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操纵：探析货币霸权和金融战争

亨利·基辛格——当时华盛顿和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110) 中文版前言2从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历程，大体上可以梳理出美国操纵货币汇率、发动金融战争的主要思路与时代特征。著名学者比伦特·格卡索与达雷尔·惠特曼认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石油美元体系阶段”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111) 。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就当时同盟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而言，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局势动荡和经济崩溃”，并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对全球金融资本流动进行监管，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发生、维持全球经济稳定”(112)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将其军事实力和军事胜利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制度化的结果。其实，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要素——建立起黄金—美元标准和主要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承载其运转的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能充分反映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在约翰娜·蒙哥马利看来，金融体系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力量之一，金融的力量往往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时代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的权力和影响力是以地缘政治为背景的(113) 。作为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的中枢，布雷顿森林体系帮助确立了美元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至今依然是全球经济运行和财富分配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世界主要国家意志妥协的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合作性。但从实践运行来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其中，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左右了这两个机构的政策走向，这一状况虽然历经2007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危机，但其基本性质和权力分配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历史地审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日益表现出不稳定、不可靠等弱点，从而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均衡发展。有学者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不公正的权利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美国过度利用了美元的储备货币优势……当美元越积越多时，外国央行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策、美国的财务管理方式，特别是美国在前欧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军事干预，实际上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对、持续下降，以及美国对合作性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责任感下降的表现”(114) 。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力正日渐削弱。然而，尽管历经多次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霸权地位至今依然无法撼动，美元已经深度地“绑架”了全球经济。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政府继续扩大侵越行动，经法国总统戴高乐要求美国用黄金偿还美对法的3亿美元债务后，美国的黄金储备连年下降，“到1970年下降为美国债务总额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债务总额的22%”(115)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无奈公开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70 年代国际美元流动性增强和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60年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而不断自由化扩张，换言之，“始于 60 年代末的国际美元急剧增长的流动性才是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力。然而，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冲击明显而方便地被公众当成了滞胀原因的替罪羊”(116) 。

1973至1993年属于“不稳定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转而与号称经济血液的石油挂钩，美元就此渗透于全球经济运行，成为美元霸权地位确立的关键环节之一。就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比伦特·格卡索与达雷尔·惠特曼写道，

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的石油禁运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发达经济体因无法获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优势被生动地显现出来。但是，将美元与石油联系到一起需要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挥各自的外交艺术……美国和沙特经由外交手段在 1972年到1974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将石油销售与美元挂钩，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③。

石油—美元体系实际上是全球经济运行中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矛盾的集中体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为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的生产、财富积累与资本流动创造一种长效的增长机制，但由于体系内的巨额利润并未找到更好的出路，致使美元成为投机的重要对象，而在政治上，中东和其他石油产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成为美国转移越战阴影的重要手段。石油美元体系最核心的环节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欧佩克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来计价。由此，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全球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正式建立起来，重新确立了美元无可比拟的霸主地位，也造就了美国操纵世界生产、贸易的主导权，打击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甚至是同一阵营的竞争对手——欧洲与日本的霸权地位。油价在1973年中东战争后开始上涨，在石油—美元体系下，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迅速增加，推动美元价值进一步上升，“再一次为美国国内支出和军事支出提供了补贴”(117) 。美国国会分别于1980年通过《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和1982年通过《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案》，这些措施逐渐解除了对利率的限制和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的放松，使金融部门逐渐摆脱了约束，加速了资本的金融化进程，于是资本的投机倾向显著增强。发达国家“攫取全球金融市场扩张成果的冲动”(118) ，连同全球金融资本流动一起给国际经济秩序的协调带来了巨大压力。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拉开了资本金融化的序幕(119) 。

乔伊斯·柯尔克于1988 年在《重组世界经济》中有力地描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资本全球化的迫切性上的普遍转变：

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持续流动，这一过程本身在客观上重组了经济——通过自然的加强，而不是战略或计划的结果。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主要发生在金融投机和商业寄生，以及其他短暂无常的服务部门，而不是在生产当中……20 世纪8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惊人增长，股票市场的国际化，银行和公司为了尽快获得收益纷纷进行货币投机……所有这些都遵循资本主义规律……银行自身已经从贷款单位转变为金融投机者……与此同时，资本集中于大型联合企业和贸易公司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竞争已经在所有部分——金融、基础工业、商业——创造了生产能力过剩，阻碍了投资，鼓励了非生产性金融投机(120) 。

