家，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144) ，汇率对后发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尽管学界对“广场协议”的动机及其后果存在着争议，但“广场协议”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而美国实现了1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后，1991年苏联解体，卢布暴跌，1992年英镑遭到袭击，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四小虎”被席卷一空、货币暴跌，1999年欧元从诞生伊始就出现暴跌，2008年全世界同时掉进美国次贷危机的惊天陷阱(145) 前言。在现行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关系不复存在，美元的供给量可以说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愿，实际上各主要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水平由美国所操纵，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亦取决于美国的意愿。美欧货币的交替贬值对人民币形成了围攻之势。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国家财富巨额缩水，企业竞争优势大面积受到挤压。当前全球分工格局是，我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的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中国的GDP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金融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比以及国际贸易计价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非常不对称的(146) 。

金融危机造成美元的震荡给其他货币提供了扩大谈判能力的机会。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争取各大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以中韩本币互换、我国某些地区与周边地区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与香港特区的货币互换等为标志，金融危机在客观上加速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步伐，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的内外失衡问题。我国正逐步放开外汇管制，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从人民币在部分周边国家和香港地区流通的事实中寻求地区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进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促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最终实现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与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当是分享而非取代美元的地位，或者说，同欧元一道分担美元国际货币的责任，同时也分享其世界铸币税的利益。

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重要的是，应利用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增大的契机，加大力度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当前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和依存度逐渐增强，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的严重投机性、侵略性，以美元作为世界各国首要的储备货币，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均衡建立在美国出于公心(147) 、美国经济平稳、美元币值稳定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也存在极大风险，世界财富流动将受制于美元的操纵。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可以减少各国央行储备过多美元的冲动，有助于避免汇率的强烈波动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失衡。有学者认为，应当重新考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提出但未能推行的改革方案，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创设一个替代账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成为国际借贷者，促进全球金融稳定(148) 。由世界各国的代表通过一个机构（例如联合国和IMF）来控制世界货币的发行，而非像现在那样由美联储来掌控，借鉴欧元的模式，通过条约缔造来创设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机构来管理世界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SDR（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这一事件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未来，人民币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储备经理的资产配置中占据更多比重，有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交易货币(149) 。

第三，“走出去”战略、海外资产并购与民族企业国际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加速发展趋势，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链发生了深刻的重构，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纵向分离和网络协同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体系逐渐形成。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霸权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度的提高，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控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强势（霸权）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扩大了国际金融活动，控制了全球性的金融网络。

在跨国公司的“中国攻略”逼迫下，我国民族企业普遍处于不利局面，其后果便是产业控制权的弱化和财富分配权丧失，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以日化用品为例，美国宝洁公司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挤垮了中国洗涤品企业，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线败北，仅宝洁旗下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4个品牌，就垄断了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150) ，民族企业迫切需要思考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资源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跨国并购通常具有显著的周期性，通常与全球经济的活跃度保持同步，这些反复出现的并购浪潮表明并购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表现出周期性。令世界瞩目的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公司并购行为急剧减少的情况下，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以及经济衰退使得目前的资产价格被普遍低估，同时为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美国能源部高官曾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反周期的海外跨国并购，符合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是培育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跨国公司、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尝试。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和资源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鼓励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利用金融危机导致的海外资产价格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开展海外跨国并购，不仅有助于开拓市场空间，获取战略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有助于尽快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谋求战略性资源的定价权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适时淘汰落后产业，实现国家产业安全。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有助于增强我国在革新全球生产体系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谋求和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欧美主要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海外投资的安全和收益难以估测，更何况多数国内企业尚不真正具备跨国并购和经营的实力，加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动机存在着显著差异(151) ，因此，在国家层面，国资委应严格中央企业投资规范，以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如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和资源类企业为主，限制央企投资风险尤其是对海外金融衍生品这类“金融鸦片”的投资，产业意义上的战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是收购的重点。在企业层面，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海外并购的风险评估体系，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制定积极灵活的应急预案，相机而动，从容应对市场波动。并且，跨国并购只是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但远非最重要的一步，消化吸收、战略整合和为我所用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谋求产业控制权，有助于维护产业安全。

第四，安全战略构建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曾经告诫道：“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152) 203从苏东剧变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再到2011年初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相继爆发“茉莉花革命”，虽然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异曲同工，都是美国发动文化软战争攻掠全球地缘战略要地(153) 。文明冲突背后实质上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但另一层面，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 (154) 。

卡赞斯坦认为，文明之间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是一种互予互取的关系。并且，各种文明的交流会建构一个“吸收融合的世界：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其规范与实践则因此而发生变化……这是一种欲予欲取的文明进程，即信息、思想、价值、规范、认同等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吸收”(155) 。中国学者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的。”(156) 251这一文明融合的思想，实际上否认了多元文明并存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文明的对话绝不是一方说服或压服对方的技巧，“它将通过分享对方的价值而建立相互理解并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157) 84。

面对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约束，后发国家通过积极参与来增强规则的国内适用性，并注意用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发展。约翰·伊肯伯里援引马克·兰滕（Marc Lanteigne）的观点认为：

中国与之前大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体系下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其在增长的同时还主动利用这些制度推进其在国际大国中地位的上升。简言之，中国正逐渐学会在西方秩序内而不是秩序外谋求发展。……中国不仅想要成为全球资本体系的一部分，还希望得到来自体系内规则的保护。以WTO为例，其多边贸易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为中国提供了应对歧视和保护主义的工具，而歧视与保护主义常常是崛起中国家经常遇到的威胁。……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也为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机会。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按照所占经济份额进行分配，新兴国家可以借此在制度内发出更多的声音。不可否认，这个调整的过程会很长，美国和欧洲仍主导着IMF (158)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明显朝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化(159) 。中国的安全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从“融入国际社会”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转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融入国际社会的环节基本完成，今后的目标是在国际组织中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即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这也就是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我国积极主动参与了众多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各项事务，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接受并遵循现行国际秩序，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立场。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认为：“中国在加入国际机构已经遵守现有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总的来说……中国遵循的规则情况最好，‘成员品德’表现的也最好。” (160)

合作型战略文化也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不是一味地挑战霸权。“韬光养晦”是由中国在当前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赞同西方大国搞霸权主义。中国没有争霸全球的意图，也没有挑战美国地位的行动，这是由中国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中美间能否出现战略冲突，关键在于美国(161) 。另一方面，也要逐渐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对美国的霸权行径采取必要的制衡行为。在霸权国的挑衅面前，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形象和威望。只有在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上表现出坚定维护的决心(162) ，才能慑止霸权国的野心，赢得他国的尊重。遵循“明智的利益”和“慎用的权力”(163) 的原则，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成长中价值诉求的定位，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外交战略的规划与选择，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合作型战略文化还表现为注重国家的影响力建设，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形象。“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164) 中国影响力的建设可以从秉持国际道义和提供公益产品着手：一是秉持国际道义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与建设。二是提供与国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维持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并推动其适时适度改革，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