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传染：财富洗劫的暗渡陈仓

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显著地提升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当代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85) 。1986年~2006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23%，全球贸易年均增长6.48%，而全球资本市场年均增长13.67%，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已高达3.2万亿美元。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无限膨胀，据IMF统计，2007年全球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股市市值合计2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4.21倍。另据BIS统计，1990年~2000年银行资产年均增长4.3%，2000年以来，银行资产年均增长14.3%。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存量，1998年为80.3万亿美元，2007年底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而这一比值在1998年还仅为2.94倍，2008年上半年又攀升至766万亿美元 (186)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拓展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使世界性危机尤其金融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资本项目自由化经常会带来与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即使有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银行体系、成熟的股票市场和其他制度，仍然可能招致巨大风险”(187) 。大卫·哈维说：“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从其他人群中汲取财富的主要的现代杠杆。”(188) 1989年~2007年间，美国前5%的富翁所持财富总额的比例从59%上升至62%，远远超过其余95%的国民的财富。中产阶级房主曾在房产繁荣中短暂获利，但现在随着房产萧条失利而归③。经济金融化导致财富数字化，虚拟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虚拟财富远远超出实质财富，为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金融创新”这一财富游戏最为繁荣的美国，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远远未能跟上虚拟经济的膨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的有效需求未能同步放大。为了缓解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本过剩，就需要创设需求，刺激消费，于是银行向次贷者放款，并打包销售次贷金融产品。然而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使得居民对未来预期普遍不乐观，未来预期的悲观意味着“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在房地产金融领域，贷款违约率不断上升，造成资金链条断裂，进而酿成次贷危机。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危机的发生机制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需求“过度”，当然，需求的旺盛或过度依赖于信用机制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的本意仍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18世纪是资本主义快速上升时期。18世纪30年代，随着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的诞生，英国率先掀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导致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推动了作为工业生产组织基本形式——工厂制的确立，极大地降低了国内的生产成本。“这一时期无论国民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都持续提高了，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 (153)

工业革命同时带来了制度层面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终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马克思对资本以至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前，首先对资本本身的积极取向、对生产力的提高以至于对“文明”进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以及与恩格斯合作的各种著作中都有描述，最为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提及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4) 277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态是分工与协作，最初形式包含着更复杂的诸多形式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因此，“这种分工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155) 374、389、390。霍布斯鲍姆也认为，工业革命“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由于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带来增长的加速器”(156) 3。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其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157) 9。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158) 58。

到19世纪中期时，“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床都已经出现了”(159) 316。与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伴，大工业所带来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和产业工人受到严重的剥削导致购买力严重不足，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愈演愈烈。仅19世纪上半期，较严重的就有1817年、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危机。除第一次基本上限于英国国内，其余皆是国际性的危机，而且最初那种往往由英国向西欧大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的危机逐渐发展成为交相扩散的危机。这种频繁发生且破坏力逐渐加大的危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反思，亲身经历了各次经济危机在欧洲发展过程的马克思和思格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例如，仅仅在1857年~1858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马克思所写的分析论文就达十数篇之多，既包括了对各主要国家危机状况的分析，也包括了对总体危机情况的分析和历史回顾，其中直接以欧洲金融危机为题的论文就有4篇。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发展，促使马克思进行严谨、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就在1857年~185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马克思开始全面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和经济周期，大体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性的构想和框架。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考察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现象。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分散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采用完整系统的专著形式，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成熟性。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应当放到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去把握。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过周期的长度。例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又如“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160) 554注、729。由于马克思多次提到过周期的时间长度，后来一些学者就认为他的周期理论是一种含有固定的时间长度的理论。但这应该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5年或10年这样的周期长度，是与当时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相联系的，并不是指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每次经济波动在时间跨度方面具有固定的规则性。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多次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161) 207。并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162) 695。所以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跨度，是随着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63) 207。

马克思虽然把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称为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强调它对经济活动中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还是新技术的使用，货币投放量的多少，都只是影响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是否实现按比例分布的因素之一，本身不能决定经济就一定会出现繁荣或陷于萧条。而且，马克思虽然认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164) 282，但也只是把它看成“因素之一”。既然固定资本更新是影响经济周期的具体因素之一，那么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也只是影响经济周期时间长短的因素之一。

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美洲乃至全球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65) 22。到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166) 。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1850年~1873年，确实存在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167) 。法国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引进了英国的珍妮纺纱机，随后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引进英国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机械化的纺织工业技术不久就传遍了全世界。英国新型的动力机器——蒸汽机也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如同造船业一样，在铁路发展过程中，英国在传播和资助新技术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68) 91。法国建成第一条铁路仅比英国第一条铁路晚2年，比美国晚7年，比德国晚10年。在英国出现铁路后的一二十年里，在欧洲和北美就掀起了铁路热，一种崭新的陆上交通工具很快风靡全球。铁路机械连同机车制造商、工程师和金融资本家将铁路工业扩展到了国外（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有力地促进了后者的产业进步。1850年~1870年间，欧洲大陆修建了5万英里的铁路，超过以往总共1.5万英里的3倍还多。欧洲大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成为缩短大陆国家与英国工业化差距的重要因素 (169) 。大规模和高造价的铁路投资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不仅大量进口英国的机器，还引进英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英国资本、技术知识和熟练的工程师促进了法国内河的汽船运输和铁路建设。19世纪40年代，约有一半的法国铁路公司股份都是英国的。在法国的英国工程技术人员不胜枚举，至1830年，有1.5~2万英国工人受雇于法国，在工厂、铁路和运河上操纵从英国进口的设备(170) 。显然，技术加速传播与扩散，而自身技术进步日趋式微，使得产品竞争、尤其是价格竞争日益激烈，英国商品的利润率日渐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的领先优势，加上设备更新所需要的高额资本，最终演化为1873年~1896年的大萧条，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最后演化为1913年9月英镑体制崩溃，金汇兑本位制大规模地遭到破坏，以及由于汇率竞相贬值和贸易、外汇管制而造成了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危机。

