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温柔陷阱：生产体制牵引

全球化条件下，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不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效用的发挥受制于一定的生产体制，更先进的生产体制是获取竞争优势的秘诀，由此，生产体制成为一种核心权力，既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也可以保障其他资源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整合生产要素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生产体制成为一种核心权力，既可以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也可以保障其他资源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整合生产要素产生一种协同效应，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纵向地审视，例如就产业技术而言，“福特的贡献更多在于他对劳动力的重新组织，而不是多么深奥的技术进步”(93) 93，“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在于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 (94) 被称为“美国式的法人经济”的大型纵向一体化生产体制是适应二战后企业竞争方式调整的一种新型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体制，直接推动了大型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巨大发展，成为各国企业效仿的标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主要不是在金融或技术方面，而在产业组织方面 (95) 。可见，“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的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96) 。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97) 147——新的标准化生产为企业赢得了新的规模经济。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世界贸易体系日渐演化为网络时代“全球化枢纽”的互动式分工结构，其最核心的力量在于使用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络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渗透到产业链或整个产业体系。能源互联网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新型材料制造技术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作为多边网络的信息技术范式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先导作用，而且引发了组织变迁，并且“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的发挥”。经济史的研究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保证，新的生产力若要能够推动经济，就要确保组织管理形式的网络化形式，以便能够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面，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范式正起到这种作用。信息化意味着工业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信息化社会的“知识生产、经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深深所转化”(98) 105、117。

工业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核心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以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系统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创新，而基于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的企业能力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99) 。信息处理的持续创新对制造技术重大突破的决定性作用。得益于计算机互联网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信息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促成信息替代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并最终成为核心经济资源。网络经济最核心的力量在于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全球互联网络加快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渗透到组织方式、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多环节，提高了信息流动速度和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改变了这些部门和环节中的成本结构，从而带来三方面最显著的变化：一是生产与服务日益标准化进而国际化，国际产业标准与产品标准成为经济运行的“指挥棒”。标准化使得不同的企业都能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组织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同时也使得产品与服务能被广泛地接受，极大提高了资源配置与使用的效率。二是新型的专业化分工协作被置于更高地位。出于全球竞争的需要，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诸多环节，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各个环节的最佳生产地点，也采用OEM或ODM的生产形式，借以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全球性的生产网络。例如半导体产业已趋向分裂为两类厂商：一类是只设计芯片、模块或电路板而并不亲自制造组装的“设计”厂商（feb⁃less firms），另一类是“制造”厂商（pure⁃play firms），只按照前一类公司的设计去制作芯片、模块或电路板。这种生产组织模式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发挥其核心竞争优势，而经济网络化使得设计—制造等不同生产环节灵捷地联系在一起(100) 。三是基于模块化的新标准化产品生产平台与组织体制——“温特制”（wintelism）成为21世纪以来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体制。模块化是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过程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的行为，然后按照某种联系规则将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子系统（模块）统一起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的行为(101) 。信息产品及网络设备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高度的标准化部件，能以较低成本便捷地整合为新的大规模标准化产品。不仅如此，通过这些标准化部件的不同组装方式，可以生成具有不同功能、满足不同需求、彰显个性的差异化产品。微软和英特尔共同构筑的“温特制”平台，即以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和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互相匹配依存，打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商业壁垒、闭合的盈利模式，通过短周期的产品、技术升级巩固其原有明显优势的领先者地位。美国的核心企业逐渐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最具备比较优势的价值节点或最能够创造利润的分工领域。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获得，主导企业出现“虚拟化”和产权控制一定程度的弱化。但由于“温特制”的作用，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规则和产品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102) 。“温特制”生产体制的成功，使得霸权国家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通过大型跨国公司将后发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

