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操纵国际财富分配的权杖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日益显著，成为开放条件下各国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准绳。一国从国际经济规则获益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国际经济规则所拥有的正外部性，即规则的统一促进了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提高了国际分工的水平，优化了全球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了全球福利的改善。这一点对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是适用的。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非中性，即规则的制定者或主导者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额外经济收益。换句话说，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从后一种来源中获益。现实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只有霸主（或许还包括霸主的盟友）才有能力这样做。

其一，作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种公共产品，国际经济规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一个国家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国家对该物品的消费可能性。规则运用得越频繁，从减少的交易成本来看，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入就越大，如国际商业交易中结算货币的使用。其二，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任何一种规则，不论它由一国或数国政府所倡议，还是来自于民间团体，一旦成为国际经济规则就会约束所有国家的行为。其三，任何规则又都是非中性的，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参与国际经济的活动中，不同类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例如，霸主要维护已有的利益，保持领先优势，而落后国家要实现赶超目标，摆脱落后困境。因此，规则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方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都力图最大限度地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原因所在(71) 。规则本身就意味着合作，而合作通常能够带来共赢的结果，因而这个过程并非零和博弈。

历史地审视，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新的市场规则的制度前提。全球市场是促成新的市场规则的微观基础。苏珊·斯特兰奇的研究表明，欧洲的文化统一解释了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封建的生产结构竟然如此迅速地被重商主义和工业的生产结构所取代。中世纪欧洲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能力远逊于同时期中国的统一王朝。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欧洲封建生产结构如同中国一样，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但总体上其牢固度比中国的差得远。从爱尔兰到波希米亚，从意大利到丹麦，唯一统一的权力机构是教会。教会提供的社会和文化统一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共同市场，同时也使资本积累——特别是大教会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随着教会权力的下降，新兴的民族国家从教会那里继承了已经孕育着技术革新势头的经济，以及准备让羽毛未丰的商人阶级利用的贸易结构(72) 76。在世界各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共同的选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政府角色等存在诸多差异，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使全球经济体制可以相互沟通、交往，并与全球市场接轨，成为联结各国经济，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纽带。全球市场意味着开放和统一，开放的尺度和统一的标准便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市场规则。区别于传统市场模式，全球市场的形成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共同协调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降低贸易壁垒，使得商品与服务的国内市场拓展为全球市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冲出一国疆界的限制而在全球流动，区域市场逐渐连接为世界市场。而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形成了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和遵循的世界贸易规则，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

同样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是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规定了活动或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全球产业链中标准控制权与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导技术、产业领导权乃至世界经济霸权的兴替，成为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博弈(73) 。技术标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权力和财富分配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些重要产业是否具有制定技术标准和推行技术标准的能力，决定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最终影响产品的定价权。2011年2月，沃伦·巴菲特曾就产品定价权问题谈及：“评价一个企业好坏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定价格的力量。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提高价格而业务不丧失给竞争者的力量，你的企业就非常好。如果你在涨价10%之前还要进行祷告，那么你的企业就非常糟糕。”(74) 技术标准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决定了财富和物质权力汇聚的方式(75) ，而技术标准的国际权力，就是由产品定价权所赋予的。

由于普遍性市场规则的形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全球生产与商品服务贸易呈现出体系化、专业化、交互式等特征，财富从后发国家向霸权国家流动的线路更加清晰、“合法”化。统一市场和普遍性市场规则的形成有助于技术进步的功效发挥，进而推动相应的产业技术标准建立与生产体制变革(76) 。在模块化生产体制下，产业链往往纵向延伸，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具有兼容协议（界面、平台标准）的系统产品(77) ，这个网络的标准也成为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准则。国际生产领域以微软和英特尔维代表的“温特制”（Wintelism）生产体制就是以模块化为基础，“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整合、控制全球资源”(78) 。在霸权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以垄断信息技术及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全球知识产权体制的帮助下，全球大多数中游、下游企业或终端用户被迫采用“温特制”生产体制下的集成方案或技术方案。而在数据库领域，亦存在着类似的“IOE体制”即IBM是服务器提供商，Oracle是数据库软件提供商，EMC则是存储设备提供商，三者构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由这三驾马车构成的数据库系统几乎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商用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

