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财富分配权变革的契机

在西方世界，尽管对美国的衰落存在诸多争议，但遗憾和惋惜之声从来不绝于耳，似乎世界已经适应或“得益于”美国的统治，一旦离开美国的领导，世界便会陷入无序的状态，全球财富便会消散。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看来，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后，全球的“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已经来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权力乃至普遍意义上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衰退。“过去7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令美欧的地缘政治受到冲击，美国和欧洲各国将既无资源也无经济信誉去扮演在全球事务中本应扮演的角色。”(75) 但展望世界发展的前景，拉赫曼似乎乐见中国作用的发挥：

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让位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具竞争活力的新秩序……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年的核心地缘政治的发展。它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缔造了一个共同利益的网络，从而由所有大国纽结成一个共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世界秩序取代了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体系。……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1991年到2008年是共同的“乐观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如此之快以至于其规模每8年左右就翻一番。中国人能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的家庭都变得越来越繁荣。而美国也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硅谷的成长、谷歌以及苹果公司的崛起等等，在美式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力中再次展现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主导着国际争论的条件。……中国增长的财富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海外资产、国际援助和军事开支(76) 。

在斯考克罗夫特看来：“当今世界已截然不同，有各种新的力量在产生作用。”(77) 在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代表全世界的利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自成体系而脱离全球化进程。“我们正目睹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有效的全球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发现彼此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78) 世界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多元文明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历史性变化。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非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整体性地兴起，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速度、规模都是现代历史上空前的。该报告预测，作为“金砖四国”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将会在2040年~2050年间达到西方七国集团（G7）之和的水平。日本《呼声》月刊2007年7月号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消亡”的文章(79)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也认为，“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走向终结”④。美国《新闻周刊》宣称，未来属于中国(80) 。在这一权力转移的格局中，美国已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尽管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相对力量，包括军事力量都会下降，美国所使用的手段将更受到限制”(81)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新兴力量崛起的这台大戏中，美国在欧盟的传统盟友——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德国——在经济排行榜上一路下跌。印度、巴西、土耳其这些新兴市场正在崛起，它们都有各自的外交偏好，从而共同制约了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82) 。广大后发国家纷纷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谋求在国际社会上的平等地位。这种世界不同文明间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正改变着美国及西方在后冷战时代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人们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即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共同合作，以有效地解决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83) 47

在全球财富创造与财富流动方面，依赖于美国领衔的全球生产体系，形成　　

了后发国家向西方经济霸权国家进行财富输送的“国际机制”，造成世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出现了调整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强烈呼声。2007年蔓延全球的国际经济危机，强烈冲击着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为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变革创造了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强势（霸权）国家的主导下，全球主要产业链的价值创造体系日渐由全球范围内的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分工演变，产品的技术与生产得以经济地分离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实现高效地组合，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要素、财富的新组合，进而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这一进程中，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编织和控制的全球性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将遍布在世界上各开放国家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能力整合成为全球价值创造节点，公司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一些具有一定产业技术基础的新兴国家，已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支点，但限于既有的国际制度和自身的实力，有条件地嵌入产业链的中低端，以较高的资源和生态代价，获取与投入和消耗不成比例的收益。而一些落后国家，更是只能依赖输出能源和资源来换回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经济全球化已深入发展，但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始终未能改变。就中国而言，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主要经济循环的产业部门，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所谓的竞争优势，更多地表现在低成本发展模式上，不仅优势难以为继，而且极易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此后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尽管无法根本改变既有的全球生产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该生产体系的制度基础，即使是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对策，如美国所谓的再工业化，对该生产体系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生产体系下产业链演进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全球经济正经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转型，传统的经济中心的影响力正面临挑战，欧亚大陆的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金砖四国”和“景象五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84) 。如日本记者所说：“就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一样，又一场巨大的经济地震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85) 其实这一变革并非如暴风骤雨般地急促地发生，而是对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一个阶段。在这场持续的经济变革中，大体上出现了如下三种力量，共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1） “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方兴未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与发展，美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进入“新经济”时代，不仅信息网络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且借助于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渗透、对生产体制的改造，制造业亦迅速摆脱了此前的颓势，并促成美国以经济的整体实力和高端制造能力重新确立了全球领先的竞争优势。1989年~2001年美国信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3%，几乎是一般非农经济的2倍。工业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核心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产业的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而基于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的企业能力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86) 。