美国从1850年到1914年期间的净资本流入量估计平均每年达到甚至超过5千万美元，而英国的净资本流出由19世纪前半期的每年3千万美元增加到后半期的近2.5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1906年~1913年）已接近9亿美元(171) 25。结存在战后时期的迅速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世界结算和世界储备中，可兑换的美元替代了不可兑换的英镑。1958年美国黄金的流失，开始使人们对国家净储备地位不断恶化的趋势产生忧虑。我国黄金储备超过对外国的短期负债（包括债券和证券）的数额，连续地由1949年底的182亿美元下降到1958年底的不足50亿美元，也就是说，从1950年~1957年间，平均每年减少13亿多美元，而仅1958年就减少了近30亿美元。

再来看看20世纪的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不仅在于经济层面，更在于制度层面。彼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总产出下降了一半，并且都有约1/3的工人失业。就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领域的学者作了诸多解释，但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20年代出现很多新的产业扩张，例如福特于1928年在River Rouge建起巨大的汽车工厂，以及“在1928年和1929年间大量的新投资涌向收音机接收设备制造业。在短短的18个月内，这个行业的生产潜力增加了三倍”，结果导致“到1929年底市场上每年可以生产1500万套收音机，然而只要400万套就能满足市场需求”。与此相对应，“在1922年到1929年初，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加了6.1个百分点，总消费只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产出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这种差距在1928年和1929年间达到最大：这时工业产值增长是消费增长的3倍”。戈登写道：“1928年~1929年间耐用消费品的增长太快了，这导致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大量生产线被建立起来，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这意味着……某些耐用商品的订单在1929年初必然会减少。”(172) 在美国，直到1937年工业产值才重新达到1929年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初特别是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骤停，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全球危机，即滞胀，其特点是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实际上，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和60年代金融业增长的“黄金时代”为70年代通货膨胀种下了祸根，并且开始萌芽(173) 124。比伦特·格卡索与达雷尔·惠特曼总结道，

当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强势地位崩溃之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动荡时期，历经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层次、更长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81年到1982年的严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后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层次衰退。从1971年到1993年美国共经历9次所谓的“经济困扰”时期，而危机中间的年份是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不轻松的过渡……美国在受益的同时，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成本被强行抬高，其中后殖民地国家受害最深。当1973年~1975 年衰退开始时，美国把衰退的影响转嫁到其他资本主义伙伴身上，1974年之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 1981年~1982 年的剧烈全球衰退（两者也与石油美元经济有关，再次导致全球银行体系中美元的堆积）演变成了全球危机……当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保护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下划线为引者所加）(174) 。

迪亚兹—亚历杭德罗（Carlos Diaz⁃Alejandro）认为：“从1980年至1981年期间，由于各种内部及外部原因，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然而，由于决策者的无能和迟钝……原本是一场严重的但是能够控制得住的萧条，已经变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一次空前的发展性危机。这主要是由国际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国际贷款条件和规则的突变造成的。”(175)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利用南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而大获其利。债务危机是美国霸权主义重新抬头的关键机制之一，美国利用这次危机，成功地从在与苏联的对峙中处于守势的境地重新夺回霸主的位置。

在 2001 年互联网泡沫和股市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资本投向转变为鼓励信贷经济，虚拟资本扩张的无度并未引起警惕。由于生产性的实体经济领域缺乏赢利模式，从生产领域游离出来的巨额资本逐渐走上热衷于非生产性投机的道路。投机资本每年都要增收并期望有更高的酬报。这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间的缺口扩大了。在实体经济中投入的资本很少，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投机活动。换言之，财富生产增长的放慢和虚拟资本力图实现更高利润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投机和虚拟利润必须要能与现实的财富进行交换。从这一事实出发，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176)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缺陷加剧了当代经济危机的程度。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演变，给世界经济和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损失，后发国家的财富加剧向发达国家转移。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现象。尽管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但他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提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各个重要论点，主要包含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传导、经济危机的二重后果等，从中不难归结出马克思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189) 278。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马克思论证并揭示了信用制度在形成经济危机过程中的杠杆作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就指出，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意识到：“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190) 228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可以减少流通货币量，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推动整个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快速运行、财富快速增值，进而，信用制度亦是突破资本内在限制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总是受到资本积累和集中（积聚）程度的限制，商品的销售状况总是受到货币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的限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总是受到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限制。但是，在一定限度内，商业信用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191) 130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是因为资本使用者并不都是资本所有者，如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制度一样，资本所有者与资本使用者的目标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说，这些人办起事来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192) 500

由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退出再生产领域引起的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就借贷货币资本过度积累而言，马克思指出，“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177) 574、573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极不相同的，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过程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现出各种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即借贷货币资本积累可以按照与职能资本积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进行。这一点在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

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是以货币不断回流、信用期限短、主要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为基础的。……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但不是后者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178) 。

金融资本积累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本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福斯特认为，由于金融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使社会财富向金融垄断寡头手中的再次集中。没有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179) 。按照电子交易额计算，当前美国金融经济的日交易额超出实体经济日均GDP贡献值的40倍(180) 144。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金融数字化、电子化的掩盖下，财富日益由物质形态向虚拟形态演化，而财富的性质也日益由投资品向投机品演化。分析发端于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