2004年，全美亚洲研究所又针对“中国标准”问题发表了题为“中国加入WTO后的技术政策：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之变化”的特别报告，以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对中国横加指责，反对中国制定标准。同年7月，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发布了倍受瞩目的《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呼吁应加快实现一种代表新的标准秩序、新的经济秩序的新全球主义，同时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制造大国、政府主导和企业单干的思路都存在问题，中国必须通过制定高科技标准实现产业的发展。中国有能力制定自主知识产权标准(79) 。以ICT（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标准为例，可以清晰地梳理这一趋势。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ICT产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从3C、6C联盟向国内企业索取专利费，导致国内许多家电企业出口产品被扣押，直至企业转产、停产，到思科起诉华为，意图封杀其北美市场，再到美国政府多位高官共同出面与其国内企业联手阻击中国提出的WAPI（无线局域网）标准。相关领域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技术优劣和企业利润的厚薄，涉及经济政治格局、技术体系、资源流向、财富分配等诸多国家利益层面(80) 。标准竞争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后发国家企业发展、利益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一些国家和企业利用标准对中国企业设立各种壁垒，每年由此造成直接和潜在的出口经济损失约500亿美元。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促成了一整套新的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则，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由于规则与标准的非对称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显著有利于制定者，当下通行的市场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势国家所主导制定的，而标准制定者多属于在产业结构中处于顶层的西方跨国公司，因此在市场规则所保护和实现的利益方面明显有利于霸权国家，后发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受挤压的境地。例如瑟罗曾预言，1993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标志着新的经济竞赛的开始，取代了以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在新的竞赛中，“欧洲议会将写下21世纪的市场贸易规则，世界的其他部分将不得不遵循它们的规则进行经济游戏” (81) 。因此，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与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迫使后发国家接受和遵从设定的“游戏规则”，无视后发国家关于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标准竞争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后发国家企业发展、利益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质上，技术标准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控制力的编码规则或技术“契约”，有助于巩固霸权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主导权和由此带来的财富分配权。在产业技术中取得标准制定权至关重要，技术先导性不仅关涉经济利益，而且关涉军事安全与政治利益。技术渗透性和网络效应则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可见标准的竞争对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国际政治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霸权国家和跨国垄断企业以“新技术殖民主义”为主旨，通过国家标准战略、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揉合在一起，占据了各个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体系，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压制后发国家在产业标准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摧残后发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最终迫使后发国家放弃产业技术标准制定的决策权、议价权甚至参与权。

从理论上来看，技术标准应当具有先进、开放、兼容等特征，但在事实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标准竞争的网络结构中，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实际上为所有者建立了一个控制利益外溢的壁垒。由于标准的制定权通常受霸权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没有议价能力，从而沦为从属的模块生产者，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winners take all）的状态。在产业技术标准等编码要件的壁垒下，尽管技术以商品的形式不断向全球扩张，但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竞争的规则依然由少数市场主体所控制。在这一技术结构体系中，产业技术标准所呈现的绝非技术层面的通道与接口，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标准是文化与制度在技术上的一种投射，其权力体系已远远超出技术本身。由于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普遍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只有接受网络标准才能利用和享受网络带来的利益。标准作为共同的编码使无数一致化的单元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具有鲜明的正反馈机制，使得这个网络的标准具有通用准则，因而标准是网络系统的关键性节点，一旦控制关键标准模块，就能形成控制产业链、操纵和压制低层产业和整个网络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财富的流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双边和多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作为一种地缘经济与政治，通过经济合作推动本地区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对内创造一种更好的关系和发展环境，或者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危机或减轻矛盾，对外形成比较协调一致的利益和声音，从而把国际经贸合作关系推向了更高的高度及更广的广度。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完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性标志。这不仅标志着规范化、法制化的全球市场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世界自由贸易已建立在较为牢固的多边制度基础之上，贸易自由化已经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并形成了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把当代的国际贸易以及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轨道，促使世界贸易成为带动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统计表明，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是在这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的。

在某种意义来看，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互联网是建立在普遍性市场规则与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的。由于资本、技术、语言等居于弱势地位，受制于霸权国家主导的普遍性市场规则与强制性技术标准，网络效应确保主导国家“赢者通吃”，而后发国家始终处于被动、下风的地位。麦克切斯尼与福斯特认为，尽管“互联网本身的存在就是政府对公共部门投资的证明”，但“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互联网这一过去看上去似乎脱离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越来越开放的公共领域，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被私有独占，甚至是越来越被私人垄断的领域”，由此，“在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变化中，因为美国所具有的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力，其他各国在做出自己的所有选择时都必将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所制定的发展途径进行抗争”(82) 。信息技术空间存在着霸权和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在国际互联网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往往是信息技术空间的“主导和首创者（first mover）。他们掌握着标准制定、信息资源分配、利益保护等多方面的权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其在信息技术空间中的权力和财富占有的合法性。美国至今还掌控着全球 13 台根服务器中的 10 台，控制着信息技术空间域名资源的分配权”(83) 1。如下的案例可以为西方论者的观点提供佐证：