“第三次工业革命”提法的兴起，缘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同名畅销书和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在2012年4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笔的一组同名文章。里夫金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讯方式的交汇，历史上所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在其产生条件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革，二是可以管理这些能源系统的新信息手段出现。他提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87) 。而在麦基里看来，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智能软件、智能穿戴、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将形成合力，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并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88) 。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存在分歧，但其内核是一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由互联网技术、再生能源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与融合，导致制造模式、生产体系、技术经济范式乃至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制造业领域，主要表现为以数字化制造及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以数字化制造的标志性生产工具“3D打印机”为例，“3D打印机”又称“堆砌加工机”，即在接收来自互联网指令的基础上，利用累积制造技术，将电脑设计的三维物体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堆砌”出成品的装备。“3D打印”实现了生产的分散化、需求的定制化、制造的便捷化、产品的多样化、能源的低耗化，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样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处于创新技术产业化与产业系统变革的进程中，依赖于信息网络技术、新能源技术与新材料技术的大发展与人的思维的大转变。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以“温特制”为基本形式的生产组织方式也面临着进一步的变革。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规模经济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之一。但步入90年代后期以来，从全球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以纵向一体为特征的大型跨国公司的赢利能力呈显著下降趋势。显然，在产业技术日益进步、全球市场日益拓展、交易成本日益降低的宏观背景下，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环境变化所致。在日益成熟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建立在产业技术标准与网络技术之上的模块化生产将全球分工引向了深度化与专业化，敏捷制造、虚拟企业等生产形式日渐为“温特制”所整合。正如杰夫·马德里克所言，90年代后期，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89) 147——新的标准化生产为企业赢得了新的规模经济。这实际上具有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些特质。杰里米·里夫金提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扁平式的能源机制衍生出来的分散式生产，便是以互联网络在生产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为支撑的。在互联网络中，产业的价值链可以分解为基于互联网平台若干增值节点，按照生产流程固有逻辑关联整合，技术、信息、价值和财富以数字化的方式传递，不仅提高传输效率，而且降低交易成本，改变成本结构，进而为新能源技术与新材料技术的交融整合提供新的平台。

西方国家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给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带来重大的挑战，由此，适时调整或制定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发展战略成为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谋求后危机时代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例如，里夫金创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早在2007年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肯定，英国2009年颁布《构筑英国未来》，美国政府于2009年、2012年分别颁布《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国家生物经济蓝图》，德国目前正在试验“能源互联网”，等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以“世界工厂”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所造成的要素成本优势下降，中国既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和高端产业对中国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与压制，也面临着新兴国家在成熟产业中的压迫式竞争，还面临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制造领域的严峻挑战。有论者认为，如果不能在技术创新进步和制度效率提升方面取得大突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将被逐渐削弱(90) 。有资料显示，一部499美元的苹果iPad仅仅包括33美元的制造成本，最后在中国的装配成本只有区区8美元(91) 。近年来，耐克、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在中国的自有工厂——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从当前“温特制”生产组织方式的运行平台来看，微软的Windows统治了全球操作系统市场，而英特尔和AMD则控制了CPU市场。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滞后，中国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技术标准、碳税、劳工标准、市场规则等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始终难以获取跨国公司外溢的高新技术，因此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民族产业升级步履维艰。

（2） 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影响日渐深化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伴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策略（参见表6.1）。所谓再工业化，是指具有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转向突出高附加值、知识密集、智能化制造业以及为该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的新型服务业上来。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经济结构缺陷和应对呼啸而来的产业、技术革命，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会议上奥巴马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建议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平衡增长为背景的经济复苏提振政策：年底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于2010年8月11日生效。欧洲提出“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日本则确立“2020新增长战略”。

表6.1　 世界主要国家应对智能制造的政策计划

在既有的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体系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型综合性跨国公司将生产流程与生产工序分解为若干具有逻辑关系的生产节点，在世界各地选择各个生产节点的最优生产条件，或者采用OEM和ODM等生产形式，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产品在全球的延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国际生产可以如此运转：“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也许会在其设立在印度的分公司进行半导体元件的设计，在中国台湾省的一个材料厂购买晶片，在菲律宾进行芯片的组装和测试，使用一个独立的物流公司将芯片运往德国，并在整个欧洲市场上销售。”(92) 19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框架内，产品的设计、整装、销售通常接近目标市场，研究和开发通常设在科研力量强大的高校、研究院所附近，或东道国研发集聚区，零部件的制造通常设在要素成本较低的地点，或根据产业技术标准从低要素成本区域采购。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IT产业，美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高利润的结构密集型芯片设计领域，从国家产业（设计与产品制造）分离和细分结构中获得竞争优势，并能利用国外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无须在国外的大量投资也能从全球分工中获利。普遍地看，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后工业化的演进过程，竞争性制造业空心化是其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牵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是要素成本和市场。例如，1980年~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从21.1%降低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9.1%(93) 。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产业竞争优势发生结构性调整，劳动力成本已不是影响企业决策的主导因素，如何在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的条件下提高满足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体现。例如，就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性成本而言，美国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但到2015年前后将达60%，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在运输、电脑、金属制品及机械领域等，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10%~30%均可在2020年之前实现本土化生产，此举将为美国经济每年贡献200亿~550亿美元，并且新型制造业将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94) 。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修正制造业过度外包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虚拟化等缺陷，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继续把持重要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对其产业链的全球空间布局进行重组，打破了全球生产体系原有的分工格局(95) ，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转移，很可能出现一些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的闭合结构。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挑战，需要建立一个非金融泡沫来驱动的增长引擎(96) ，须要改变那种新产品构想、设计、开发在本土但绝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等大部分环节在外的境况(97) 。美国于2011年发布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来自于制造技术的突破(98) 。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一是发达国家继续牢牢控制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主导产业变革的方向与动力，压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于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龙头，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诸方面处于显著的领先优势，再工业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其实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99) 。二是通过加速加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等交融创新并植入传统制造业力度，变革生产组织模式来大幅度提高现代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侵蚀、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凭借先进能源装备技术大力发展页岩石气产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的报告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如果美国还能够利用其较难开发的石油储备，则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100) ，同时亦对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三是再工业化伴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动荡。中国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更缺乏以科技创新来积累财富的动力，一旦美国再工业化重新振兴其先进制造业，美国经济就有很大向好的概率，资金的外逃、美元升值和量化宽松的退出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币值重估与资金流通的双重压力。