对于本轮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例如一些学者强调 “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倾向于认为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从外部冲击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实体”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金融扩张并为危机铺平了道路(181) ，按照高恩的说法，在危机前夕的2006 年，“美国不低于40%的企业利润来自金融部门”(182) 。实际上，本轮危机是先由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再由次贷危机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由经济危机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向深处发展，形成经济运行体系的全面危机，进而对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财富分配与重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来看，在私有制条件下，所谓的“金融创新”都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的。资本在运动中增殖，“金融创新”正是迎合了资本虚拟运动、倍速周转的渴望，迅速在资本所有者阶级中大行其道，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即利用“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与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金融创新”虽然“精巧”，但是，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偏离”，而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远远滞后于“金融创新”的程度，透支消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其结果是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造成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失调和连续关系的中断，最终因强制性恢复而引起危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过资本的投机性和贪婪性：“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183)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84)  533。

总体上来看，“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度形式。

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显著地提升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当代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85) 。1986年~2006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23%，全球贸易年均增长6.48%，而全球资本市场年均增长13.67%，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已高达3.2万亿美元。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无限膨胀，据IMF统计，2007年全球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股市市值合计2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4.21倍。另据BIS统计，1990年~2000年银行资产年均增长4.3%，2000年以来，银行资产年均增长14.3%。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存量，1998年为80.3万亿美元，2007年底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而这一比值在1998年还仅为2.94倍，2008年上半年又攀升至766万亿美元 (186)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拓展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使世界性危机尤其金融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资本项目自由化经常会带来与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即使有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银行体系、成熟的股票市场和其他制度，仍然可能招致巨大风险”(187) 。大卫·哈维说：“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从其他人群中汲取财富的主要的现代杠杆。”(188) 1989年~2007年间，美国前5%的富翁所持财富总额的比例从59%上升至62%，远远超过其余95%的国民的财富。中产阶级房主曾在房产繁荣中短暂获利，但现在随着房产萧条失利而归③。经济金融化导致财富数字化，虚拟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虚拟财富远远超出实质财富，为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金融创新”这一财富游戏最为繁荣的美国，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远远未能跟上虚拟经济的膨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的有效需求未能同步放大。为了缓解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本过剩，就需要创设需求，刺激消费，于是银行向次贷者放款，并打包销售次贷金融产品。然而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使得居民对未来预期普遍不乐观，未来预期的悲观意味着“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在房地产金融领域，贷款违约率不断上升，造成资金链条断裂，进而酿成次贷危机。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危机的发生机制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需求“过度”，当然，需求的旺盛或过度依赖于信用机制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的本意仍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现象。尽管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但他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提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各个重要论点，主要包含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传导、经济危机的二重后果等，从中不难归结出马克思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189) 278。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马克思论证并揭示了信用制度在形成经济危机过程中的杠杆作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就指出，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意识到：“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190) 228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可以减少流通货币量，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推动整个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快速运行、财富快速增值，进而，信用制度亦是突破资本内在限制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总是受到资本积累和集中（积聚）程度的限制，商品的销售状况总是受到货币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的限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总是受到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限制。但是，在一定限度内，商业信用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191) 130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是因为资本使用者并不都是资本所有者，如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制度一样，资本所有者与资本使用者的目标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说，这些人办起事来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192) 500

总体上来看，“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度形式。

世界整体性增强与危机传导机制多样化。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93) 114。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内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这可以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找到解答。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194) 874，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市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它对经济危机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暂时地、局部地缓和经济危机，也具有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95) 525。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往往是国际贸易占本国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或是世界贸易占绝对地位、绝对依赖世界市场出口的国家。经济危机传播和扩大的范围，往往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与危机中心国的贸易联系程度。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渠道扩大。

现代信用工具的推陈出新无视马克思的警告——“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在更大的范围膨胀了资本的扩张欲望：“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96) 546、500“现代工业所经历了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97) 23。据McKinnon和Pill提出的“金融自由化—外资流入—信用扩张—经济脆弱、衰退—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模型，金融自由化以及一些扭曲的激励机制（如固定汇率、政策担保、道德风险等）导致外资大量流入，从而导致信用扩张和消费过度以及经常项目恶化、汇率升值、经济增长下降(198) 。Kaminsky和Reinhart的研究表明，银行业危机往往先于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又会加重银行业危机，形成恶性循环，相互交织，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外资大量流入、信用扩张、汇率升值以及经济衰退(199)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和生产体制的变革，现代工业体系释放的生产能力导致资本跳跃式地全球扩张，尤其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大量制造业被转移至后发国家，其国内消费需求在信用扩张的推动下被无节制地制造出来。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急速膨胀和国际投机技术日趋精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从生产领域游离出来的投机资本，大肆炒作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料、粮食）、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致使其价格扶摇直上，严重超出了正常的支付能力。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本身蕴藏着破灭的风险。缘于美国的次贷风波，便是在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和过度消费的推动下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并且，在危机爆发后，美国以救市为由，掩护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大量出货撤资，将资本投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投机炒作能源、农产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导致全球原油、粮食价格在供给充足情况下暴涨了数倍，2010年下半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再次猛涨，这些现象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政府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种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并再次投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极大关系(200) 。

世界整体性增强与危机传导机制多样化。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93) 114。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内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这可以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找到解答。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194) 874，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市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它对经济危机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暂时地、局部地缓和经济危机，也具有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95) 525。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往往是国际贸易占本国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或是世界贸易占绝对地位、绝对依赖世界市场出口的国家。经济危机传播和扩大的范围，往往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与危机中心国的贸易联系程度。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渠道扩大。