谷歌公司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垄断力量的典型例子。当谷歌公司的规模变得更大时，它的搜索引擎功能也越来越超过了过去所有的竞争者……谷歌公司占据了搜索引擎市场70%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还在进一步增加……谷歌公司的网络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搜索引擎系统，它靠把从自己网络上得到的数据卖给其他公司（以及在突出的位置安置一些有偿的“赞助商链接或付费链接”）而蓬勃发展，并推销可受其随意支配的庞大的数据资源。在过去，这样“赢者通吃”的市场被定义为“自然垄断”。……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易趣） 公司、脸谱网、思科公司和其他几家巨型公司也分享着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垄断权力。例如，生产无线上网技术中的关键芯片的市场就是一个由两家卖主垄断的市场，这两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苹果公司通过iTunes这一最热门的音乐软件控制了数字音乐下载87%的市场份额和MP3播放器市场70%的份额。微软公司能够在其基础操作系统中，利用用户对大量应用软件的依赖性而达到让用户似乎必须永久锁住这一操作系统的目的，从而使其享受到长期的垄断价格。任何一个试图引进一个可以与其形成竞争的新操作系统的竞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应用软件进入壁垒”的屏障。因此，拥有“应用软件”已成为建造进入壁垒和垄断权力的关键一步，这从总体上来说不仅与信息技术有关，而且对于当下而言，更重要的是这还与互联网有关。

互联网具有民主的特点，但是却遭到了来自资本要尽可能巩固垄断权力、建立人为的物质稀缺和建立防护措施的压力……在一个技术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商业利益会驱使利益集团去获取衡量某一系统的技术标准的所有权……由“活动图像专家组国际标准” 拥有的H.264型编解码器，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是由微软、苹果和其他一些公司拥有的。这一编解码器的标准迅速成为网上录像机的统一标准，目前这一型号的编解码器已经占领了市场份额的66%。正是像这样的设备在互联网通信中起到了瓶颈的作用，所以H.264型编解码器的拥有者才能够创造出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计费时刻”。经济学家常常把像这样的“经济收益”定义为勒索，用它去指代经济行为的参与者不考虑生产或再生产成本而仅凭对稀缺资源的拥有而获得的（本不应得的） 收益……

按照这种思路，像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 这样的新设备都自身携带了专门为这些设备设计的应用软件，为某一特定设备专门设计相应的应用软件的目的就是要把用户锁定套牢在一个整体的商业产业链中，这一商业产业链完全不同于万维网，它不但能在用户与互联网之间起到连接作用，同时还能引发“网络效应”，为设备的生产者提高销售量。某一产品设备越是成为整个网络系统应用软件的接口，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被吸引进来，随后呈指数型增长的需求方规模经济模式就会占主导地位，这种状态可以直接转变成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决定许多技术发展前景的能力。一旦当这样的经济实力得到充分的巩固，人们也越来越依赖这种新产品设备时，网络价格就能够调整提高了……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财富的创造是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成分的，或者起码也是寡头垄断的形式……互联网正向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更加加重了其反民主的倾向(84) 。(www.xing528.com)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促成了一整套新的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则，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由于规则与标准的非对称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显著有利于制定者，当下通行的市场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势国家所主导制定的，而标准制定者多属于在产业结构中处于顶层的西方跨国公司，因此在市场规则所保护和实现的利益方面明显有利于霸权国家，后发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受挤压的境地。例如瑟罗曾预言，1993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标志着新的经济竞赛的开始，取代了以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在新的竞赛中，“欧洲议会将写下21世纪的市场贸易规则，世界的其他部分将不得不遵循它们的规则进行经济游戏” (81) 。因此，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与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迫使后发国家接受和遵从设定的“游戏规则”，无视后发国家关于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标准竞争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后发国家企业发展、利益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质上，技术标准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控制力的编码规则或技术“契约”，有助于巩固霸权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主导权和由此带来的财富分配权。在产业技术中取得标准制定权至关重要，技术先导性不仅关涉经济利益，而且关涉军事安全与政治利益。技术渗透性和网络效应则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可见标准的竞争对一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国际政治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霸权国家和跨国垄断企业以“新技术殖民主义”为主旨，通过国家标准战略、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揉合在一起，占据了各个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体系，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压制后发国家在产业标准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摧残后发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最终迫使后发国家放弃产业技术标准制定的决策权、议价权甚至参与权。