随着IT产业的迅猛发展，基于模块化与“温特制”的新标准化产品生产平台与组织体制全面超越了福特制与丰田制生产组织方式。就一定意义而言，丰田制只是福特制模式的改良，二者都属于追求规模（scale）经济效应和范围（scope）经济效应的垂直型结构，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全部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单一价值节点因未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而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因此，福特制典型的代表是汽车工业，而丰田制的典型代表还是汽车工业。微软和英特尔共同构筑的“温特制”平台即以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和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互相匹配依存，凭借实力和快速创新不断抛开对手，在自己成长的同时也赚取了大量利润，并引导整个产业不断升级，而掌握标准和引导升级的企业则成为行业的金字塔顶端企业。美国的核心企业逐渐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最具备比较优势的价值节点或最能够创造利润的分工领域。与传统的福特制跨国公司相比，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获得，主导企业出现“虚拟化”和产权控制一定程度的弱化。但由于“温特制”的作用，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规则和产品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103) 。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国际分工体系变动的直接结果，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微观表现，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依赖于新的市场规则与产业产品标准，穿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尤其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无论资源的获取还是技术的跨国扩散、产业的梯度转移都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经济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和财富。事实上，产业转移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例如，在西方话语霸权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指责中国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廉价劳动力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却从不追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更不去理会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贡献。费希尔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虽然名义上很大，但大都是通过出口加工产品形成的，尤其是在东亚和欧美之间的加工贸易……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对美国国际收支失衡所做出的反应……把信贷危机归咎于中国就等同于把火灾归咎于消防车；即使在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这表明了国际收支失衡跟人民币实际的相关估值无关，然而却与国际贸易和生产组织背后的结构变化有关。……中国贸易顺差刺激美国信贷泡沫形成这一观点是本末倒置。”(104) 另有论者指出，产业的国际转移与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对于解释中国的社会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高度灵活，国家变成跨国资本的维持会和代理人。资本的流动性和生产的跨国化造成了劳资矛盾形式的变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通过国家的招商引资完成的，劳资的纠纷也往往变成劳动者和国家之间的冲突(105) ，然而财富的流动线路却表现为后发国家的财富经由产业的国际分工向发达国家流动。(www.xing528.com)

尽管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仍然制约着跨国公司可以采用的经济战略，但在经营战略层面，跨国公司超越国家制约的倾向也日益增强，通常基于自身全球战略的考虑，在后发国家设立加工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根据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层级来确定FDI战略。跨国公司伴随着技术转移的资本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客观上缩小了不同地区市场层级的差异，发挥着自动协调全球市场的重要功能。各国商品与要素流动开放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国别疆界的淡化，同时也意味着跨国公司全球控制和协调能力的上升。尤其是现代跨国公司，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变革了其传统的海外各分支节点相互独立的组织方式，通过公司网络系统统一部署R&D、营销、制造等产业链诸环节，以至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巨额的公司内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贸易规则，共同左右着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协调着全球经济运行。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编织了一张张无形的和难以挣脱的生产、贸易、金融网络，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核心节点，在各自主导领域发起的产业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的制定，以公司内贸易的形式主导商品生产、贸易和投资，操纵全球产业链的构建，掌控着主要产品的定价权。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全球性公司在领导与改造世界经济方面正在取代国家与国家机构的某些职能(106) 。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集团化等方式扩展资本，在世界各地直接投资。其全球战略的结果是：一方面由母公司和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直接从事世界范围内的进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内部即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易。目前约一半的世界贸易为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且这一比重仍然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高涨，主要由跨国公司发起的跨国并购亦如火如荼。1999年，全球兼并和收购交易额达340万亿美元，这个数值相当于当时的美国全部工业资本（楼宇、厂房、机器和设备）价值的34%。而到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夕，全世界的并购数额已达438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21%。这一世界范围的并购过程造成的长期结果是，全球资本、财富向发达国家积聚和集中的趋势逐渐强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08年，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已经呈10倍增长。同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年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上升。2006年，就在金融大危机到来之前，这些公司的世界收入相当于整个世界收入的大约35%(107) 。

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选择的两难：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强势必然会侵蚀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国家利益。跨国公司通过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采用标准、专利、环保、反倾销等非贸易壁垒，以及负外部性产业转移等手段，直接影响东道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主权和国家利益，应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推动是东道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进而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108) 。因此，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家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主要产业领域的话语权、关键生产模块的控制权和重大产业标准的制定权，有助于增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始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是霸权国家生产样式上的重大调整。其“再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修正制造业过度外包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虚拟化等缺陷，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继续把持重要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很可能出现一些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尽管各自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亦有低端循环延伸至高端循环，但从根本上来看，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例如，美国凭借先进能源装备技术大力发展页岩石气产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的报告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109) ，同时亦对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