现代信用工具的推陈出新无视马克思的警告——“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在更大的范围膨胀了资本的扩张欲望：“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96) 546、500“现代工业所经历了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97) 23。据McKinnon和Pill提出的“金融自由化—外资流入—信用扩张—经济脆弱、衰退—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模型，金融自由化以及一些扭曲的激励机制（如固定汇率、政策担保、道德风险等）导致外资大量流入，从而导致信用扩张和消费过度以及经常项目恶化、汇率升值、经济增长下降(198) 。Kaminsky和Reinhart的研究表明，银行业危机往往先于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又会加重银行业危机，形成恶性循环，相互交织，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外资大量流入、信用扩张、汇率升值以及经济衰退(199)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和生产体制的变革，现代工业体系释放的生产能力导致资本跳跃式地全球扩张，尤其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大量制造业被转移至后发国家，其国内消费需求在信用扩张的推动下被无节制地制造出来。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急速膨胀和国际投机技术日趋精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从生产领域游离出来的投机资本，大肆炒作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料、粮食）、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致使其价格扶摇直上，严重超出了正常的支付能力。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本身蕴藏着破灭的风险。缘于美国的次贷风波，便是在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和过度消费的推动下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并且，在危机爆发后，美国以救市为由，掩护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大量出货撤资，将资本投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投机炒作能源、农产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导致全球原油、粮食价格在供给充足情况下暴涨了数倍，2010年下半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再次猛涨，这些现象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政府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种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并再次投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极大关系(200) 。

全球市场的日益开放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冷战结束后，各国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投资和贸易等不断深化，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变化表现为：各国金融领域日益开放而金融监管相对滞后，证券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跳跃式发展，国际游资急剧膨胀，国际金融交易与清算日趋电子化。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性使得金融危机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表现出显著的国际传导性。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心理因素对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繁荣、经济危机和经济恐慌通过套利、货币的流动及转换、纯粹的心理等等一系列因素在各国经济间传递，尤其强调国际范围内“金融市场之间的心理关联程度”及联系机制，使得“资本流动的特征就是恐慌和狂热”，“泡沫与崩溃的国际传递似乎不是一个经济法则，而更像是一种趋势” (201) 。可见许多时候，金融恐慌、“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 effects）”、信心危机等心理因素是金融危机传导的主导因素。

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导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和损害加重的主要因素。在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世界经济，是引发和转嫁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既是全球金融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国际金融规则实施的监督者(202)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后，美国政府采取“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货币：一方面通过这种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获取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美元(203) 。同时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交易推动金融资产规模空前膨胀。至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的2007年年底，世界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占全球贸易结算的58%。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业已解体，但制度化的框架并未解构，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掌握着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包括金融创新工具的定义、衍生品交易及其风险控制、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评信等级，构成强势国家集团的核心权利，向全球推销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理论，执行其政策，努力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204) 。在这一国际机制框架内，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无法对现有国际机制施加有效影响而始终陷于两难困境：拒绝等同于被边缘化，遵从意味着被盘剥(205) ，这也是广大后发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美国通过美元汇率贬值、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肆输出由于危机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掠夺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

全球市场的日益开放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冷战结束后，各国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投资和贸易等不断深化，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变化表现为：各国金融领域日益开放而金融监管相对滞后，证券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跳跃式发展，国际游资急剧膨胀，国际金融交易与清算日趋电子化。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性使得金融危机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表现出显著的国际传导性。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心理因素对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繁荣、经济危机和经济恐慌通过套利、货币的流动及转换、纯粹的心理等等一系列因素在各国经济间传递，尤其强调国际范围内“金融市场之间的心理关联程度”及联系机制，使得“资本流动的特征就是恐慌和狂热”，“泡沫与崩溃的国际传递似乎不是一个经济法则，而更像是一种趋势” (201) 。可见许多时候，金融恐慌、“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 effects）”、信心危机等心理因素是金融危机传导的主导因素。

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导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和损害加重的主要因素。在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世界经济，是引发和转嫁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既是全球金融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国际金融规则实施的监督者(202)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后，美国政府采取“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货币：一方面通过这种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获取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美元(203) 。同时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交易推动金融资产规模空前膨胀。至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的2007年年底，世界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占全球贸易结算的58%。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业已解体，但制度化的框架并未解构，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掌握着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包括金融创新工具的定义、衍生品交易及其风险控制、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评信等级，构成强势国家集团的核心权利，向全球推销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理论，执行其政策，努力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204) 。在这一国际机制框架内，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无法对现有国际机制施加有效影响而始终陷于两难困境：拒绝等同于被边缘化，遵从意味着被盘剥(205) ，这也是广大后发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美国通过美元汇率贬值、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肆输出由于危机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掠夺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

后发国家纷纷走上依赖出口的道路，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更加弱小，面临着自身财富被洗劫的风险。受制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后发国家在走工业化道路方面，差不多都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国内实行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政策；二是以廉价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世界工业产品的加工厂；三是过多地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来获取自身经济发展的外部资金或资源。上述三个特点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因此，相对的或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且，由于后发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其在危机中往往难以独善其身。马克思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有最精辟的概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206)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霸权国家的殖民扩张不仅有血腥的军事侵略，在现代更多地是打着诸如“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等旗号的文化与经济侵略。