从理论上来看，技术标准应当具有先进、开放、兼容等特征，但在事实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标准竞争的网络结构中，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实际上为所有者建立了一个控制利益外溢的壁垒。由于标准的制定权通常受霸权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没有议价能力，从而沦为从属的模块生产者，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winners take all）的状态。在产业技术标准等编码要件的壁垒下，尽管技术以商品的形式不断向全球扩张，但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竞争的规则依然由少数市场主体所控制。在这一技术结构体系中，产业技术标准所呈现的绝非技术层面的通道与接口，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标准是文化与制度在技术上的一种投射，其权力体系已远远超出技术本身。由于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普遍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只有接受网络标准才能利用和享受网络带来的利益。标准作为共同的编码使无数一致化的单元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具有鲜明的正反馈机制，使得这个网络的标准具有通用准则，因而标准是网络系统的关键性节点，一旦控制关键标准模块，就能形成控制产业链、操纵和压制低层产业和整个网络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财富的流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双边和多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作为一种地缘经济与政治，通过经济合作推动本地区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对内创造一种更好的关系和发展环境，或者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危机或减轻矛盾，对外形成比较协调一致的利益和声音，从而把国际经贸合作关系推向了更高的高度及更广的广度。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完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性标志。这不仅标志着规范化、法制化的全球市场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世界自由贸易已建立在较为牢固的多边制度基础之上，贸易自由化已经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并形成了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把当代的国际贸易以及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轨道，促使世界贸易成为带动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统计表明，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是在这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的。

在某种意义来看，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互联网是建立在普遍性市场规则与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的。由于资本、技术、语言等居于弱势地位，受制于霸权国家主导的普遍性市场规则与强制性技术标准，网络效应确保主导国家“赢者通吃”，而后发国家始终处于被动、下风的地位。麦克切斯尼与福斯特认为，尽管“互联网本身的存在就是政府对公共部门投资的证明”，但“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互联网这一过去看上去似乎脱离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越来越开放的公共领域，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被私有独占，甚至是越来越被私人垄断的领域”，由此，“在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变化中，因为美国所具有的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力，其他各国在做出自己的所有选择时都必将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所制定的发展途径进行抗争”(82) 。信息技术空间存在着霸权和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在国际互联网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往往是信息技术空间的“主导和首创者（first mover）。他们掌握着标准制定、信息资源分配、利益保护等多方面的权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其在信息技术空间中的权力和财富占有的合法性。美国至今还掌控着全球 13 台根服务器中的 10 台，控制着信息技术空间域名资源的分配权”(83) 1。如下的案例可以为西方论者的观点提供佐证：

谷歌公司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垄断力量的典型例子。当谷歌公司的规模变得更大时，它的搜索引擎功能也越来越超过了过去所有的竞争者……谷歌公司占据了搜索引擎市场70%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还在进一步增加……谷歌公司的网络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搜索引擎系统，它靠把从自己网络上得到的数据卖给其他公司（以及在突出的位置安置一些有偿的“赞助商链接或付费链接”）而蓬勃发展，并推销可受其随意支配的庞大的数据资源。在过去，这样“赢者通吃”的市场被定义为“自然垄断”。……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易趣） 公司、脸谱网、思科公司和其他几家巨型公司也分享着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垄断权力。例如，生产无线上网技术中的关键芯片的市场就是一个由两家卖主垄断的市场，这两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苹果公司通过iTunes这一最热门的音乐软件控制了数字音乐下载87%的市场份额和MP3播放器市场70%的份额。微软公司能够在其基础操作系统中，利用用户对大量应用软件的依赖性而达到让用户似乎必须永久锁住这一操作系统的目的，从而使其享受到长期的垄断价格。任何一个试图引进一个可以与其形成竞争的新操作系统的竞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应用软件进入壁垒”的屏障。因此，拥有“应用软件”已成为建造进入壁垒和垄断权力的关键一步，这从总体上来说不仅与信息技术有关，而且对于当下而言，更重要的是这还与互联网有关。

互联网具有民主的特点，但是却遭到了来自资本要尽可能巩固垄断权力、建立人为的物质稀缺和建立防护措施的压力……在一个技术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商业利益会驱使利益集团去获取衡量某一系统的技术标准的所有权……由“活动图像专家组国际标准” 拥有的H.264型编解码器，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是由微软、苹果和其他一些公司拥有的。这一编解码器的标准迅速成为网上录像机的统一标准，目前这一型号的编解码器已经占领了市场份额的66%。正是像这样的设备在互联网通信中起到了瓶颈的作用，所以H.264型编解码器的拥有者才能够创造出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计费时刻”。经济学家常常把像这样的“经济收益”定义为勒索，用它去指代经济行为的参与者不考虑生产或再生产成本而仅凭对稀缺资源的拥有而获得的（本不应得的） 收益……