（3）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www.xing528.com)

长期以来，中国以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5%攀升至当前的超过20%，经济规模已占全球第二，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艰难地支撑着国内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贸易的繁荣。能源、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传统产业竞争优势正在消失，经济新常态下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依赖国际市场的加工贸易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全球经济相对低迷阶段，主要国家纷纷采取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来维护本国产业的国际份额。国际政策博弈持续低烈度展开，国家或者超国家的区域贸易壁垒追随个别国家的利益被再架构起来。美国加大了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力度，意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TTP、TTIP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重构其主导的新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2015年10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达成TPP贸易协定，2016年2月，TPP协定正式签署。从两大协议涵盖国家的经济规模看，TPP协议参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的40%，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13%。欧美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世界贸易额的1/3。这两大贸易协定包含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诸多高标准条款，以严格的原产地原则、争端解决机制（ISDS）、监管一致性原则等为亮点的深度区域一体化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充分体现了TPP/ TTIP构建成员国间区域价值链的目的，导致全球跨境投资贸易的门槛将大大抬升。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13.8%，这两大贸易协定一旦付诸实施，亚太地区非缔约国家被美、日、澳等国主导区域产业价值链排除在亚太生产网络之外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外部发展空间将受到挤压。

在全球经济总体疲软的背景下，同时面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高低两端的同时“发难”，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契合第三次工业化潮流、提升民族产业竞争优势和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自主权的重要举措。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效。2012年5月出台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着力点：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101) 31，而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石。除科技体制改革外，保持较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举措。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研发投入便一直保持在占GDP的2.5%左右的水平上。最近两年，美国经济基本面不理想，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更甚，仅微软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也有65亿美元。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102) 。“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103) 273，将有助于显著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深入、更具话语权地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谋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全球生产体系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更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的跃升。

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高成本瓶颈制约逐渐产生压迫式影响后，我国大部分资源依赖型企业开始陷入增长困境(104) 。自21世纪初互联网革命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与数字化制造技术加速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与世界的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交汇点。”(105) 党的十八大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通常指技术含量较高、创造附加价值比较高、符合生态要求的现代制造业。2009年以来，当耐克和阿迪达斯相继关闭在华的自有工厂时，曾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营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破产，亦曾引起持续的市场恐慌。但如果把这些现象理解为中国制造业成长和升级的阵痛，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成本，就会千方百计地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的加速发展，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换。