后发国家纷纷走上依赖出口的道路，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更加弱小，面临着自身财富被洗劫的风险。受制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后发国家在走工业化道路方面，差不多都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国内实行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政策；二是以廉价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世界工业产品的加工厂；三是过多地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来获取自身经济发展的外部资金或资源。上述三个特点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因此，相对的或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且，由于后发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其在危机中往往难以独善其身。马克思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有最精辟的概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206)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霸权国家的殖民扩张不仅有血腥的军事侵略，在现代更多地是打着诸如“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等旗号的文化与经济侵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越地区和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运动，形成了全球规模的经济系统和市场网络。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07) 从总体上来看，全球市场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商品市场；后是借贷资本的全球化，形成跨国界筹资、国际债券等等，形成全球借贷市场；再是二战以后，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国际直接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国际化。而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208) 。在全球化进程中，规范与规则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范式。国际机制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各行为主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09)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或达成的规则，代表了某个领域的行为准则，对参与国际社会的国家具有影响力，甚至约束力；二是通过建立国际行为准则，规范和制约国家的国际行为，要求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行为准则约束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国际机制的关联效应使其能够奖励遵守国际机制的行为，惩罚违反国际机制的行为，从而确立国家的国际机制活动空间 (210)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越地区和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运动，形成了全球规模的经济系统和市场网络。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07) 从总体上来看，全球市场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商品市场；后是借贷资本的全球化，形成跨国界筹资、国际债券等等，形成全球借贷市场；再是二战以后，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国际直接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国际化。而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208) 。在全球化进程中，规范与规则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范式。国际机制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各行为主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09)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或达成的规则，代表了某个领域的行为准则，对参与国际社会的国家具有影响力，甚至约束力；二是通过建立国际行为准则，规范和制约国家的国际行为，要求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行为准则约束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国际机制的关联效应使其能够奖励遵守国际机制的行为，惩罚违反国际机制的行为，从而确立国家的国际机制活动空间 (210) 。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主要是在美、欧主导下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运作而形成的金融体制。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议》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法规范，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收支平衡法律、国家储备法、成员国外汇管制法以及国际汇率制度(211) 105，《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的内容对整个国际金融体制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几乎每次国际金融体制的调整都是通过对基金协议的修订实现的。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而反映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贸易规则日益成为引导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主要手段。1980年全球进出口额仅为40411亿美元，而到2002年就达到135410亿美元，增长了3.35倍，占世界GDP的40%以上，2007年猛增至281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已然成为推动全球市场形成的最直接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市场连接起来，它是通过生产的转移、生产与服务的多样化，通过在许多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的”(212) 9，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际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使产品元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使传统对贸易的理解几乎被淹没。随着世界贸易量的增加，国内市场的作用被另一种贸易体制大大削弱：由于跨国公司建立在国外的子公司之间相互出口和进口，因此，其自身内部产生了贸易。”(213) 19并且，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改变着人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加快了信息流通，消除了地域隔阂，大大降低了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新的生产、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成为推动当前经济全球化、经济“程式”化和财富分配集中化的重要力量。

(1) 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湘穗：《超越与遏制的历史逻辑——全球变局下的中美博弈》，《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3) 胡鞍钢：《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7) 朱世达：《“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美国研究》，2004（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 Huntington， Samuel， et a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73， 3： 22-49.

(12) 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13) 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 M. M. 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E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7) Maoz Azaryahu， “McIsrael？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5， No.1，Spring 2000， pp.45， 41-44.

(18) 马休·阿尔福特：《好莱坞的强权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9) 曹凝：《中西“文化霸权”语境：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差异的比较》，《文学艺术研究》，2012（10）。

(20) 郝保权：《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意涵的战略沉思》，《宁夏大学学报》，2009（3）。

(21) 周红红、刘淑萍：《美国国防语言中的文化霸权——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5）。

(22)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3)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24) David Rothkopf.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 No.107， Summer 1997.

(25)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2（4）。

(26) Maoz Azaryahu， McIsrael.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5， No.1，Spring 2000， pp. 41~45.

(27) 王晓德：《关于“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思考》，《美国研究》，2003（3）。

(28) Benjamin R.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Ballantina Books， 1996.

(29)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0)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

(31) 陈爱华：《解读“物”社会功能的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物社会功能”的伦理透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1）。

(32) 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Routledge Published， 1991.

(33) 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4) 弗兰克·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编译参考》，1991（8）。

(3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情报机构的建立》，1945~1950，No.292。

(3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No.1。

(37) ⑥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38)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9) 李兴耕：《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0)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41) 刘永涛：《冷战后美国文化对外战略透析》，《现代国际关系》，2001（5）。

(42) 罗伯特·卡根：《美国衰落的神话》，《国外理论动态》，2012（11）。

(43) 丹尼尔·德雷泽：《美帝国的兴衰之争：对话吉迪恩·拉赫曼和罗伯特·卡根》，《国外理论动态》，2012（11）。

(4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4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46)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47)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48)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4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0)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5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53)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54)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55) 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5）。

(5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57) 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2，Spring 1993， p.175.

(58) Hedley Bull. The Anarchy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59)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

(61) 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自由主义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 Sassen， Saskia. Losting Contral？ Sovereignty in a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 Schurmann， Franz.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64)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65)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66) 汽车制造设备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从60年代就开始引进，到了70~90年代我们还在引进汽车制造设备，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这说明我们十分缺乏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应用、改进、提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更令人心痛的是，许多技术引进项目的设备利用效率很低，甚至被闲置，加上80年代的盲目引进，例如，全国引进了100多条电视机生产线，一个省就引进了几十条西服生产线等等，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67) 邓瑾：《须要深刻反思：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走向失败》。

(68) 邓瑾：《需要深刻反思：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走向失败》。

(69)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汽车产业在引进外资或合资过程中，不断出现一轮一轮的重复引进，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丧失殆尽。详见路风、封凯栋：《汽车产业失败的根源》，《改革内参》，2004（13）。

(70) 景玉琴：《产业安全的根本保障：提升民族资本产业控制力》，《福建论坛》，2006（1）。

(71) 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9）。 

(72)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3) 毛丰付、张明之：《ICT产业标准竞争与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2）。

(7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10）。

(75) 杨剑：《技术标准竞争的权力结构限制与中国技术标准战略》，《WTO经济导刊》，2007（6）。

(76) 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5）。

(77) Farrell， Katz. “Innovation. Rent Extraction， and Iintegration in Systerms Markert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0， Dec.

(78) 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79)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

(80) Swann. The Economic of Standardization， Final Report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Directorat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0.