按照这种思路，像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 这样的新设备都自身携带了专门为这些设备设计的应用软件，为某一特定设备专门设计相应的应用软件的目的就是要把用户锁定套牢在一个整体的商业产业链中，这一商业产业链完全不同于万维网，它不但能在用户与互联网之间起到连接作用，同时还能引发“网络效应”，为设备的生产者提高销售量。某一产品设备越是成为整个网络系统应用软件的接口，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被吸引进来，随后呈指数型增长的需求方规模经济模式就会占主导地位，这种状态可以直接转变成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决定许多技术发展前景的能力。一旦当这样的经济实力得到充分的巩固，人们也越来越依赖这种新产品设备时，网络价格就能够调整提高了……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财富的创造是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成分的，或者起码也是寡头垄断的形式……互联网正向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更加加重了其反民主的倾向(84) 。

必须指出的是，大量现行的规范经济行为和协调经济关系的国际规则与制度，是由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主导或推动建立的，反映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85) 246，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美国式的政治结构与组织原则。所谓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首先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86) 225。基于普遍性的市场规则，例如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是以西方世界体系为核心，反映了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体现了强势国家的利益与意志，或者进一步说是被某些强势国家（集团）所操纵，是形成当前“合法”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强势国家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力求后者遵循这些行为规范(87) 39，并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就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言，从1850年的奥地利关税同盟、1860年的英法贸易协定到欧洲联盟，由强势国家控制的贸易协定和国际组织作为具有明确规范和目标的行为体，对主权国家施加越来越显著的影响(88) ，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和利益目标，使其无法完全自主、自由地制订财政、金融和贸易等政策。例如，乌拉圭回合之前的GATT虽然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但一直是制订全球贸易规则、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平台。截至2013年1月，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一共有546个，当前仍然有效的有354个(89) 。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控制的世界治理机构的控制力不断增长，如自1975年起，G7/G8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机制。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始终占据优势 (90)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早在1958年，GATT专家组的报告就已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91) 。

必须指出的是，大量现行的规范经济行为和协调经济关系的国际规则与制度，是由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主导或推动建立的，反映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85) 246，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美国式的政治结构与组织原则。所谓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首先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86) 225。基于普遍性的市场规则，例如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是以西方世界体系为核心，反映了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体现了强势国家的利益与意志，或者进一步说是被某些强势国家（集团）所操纵，是形成当前“合法”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强势国家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力求后者遵循这些行为规范(87) 39，并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就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言，从1850年的奥地利关税同盟、1860年的英法贸易协定到欧洲联盟，由强势国家控制的贸易协定和国际组织作为具有明确规范和目标的行为体，对主权国家施加越来越显著的影响(88) ，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和利益目标，使其无法完全自主、自由地制订财政、金融和贸易等政策。例如，乌拉圭回合之前的GATT虽然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但一直是制订全球贸易规则、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平台。截至2013年1月，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一共有546个，当前仍然有效的有354个(89) 。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控制的世界治理机构的控制力不断增长，如自1975年起，G7/G8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机制。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始终占据优势 (90)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早在1958年，GATT专家组的报告就已指出，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91) 。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学说或理论也在宣扬事实上有利于强势国家攫取国际财富的观点，从而为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国际贸易规则奠定理论基础。例如，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思想基础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冻结了一系列由市场词汇表达的政治关系，并宣扬那种造成累积国家经济差距的政策。因此它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抱负的打击特别沉重”；尽管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论不假设固定的资源禀赋，而是假设所有的国家经济都在动态地提升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科学技术水平、“政治在现代世界中塑造经济选择” (92) 等综合实力，并且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得到验证，但总体上来看，该理论依然是立足于发达国家，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学说或理论也在宣扬事实上有利于强势国家攫取国际财富的观点，从而为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国际贸易规则奠定理论基础。例如，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思想基础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冻结了一系列由市场词汇表达的政治关系，并宣扬那种造成累积国家经济差距的政策。因此它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抱负的打击特别沉重”；尽管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论不假设固定的资源禀赋，而是假设所有的国家经济都在动态地提升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科学技术水平、“政治在现代世界中塑造经济选择” (92) 等综合实力，并且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得到验证，但总体上来看，该理论依然是立足于发达国家，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