1993年以来是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工业化国家的滞胀以及石油美元体系对美元需求大幅度攀升之后，萨米尔·阿明阐明了这一阶段的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下面的现象无法摆脱地彼此联系在一起：寡头资本主义、寡头的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霸权、全球化服务于寡头的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地球资源的劫掠、南部国家的发展被抛弃。”(121) 紧接着，80年代后金融资本出现了持续的大规模扩张(122) ，某种程度上说，对经济的控制权力已经从公司经理们转向外部金融市场(123) 。乔万尼·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长期”演变，经过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反复结合，成功地使资本实现了系统周期性的增殖。这些周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扩张，当这些扩张达到极限时，资本便会进入高利润的金融领域，各国对流动资本的争夺为金融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24) 。斯威齐也指出，由于经济整体增速的放缓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主义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部门的扩张增加货币资本量，资本积累的过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125) 。当然，以实体形式存在的财富，随时面临由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竞争而被侵蚀的风险，因而避险动机也推动了资本财富的金融化。大卫·科茨的观点显示，实现从实际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资本所有权的转变，无疑是防范资本主义市场内在风险的一种最佳方法，洛克菲勒源于石油的巨额财富为什么会迅速转变成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原因也许就在于此(126) 。由此，80年代后，世界主要国家财富的形态日益金融化、虚拟化。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仿佛在一瞬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重建拉开了帷幕。比伦特·格卡索与达雷尔·惠特曼这样描述其中的一个因素：(www.xing528.com)

从1949 年到 1991 年，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生产过剩提供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市场，从而部分地缓冲了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当美国及其布雷顿森林体系盟国推行冷战战略、禁锢思想交流、为军国主义及其在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干预行动辩护时，社会主义市场也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一旦这个安全网络和制约力量消失，两极世界带来的舒适平衡感也随之消失。1991 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频繁暴露于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资本主义的投机倾向、生产过剩倾向、过分依赖于美国的领导、无视不当经济政策和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等……美国已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引进了赌场资本主义(127) 。

自此，“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核心特征的观念已被广泛接受。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三者中，金融化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当前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是推动另外二者发展的动力(128) 。在裘白莲和刘仁营的引述中可知，托普勒斯基指出，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自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此外，从证券市场上交换的价值来看，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所谓“金融时代”指的是一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金融取代了工业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保罗·斯威齐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与“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并称为世纪之交的三大主要经济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在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中，很大程度上受金融资本的制约和控制，真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由此，金融化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映在经济的方方面面：（1） 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 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 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 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倒过来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金融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发展的产物(129) 。福斯特在论及垄断金融资本时指出，金融资本的积累已经具有独立的运行方式，不仅伴随产业资本的膨胀而扩张，而且在经济运行进入萧条期时亦能保持庞大的积累规模，成为经济萧条时期巨额资本的避风港。由于“公司有价证券获得了其实物资产根本不会具有的流动性——瞬间可转换为现金。而一旦达到这个阶段，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扩张被证明是没有限制的”，企业已成为金融“投机旋涡上的一个脆弱的泡沫”(130) 。这一结论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借贷货币资本（金融资本）积累的具体内涵是，“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成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 (131) 。也就是说，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在这里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家手中的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数量的不断出现和扩大，致使虚拟的价值或所投资的“所有权证书”（paper claims） 远远超过了实际生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份额。可以预计的是，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虚拟资本的破灭并伴随着更普遍的资本贬值(132) 。Krippner（2005）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经济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利润的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133)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学者将当前的发展阶段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在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构成了今天全球化的主要现实特征。出口导向的外围国家——包括“新兴经济国家”——工资水平低，受剥削率极高，财富积累极其缓慢，这促成了发达国家在全球的资本剩余(134)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要金融部门如金融、保险、地产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生产部门。有论者指出，正是由于追求短期而不是长期的国家利益，才埋下了货币秩序混乱和金融动荡的祸根(135) 120。

Manuel B. Aalbers的研究表明，产业资本的金融化使实际生产部门不得不依附于某些金融主体和他们的利益，实体经济被金融资本所操纵，可能使原本局限于生产—消费链上某一环节的风险，在较短时间内扩散至所有的经济主体(136) 。在金融化主导的积累机制下，金融成为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独裁者，实体经济的地位将受到金融部门的威胁(137) 。在过去10年里，产业资本的金融化过程大大加速，金融创新眼花缭乱，铺天盖地的英文缩写字母让人迷失：CDO、CBO、CLO、SIV、CDS、CPDO、CMBS、ABCP(138) 。支撑产业资本金融化进程、各种形式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新的制度形式，是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 的超常规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实质，是银行虚拟开发出来卖给私人或公司投资者的金融资产产品，本质上只是价值符号，自身没有实在的价值，是从其他真实的财富或金融资产中“衍生”出的虚拟的价值的代表，表现为从其他金融产品中“衍生”出来供出售的金融产品。金融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必须从其他经济生产部门获得剩余价值。在此背景下，危机可以看成当生产领域必须设法兑现由金融签单的支票时，“价值规律责令其恪守秩序”(139) 。在信息网络化条件下，这些金融衍生品没有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投机需求，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金融机构创设金融衍生品的品种、规模与速度。如果愿意，金融衍生品可以无限制地创造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可以无限制地膨胀起来。据估计，1998年全球证券化的票证不超过1000亿美元，到2003年该数字上升至2000亿美元，2004年又增加至3200亿美元，2005年攀升至5000亿美元，在2006年就已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次贷抵押市场在2003年~2004年加速增长，到2005年发放的次级贷款就超过了6350亿美元，到2007年次级贷款累计高达1万亿美元。总体上来看，当今天全球发行的衍生品超过500万亿美元，而同期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年GDP接近1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金融衍生品契约所代表的虚拟财富价值超过每年世界上全部经济体生产的全部实在商品和服务的10倍(140) 。著名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把衍生品说成是“所有与之打交道的各方和当今经济体系的定时炸弹”，根据巴菲特的说法，这些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具有巨大危险，尽管现在是潜在的，但破坏力却是致命的”(141) 。事实证明了巴菲特的远见。其实，这并不是巴菲特的高明，而是资本主义金融泡沫的必然结果。