(81) Thurow， Lester.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82)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2（3）。

(83) 杨剑：《信息技术空间：权力、网络经济特征与财富分配》，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84)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上）》，《国外理论动态》，2012（3）。

(85) Robert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6)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7)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8)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的加权表决制将成员国的投票权与份额挂钩，而份额主要取决于各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当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票权分别占基金组织投票权的16.83%、6.04%、5.90%、4.87%、4.87%。投票权决定着决策权，投票权的过度集中造成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实际否决权。这几个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基金组织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所有需要特别多数票决议的事项，美国单独就可以否决需经85%特别多数票通过的任何决议。这样的表决机制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绝对地支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时报》曾有评论说，IMF成立60年来发挥的作用有限，原因之一在于其控制权集中在欧美国家，没有反映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扩大的份额。参见王宇等：《伦敦金融峰会热点前瞻：国际货币体系酝酿新变局》。

(89) 参见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90) Sassen， Saskia. Losting Contra？ Sovereignty in a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91) GAT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Geneva， 1958.

(92) 彼得·J.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93) 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4) 迈克尔·德托佐斯等：《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5) Servan⁃Schreiber， J. J.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Athaeneum， 1968.

(96) 时殷弘：《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思考》，《史学月刊》，2002（5）。

(97) 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8)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9) Chandler， Alfred D. 1992.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6，No.3， 1992， pp.79~100.

(100) 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5）。

(101) Baldwin， C.Y. and Clark， K.B.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75（5）， pp.84~93.

(102)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103)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104)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8）。

(105) 《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106)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0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08) 张明之、邱英汉：《全球生产体系下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知识化跃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2）。

(109) 杰夫·代尔：《亚洲崛起动摇“美国治下的和平”》。

(110) 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111)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2)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主要是在美、欧主导下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运作而形成的金融体制。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议》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法规范，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收支平衡法律、国家储备法、成员国外汇管制法以及国际汇率制度(211) 105，《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的内容对整个国际金融体制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几乎每次国际金融体制的调整都是通过对基金协议的修订实现的。

(113)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114)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5) ③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6)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17) ②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8)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119) 福斯特同样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作用的产物。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7， pp.1-12.

(12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10）。

(12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10）。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而反映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贸易规则日益成为引导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主要手段。1980年全球进出口额仅为40411亿美元，而到2002年就达到135410亿美元，增长了3.35倍，占世界GDP的40%以上，2007年猛增至281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已然成为推动全球市场形成的最直接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市场连接起来，它是通过生产的转移、生产与服务的多样化，通过在许多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的”(212) 9，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际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使产品元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使传统对贸易的理解几乎被淹没。随着世界贸易量的增加，国内市场的作用被另一种贸易体制大大削弱：由于跨国公司建立在国外的子公司之间相互出口和进口，因此，其自身内部产生了贸易。”(213) 19并且，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改变着人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加快了信息流通，消除了地域隔阂，大大降低了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新的生产、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成为推动当前经济全球化、经济“程式”化和财富分配集中化的重要力量。

(1) 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22)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金融资本扩张是垄断资本主义消化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的资本家的奢侈消费、军事开支、销售费用在缓解剩余方面的作用表现得有限时，非生产性行业的兴起和以金融为核心的寄生性经济领域的发展成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有效途径。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结果。”而福斯特认为金融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向来与生产资本的发展相并行，不过在垄断公司出现以前，它只是依附于生产资本的积累周期中。生产资本积累的停滞为金融扩张提供了条件，但金融资本的发展却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过程，并不由生产资本积累周期所主导。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2) 王湘穗：《超越与遏制的历史逻辑——全球变局下的中美博弈》，《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3) 胡鞍钢：《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3) 甚至公司逐渐被当成资产投资组合，越容易变卖越好。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4)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124)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7) 朱世达：《“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美国研究》，2004（2）。

(125) P. M. Sweezy. “Economic Reminiscences”， Monthly Review， 47（1）， 1995： 1-1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6) 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7)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28) 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7）。

(129) 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1) Huntington， Samuel， et a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73， 3： 22-49.

(130) 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7（3）。

(12) 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 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2) 约瑟夫·库拉纳：《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外理论动态》，2012（5）。

(14) M. M. 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3)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3， no 2， 2005， pp.1173-2081.

(134) 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3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E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36) Manuel B. Aalber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Home And The Mortgage Market Crisis”， Competition & Change， Vol112， No.12， 2008， pp.1148-1661.

(17) Maoz Azaryahu， “McIsrael？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5， No.1，Spring 2000， pp.45， 41-44.

(18) 马休·阿尔福特：《好莱坞的强权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9) 曹凝：《中西“文化霸权”语境：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差异的比较》，《文学艺术研究》，2012（10）。

(20) 郝保权：《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意涵的战略沉思》，《宁夏大学学报》，2009（3）。

(137) R. W. Cox. Global Perestroika， in R1Miliband and L. Panitch（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92： New World Order？ London： Merlin Press， 1992， pp.126-431.

(21) 周红红、刘淑萍：《美国国防语言中的文化霸权——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5）。

(22)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3)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24) David Rothkopf.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 No.107， Summer 1997.

券；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结构投资工具；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CPDO，Constant Proportion Debt Obligation，固定比例债券；CMBS，Commerc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商用物业抵押贷款证券；ABCP，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除了 SIV，全部都是以衍生品为基础的证券。SIV 是由通常的银行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之外设立的一种“影子银行”，目的是规避政府机构的调控和监管以及正常的金融报告。SIV 包装和出售各种形式的同实在资产捆绑在一起的衍生品，如次级抵押债券以及其他各种债券、证券。

talic">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246) 郭卫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2011（5）。

(247)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

(25)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2（4）。

(139) Michel Husson. “Toxic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vember 2008， p2.

(140) 贾向云、安晓丽：《不断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并超越两者（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26) Maoz Azaryahu， McIsrael.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5， No.1，Spring 2000， pp. 41~45.