表6.2　《中国制造2025》与“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先进制造的布局

在既有的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体系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型综合性跨国公司将生产流程与生产工序分解为若干具有逻辑关系的生产节点，在世界各地选择各个生产节点的最优生产条件，或者采用OEM和ODM等生产形式，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产品在全球的延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国际生产可以如此运转：“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也许会在其设立在印度的分公司进行半导体元件的设计，在中国台湾省的一个材料厂购买晶片，在菲律宾进行芯片的组装和测试，使用一个独立的物流公司将芯片运往德国，并在整个欧洲市场上销售。”(92) 19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框架内，产品的设计、整装、销售通常接近目标市场，研究和开发通常设在科研力量强大的高校、研究院所附近，或东道国研发集聚区，零部件的制造通常设在要素成本较低的地点，或根据产业技术标准从低要素成本区域采购。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IT产业，美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高利润的结构密集型芯片设计领域，从国家产业（设计与产品制造）分离和细分结构中获得竞争优势，并能利用国外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无须在国外的大量投资也能从全球分工中获利。普遍地看，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后工业化的演进过程，竞争性制造业空心化是其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牵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是要素成本和市场。例如，1980年~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从21.1%降低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9.1%(93) 。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产业竞争优势发生结构性调整，劳动力成本已不是影响企业决策的主导因素，如何在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的条件下提高满足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体现。例如，就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性成本而言，美国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但到2015年前后将达60%，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在运输、电脑、金属制品及机械领域等，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10%~30%均可在2020年之前实现本土化生产，此举将为美国经济每年贡献200亿~550亿美元，并且新型制造业将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94) 。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修正制造业过度外包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虚拟化等缺陷，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继续把持重要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对其产业链的全球空间布局进行重组，打破了全球生产体系原有的分工格局(95) ，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转移，很可能出现一些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的闭合结构。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挑战，需要建立一个非金融泡沫来驱动的增长引擎(96) ，须要改变那种新产品构想、设计、开发在本土但绝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等大部分环节在外的境况(97) 。美国于2011年发布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来自于制造技术的突破(98) 。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一是发达国家继续牢牢控制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主导产业变革的方向与动力，压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于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龙头，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诸方面处于显著的领先优势，再工业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其实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99) 。二是通过加速加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等交融创新并植入传统制造业力度，变革生产组织模式来大幅度提高现代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侵蚀、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凭借先进能源装备技术大力发展页岩石气产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的报告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如果美国还能够利用其较难开发的石油储备，则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100) ，同时亦对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三是再工业化伴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动荡。中国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更缺乏以科技创新来积累财富的动力，一旦美国再工业化重新振兴其先进制造业，美国经济就有很大向好的概率，资金的外逃、美元升值和量化宽松的退出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币值重估与资金流通的双重压力。

（3）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中国以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5%攀升至当前的超过20%，经济规模已占全球第二，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艰难地支撑着国内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贸易的繁荣。能源、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传统产业竞争优势正在消失，经济新常态下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依赖国际市场的加工贸易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全球经济相对低迷阶段，主要国家纷纷采取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来维护本国产业的国际份额。国际政策博弈持续低烈度展开，国家或者超国家的区域贸易壁垒追随个别国家的利益被再架构起来。美国加大了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力度，意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TTP、TTIP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重构其主导的新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2015年10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达成TPP贸易协定，2016年2月，TPP协定正式签署。从两大协议涵盖国家的经济规模看，TPP协议参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的40%，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13%。欧美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世界贸易额的1/3。这两大贸易协定包含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诸多高标准条款，以严格的原产地原则、争端解决机制（ISDS）、监管一致性原则等为亮点的深度区域一体化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充分体现了TPP/ TTIP构建成员国间区域价值链的目的，导致全球跨境投资贸易的门槛将大大抬升。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13.8%，这两大贸易协定一旦付诸实施，亚太地区非缔约国家被美、日、澳等国主导区域产业价值链排除在亚太生产网络之外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外部发展空间将受到挤压。

在全球经济总体疲软的背景下，同时面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高低两端的同时“发难”，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契合第三次工业化潮流、提升民族产业竞争优势和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自主权的重要举措。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效。2012年5月出台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着力点：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101) 31，而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石。除科技体制改革外，保持较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举措。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研发投入便一直保持在占GDP的2.5%左右的水平上。最近两年，美国经济基本面不理想，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更甚，仅微软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也有65亿美元。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102) 。“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103) 273，将有助于显著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深入、更具话语权地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谋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全球生产体系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更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的跃升。

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高成本瓶颈制约逐渐产生压迫式影响后，我国大部分资源依赖型企业开始陷入增长困境(104) 。自21世纪初互联网革命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与数字化制造技术加速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与世界的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交汇点。”(105) 党的十八大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通常指技术含量较高、创造附加价值比较高、符合生态要求的现代制造业。2009年以来，当耐克和阿迪达斯相继关闭在华的自有工厂时，曾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营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破产，亦曾引起持续的市场恐慌。但如果把这些现象理解为中国制造业成长和升级的阵痛，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成本，就会千方百计地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的加速发展，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换。

表6.2　《中国制造2025》与“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先进制造的布局

通过扩大内需扩大市场规模。在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尤其是内需始终是最疲弱的部分。“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106) 2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07) 11、3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努力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我们将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将力争在重大项目、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我们将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108)

综上所述，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是坚持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调整中，发达国家纷纷祭出再工业化的大旗以谋求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导权与重要产业的控制权，而中国因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亦是应对挑战、用足机遇以实现产业安全的重要举措，对全球产业发展也会带来深远影响。

通过扩大内需扩大市场规模。在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尤其是内需始终是最疲弱的部分。“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106) 2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07) 11、3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努力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我们将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将力争在重大项目、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我们将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108)

综上所述，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是坚持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调整中，发达国家纷纷祭出再工业化的大旗以谋求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导权与重要产业的控制权，而中国因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亦是应对挑战、用足机遇以实现产业安全的重要举措，对全球产业发展也会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