并且，“金融资本的膨胀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金融资本的积累是对财富的再分配，所以与少数垄断金融寡头财富的积累相对应的，只能是大多数人民的悲惨的积累；中心国家的积累只能是对外围国家更多的剩余的榨取。这种世界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家债务成为美国金融集团从第三世界国家吸收财富的重要管道(142) 。在乔万尼·阿瑞吉看来，金融资本在全球的大规模扩张，“表明金融扩张所倚赖的收入与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已经达到或者即将达到极限，这种再分配一旦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无法持续，金融扩张必定终结。唯一有待解答的问题，不是目前无序的金融市场对世界的统治将何时崩溃，而是这种崩溃有多严重”(143) 。金融资本的扩张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即使在号称“自由与民主天堂”的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着全社会38%的财富，10%的人握有全部公开上市股票的85%(144) 。金融资本的膨胀推高了资产的价格，堆积了越来越严重的泡沫和风险，为经济动荡、财富向霸权国家转移埋下了隐患。

美国霸权地位是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创立与巩固运行来获取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美国霸权可以施加影响是因为美国制定规则”(145) 43，而“美国霸权的基础，是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146) 126。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主宰着国际的资本市场作为西方国家成就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14个战略要点中的3项。其中货币汇率即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研究表明，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升贬，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具有虹吸全球财富的惊人作用。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有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功能，还增强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意味着削减外部债务负担，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147) 。例如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中，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性财富，但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在全球财富分配控制权上始终未能获取议价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确立了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但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同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优势被逐渐削弱，例如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制度优势造成重大打击，金砖国家的超常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采用非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也已经超越日元而被誉为“第二美元”。二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在相对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所支撑的，军事优势的削弱意味着政治地位和国际号召力的相对下降。第一次海湾爆发后，美国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地在世界任何地方开辟多个战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需要西方盟国的支持，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伊朗核危机上，美国需要看俄罗斯和中国的脸色，等等，这是一向自负且自大的美国非常不情愿的。三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还在国际公开场合表示要借鉴和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从而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冠名为“输出模式”。

美元依旧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另一类外围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OPEC 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国际FDI 投资。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例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是美国惯用手法。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各国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148) 。从东亚、拉美等地区近年来发生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来看，汇率手段对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

再如人民币被迫对美元的升值，意味着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国家财富大幅缩水，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剧，企业竞争优势大面积受到挤压。负利率造成的存款损失属于国内财富的再分配，美元储备的贬值属于国民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国家财富的流失。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天起，中国财富就开始了从中国本土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的国际化转移，人民币加速升值实际上加速了这种财富的国际转移。郑永年等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并不代表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而是一笔相当大的间接债务。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仅有一半可以作为财富，供北京用以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剩余的资本流入（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及短期的外国借款）可以理解为隐含债务……最终都是要由中国偿还的(149) 。一旦美国经济复苏，其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再工业化取得成效，将会大幅度推升美元币值，并且吸引美元大量回流，此举必将导致此前因为流动性过剩而推高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急速回落，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巨额财富再度流入美国。

以强权施压对方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是美国一贯的措施，其一般逻辑为，美国投机资本伺机进入对方的股市、楼市等领域拉抬价格，并操纵粮油期货价格，造成全面通货膨胀，迫使对方经济实行硬着陆，继而投机资本反手做空，迅速带着胜利果实撤出，往往导致对方经济顷刻间沦陷和政局动乱。尽管学界对“广场协议”的动机及其后果存在着争议，但“广场协议”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而美国实现了1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是双方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较量。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升值幅度越大，那么中国资产泡沫硬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在2008年的股市、楼市已经开始显露端倪，泡沫一破，美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随着资金回流，美元又可以重新得以确立强势，反过来收购中国的廉价核心资产(150) 。以至于罗伯特·蒙代尔也认为人民币快速升值是“很糟糕的事情”，“人民币兑美元应稳定在7.5左右”(151) 。

当然，美国为了维护其美元霸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其中包括蓄意制造危机甚至发动战争。有研究认为，1973年美国政府、金融、能源巨头联合伊朗、沙特等中东盟友，蓄意制造石油危机，推动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暴涨了400%，促使石油贸易对美元需求猛增，并遏制了美元衰败的趋势。1999年美国撺掇北约发动的入侵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也有力扭转了欧元诞生导致的美元不断衰落的危机。2001年美国陷入网络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曾通过伊拉克战争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措施来挽救危机(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