(141) 沃伦·巴菲特：《致股票持有者》，巴克夏哈撒韦公司2002年年报。

(27) 王晓德：《关于“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思考》，《美国研究》，2003（3）。

(142) 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43)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3）。

(28) Benjamin R.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Ballantina Books， 1996.

(29)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4) Ronald Dor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ume 17， Number 6， 2008， pp.11097-11121.

(14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6)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0)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

(31) 陈爱华：《解读“物”社会功能的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物社会功能”的伦理透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1）。

(147) 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伴随着弱势美元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和初级原材料价格的一路飙升、跨境投机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参见程实：《用货币统治世界》，《中国经营报》，2007年12月30日。

(148) 何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因素及其影响》，《中国外汇管理》，2005（6）。

(149)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8）。

(150) 刘煜辉：《人民币升值加速刺破资产泡沫，美国将成最大受益者》，《上海证券报》，2008年4月11日。

(151) 蒙代尔：《快速升值很糟糕 人民币汇率应稳定在7.5》，《证券时报》，2007年9月17日。

pan>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Routledge Published， 1991.

(www.xing528.com)

rap;font-size:0.6em;">(243) 。

在1838年清朝政府痛下决心禁烟

(33) 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52)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34) 弗兰克·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编译参考》，1991（8）。

(3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情报机构的建立》，1945~1950，No.292。

(3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No.1。

(37) ⑥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38)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3) Hartwell， R.M. Introduction， in R.M. 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67.

(39) 李兴耕：《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0)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1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1) 刘永涛：《冷战后美国文化对外战略透析》，《现代国际关系》，2001（5）。

(156) 转引自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2) 罗伯特·卡根：《美国衰落的神话》，《国外理论动态》，2012（11）。

(15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3) 丹尼尔·德雷泽：《美帝国的兴衰之争：对话吉迪恩·拉赫曼和罗伯特·卡根》，《国外理论动态》，2012（11）。

(4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58) Toynbee， Arnol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rton： Beacon Press， 1956. 

(4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46)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59)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8)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1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5)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0)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5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66) Chambers， J.D.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from 1820~188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53)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54)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55) 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5）。

(167) Church， R.A.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London： Chelsea House，1975.

(5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168) 参见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7) 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2，Spring 1993， p.175.

(58) Hedley Bull. The Anarchy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extItalic">Europe  from  175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n>， Harmondworth， Engl.： Penguin， 1968.

(17)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8) 费正清在1953年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朝贡制度（tribute system）被其阐释为一种与西方“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相对应的“国际体系”，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经济贸易角度出发，甚至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将其与近代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相提并论。

(19) 《粤海关志》卷23。

(20) 吴建雍：《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21)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6）。

(2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59)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0) 转引自王章辉：《欧美大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5）。

(171) ④⑤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72) 转引自克里斯·哈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09（6）。

(173)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

(174)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61) 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自由主义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5)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76) 让·迪尔克桑斯：《从非生产性劳动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2（4）。

(177)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9) 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62) Sassen， Saskia. Losting Contral？ Sovereignty in a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0) 菲利浦斯：《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美国财富崛起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81) 约瑟夫·库拉纳：《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外理论动态》，2012（5）。

(182) Peter Gowan. Crisis in the Heartland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9.

(1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3) Schurmann， Franz.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185) Orhangazi Ozgur. “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1973-2004 MPRA Working Paper， No17724，2006.

(186) 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64)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65)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187) Stiglitz J.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2002.

(188) ③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89)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6) 汽车制造设备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从60年代就开始引进，到了70~90年代我们还在引进汽车制造设备，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这说明我们十分缺乏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应用、改进、提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更令人心痛的是，许多技术引进项目的设备利用效率很低，甚至被闲置，加上80年代的盲目引进，例如，全国引进了100多条电视机生产线，一个省就引进了几十条西服生产线等等，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1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7) 邓瑾：《须要深刻反思：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走向失败》。

(19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8) 邓瑾：《需要深刻反思：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走向失败》。

(192)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3)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轮的重复引进，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丧失殆尽。详见路风、封凯栋：《汽车产业失败的根源》，《改革内参》，2004（13）。

xtItalic">Pepper，  Credible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Financial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6.

(77) Farrell， Katz. “Innovation. Rent Extraction， and Iintegration in Systerms Markert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0， Dec.

(78) 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79)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

(199) Kaminsky， Reinhart. “The Twincrisi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Vo1.89，No.3.

(200)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201) 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2) 从20世纪80年代发生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到90年代初期与末期分别发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及东南亚国家，都能看到美国通过IMF要求这些受援国接受紧缩货币、加速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等苛刻条件。

(203) 唐双宁：《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展望》，《金融时报》，2008年12月18日。

(204) Bhagwati J.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 May， 1998.

(80) Swann. The Economic of Standardization， Final Report for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Directorat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0.

(205) 张明之、毛丰付：《论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层次与国家利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6）。

(20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8) 参见杨学功：《从“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81) Thurow， Lester. Head to Head： The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ss="textItalic">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

(210)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2)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2（3）。

(211) ③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3) 杨剑：《信息技术空间：权力、网络经济特征与财富分配》，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212) 转引自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84) R. W. 麦克切斯尼、J. B. 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上）》，《国外理论动态》，2012（3）。

(213) 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5) Robert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6)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7)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8)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的加权表决制将成员国的投票权与份额挂钩，而份额主要取决于各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当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票权分别占基金组织投票权的16.83%、6.04%、5.90%、4.87%、4.87%。投票权决定着决策权，投票权的过度集中造成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实际否决权。这几个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基金组织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所有需要特别多数票决议的事项，美国单独就可以否决需经85%特别多数票通过的任何决议。这样的表决机制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绝对地支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时报》曾有评论说，IMF成立60年来发挥的作用有限，原因之一在于其控制权集中在欧美国家，没有反映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扩大的份额。参见王宇等：《伦敦金融峰会热点前瞻：国际货币体系酝酿新变局》。

(89) 参见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90) Sassen， Saskia. Losting Contra？ Sovereignty in a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91) GAT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Geneva， 1958.

(92) 彼得·J.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93) 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4) 迈克尔·德托佐斯等：《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5) Servan⁃Schreiber， J. J.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Athaeneum， 1968.

(96) 时殷弘：《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思考》，《史学月刊》，2002（5）。

(97) 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8)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9) Chandler， Alfred D. 1992.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6，No.3， 1992， pp.79~100.

(100) 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5）。

(101) Baldwin， C.Y. and Clark， K.B.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75（5）， pp.84~93.

(102)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103)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104)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8）。

(105) 《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106)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0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08) 张明之、邱英汉：《全球生产体系下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知识化跃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2）。

(109) 杰夫·代尔：《亚洲崛起动摇“美国治下的和平”》。

(110) 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111)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2)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113)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114)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5) ③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6)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17) ②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18) 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2（1）。

(119) 福斯特同样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作用的产物。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7， pp.1-12.

(12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10）。

(12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 》，《国外理论动态》，2011（10）。

(122)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金融资本扩张是垄断资本主义消化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的资本家的奢侈消费、军事开支、销售费用在缓解剩余方面的作用表现得有限时，非生产性行业的兴起和以金融为核心的寄生性经济领域的发展成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有效途径。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结果。”而福斯特认为金融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向来与生产资本的发展相并行，不过在垄断公司出现以前，它只是依附于生产资本的积累周期中。生产资本积累的停滞为金融扩张提供了条件，但金融资本的发展却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过程，并不由生产资本积累周期所主导。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23) 甚至公司逐渐被当成资产投资组合，越容易变卖越好。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24)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3）。

(125) P. M. Sweezy. “Economic Reminiscences”， Monthly Review， 47（1）， 1995： 1-11.

(126) 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127)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28) 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7）。

(129) 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30) 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7（3）。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2) 约瑟夫·库拉纳：《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外理论动态》，2012（5）。

(133)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3， no 2， 2005， pp.1173-2081.

(134) 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3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6) Manuel B. Aalber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Home And The Mortgage Market Crisis”， Competition & Change， Vol112， No.12， 2008， pp.1148-1661.

(137) R. W. Cox. Global Perestroika， in R1Miliband and L. Panitch（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92： New World Order？ London： Merlin Press， 1992， pp.126-431.

(138) 本文列举的还仅仅只是媒体最常用的词汇。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证券/担保债务凭证；CBO，Collateralized Bond Obligation，债券担保债务证券；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贷款担保债务证券；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结构投资工具；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CPDO，Constant Proportion Debt Obligation，固定比例债券；CMBS，Commerc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商用物业抵押贷款证券；ABCP，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除了 SIV，全部都是以衍生品为基础的证券。SIV 是由通常的银行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之外设立的一种“影子银行”，目的是规避政府机构的调控和监管以及正常的金融报告。SIV 包装和出售各种形式的同实在资产捆绑在一起的衍生品，如次级抵押债券以及其他各种债券、证券。

(139) Michel Husson. “Toxic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vember 2008， p2.

(140) 贾向云、安晓丽：《不断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并超越两者（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11）。

(141) 沃伦·巴菲特：《致股票持有者》，巴克夏哈撒韦公司2002年年报。

(142) 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43)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3）。

(144) Ronald Dor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ume 17， Number 6， 2008， pp.11097-11121.

(14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6)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7) 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伴随着弱势美元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和初级原材料价格的一路飙升、跨境投机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参见程实：《用货币统治世界》，《中国经营报》，2007年12月30日。

(148) 何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因素及其影响》，《中国外汇管理》，2005（6）。

(149)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8）。

(150) 刘煜辉：《人民币升值加速刺破资产泡沫，美国将成最大受益者》，《上海证券报》，2008年4月11日。

(151) 蒙代尔：《快速升值很糟糕 人民币汇率应稳定在7.5》，《证券时报》，2007年9月17日。

(152)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153) Hartwell， R.M. Introduction， in R.M. 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67.

(1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6) 转引自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8) Toynbee， Arnol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rton： Beacon Press， 1956. 

(159)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5)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6) Chambers， J.D.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from 1820~188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67) Church， R.A.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London： Chelsea House，1975.

(168) 参见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9)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70) 转引自王章辉：《欧美大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5）。

(171) ④⑤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72) 转引自克里斯·哈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09（6）。

(173)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4) 比伦特·格卡索、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75)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76) 让·迪尔克桑斯：《从非生产性劳动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2（4）。

(177)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9) 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 “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1）。

(180) 菲利浦斯：《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美国财富崛起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81) 约瑟夫·库拉纳：《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外理论动态》，2012（5）。

(182) Peter Gowan. Crisis in the Heartland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9.

(1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5) Orhangazi Ozgur. “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1973-2004 MPRA Working Paper， No17724，2006.

(186) 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187) Stiglitz J.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2002.

(188) ③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89)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92)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3)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8) McKinnon R.I.， Pill H. Credible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Financial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6.

(199) Kaminsky， Reinhart. “The Twincrisi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Vo1.89，No.3.

(200) 《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1（5）。

(201) 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2) 从20世纪80年代发生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到90年代初期与末期分别发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及东南亚国家，都能看到美国通过IMF要求这些受援国接受紧缩货币、加速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等苛刻条件。

(203) 唐双宁：《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展望》，《金融时报》，2008年12月18日。

(204) Bhagwati J.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 May， 1998.

(205) 张明之、毛丰付：《论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层次与国家利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6）。

(20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8) 参见杨学功：《从“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209)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210)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1) ③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2) 转引自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13) 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