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制规范：引领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向

世界贸易体系的构建与全球市场的形成是一个“鸡”与“蛋”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全球市场的形成过程亦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地理大发现的进展，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从而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因而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例如汤因比认为，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49) 60。罗伯森把经济全球化从15世纪初期开始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 (50) 。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51) 462。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1500年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52) 序言5。从全球化的主导权的发展演变来看，全球化进程大体上也区分为自发的全球化、强势推进的全球化和被动的全球化等若干阶段，除第一阶段外，其间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强势国家凭借其领先的经济军事实力，建立并千方百计维系着利己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交往关系。无论如何界说，这些理论均隐含着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体系论。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以来，可以从以基督文明为主线的西方文化、以军事威胁为后盾的全球贸易、以条约协定为形式的强权政治三条交织并行的脉络中，发掘西方世界体系中关于国际机制的庞杂内容。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自己的财政金融和贸易等政策上不再享有完全独立的自由行动能力，而诸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监督其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规范与规则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中较为现实的规范模式。国家层面的领导权，一方面，诚如莫德尔斯基所言，是一个支配国家通过自己的成就，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并将其他国家引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53) 。另一方面，更是一个支配国引领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共同利益方向发展。这导致支配国领导权和财富分配权的膨胀。其中，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国家力量的增长既是成功追求普遍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追求的一种手段 (54) 。国际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方法在理论上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第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诸如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第二，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世界经济网络，民族国家尤其是广大后发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三，区域安排或区域制度化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区域内各国政府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满足各种功能上的需要。换句话说，经济活动的扩张为国家规范经济交换，使其更加自由化，从而提高了会员国的经济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再发挥核心作用(55) 。

从国际机制发展的进程来看，国际机制是民族国家在国际互动中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与安全、协调彼此关系而建立的各种规则和制度。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味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方式，在国家间竞争与斗争过程中逐渐推动了财富控制权的转移。而霸权国家因“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56) 624。由此，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霸权国家重要的选择。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条约作为正式的国际协议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成为国际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安全、经济和环境领域，条约成为广泛的国际规制中的一个核心结构性元素。”(57) 大量规范各种经济行为和协调经济关系的国际规则与制度，从1850年的奥地利关税同盟、1860年的英法贸易协定到当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7国首脑会议等国际组织和会议为依托的协调与磋商机制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规避贸易与投资风险、处理经济纠纷等方面确实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并且后者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搭建了有利的制度框架。

国际组织作为一个具有自己规范的、有目的的行为体来作用于国家，把组织的规范传授给国家，并使之内化为国家的规范，改变国家的认同和利益，而不论国家是否具有这种内在的需求。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是某些大国本身都在寻求国际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国际交往或采取某种重大国际行动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证某种国际法来说明其行为的合理性。布尔认为国家遵守法律的理由在于“习惯或惯性；国家认定法律是有价值的；避免胁迫的恐惧和对与其他国家互惠的期望 (58) ”。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成为大国维护自身和集团利益的工具。布热津斯基就说过：“这些国际机制体现出来的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反映着美国式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原则；美国按照其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力求它们遵循这些行为规范。”(59) 39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脉络可知，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并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60) 45。基欧汉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国际制度都与真正维持传统的主权概念不一致。确实，国际制度有赖于国家愿意放弃自己行为的法律自由，来换取对其他国家行为的控制，以获得对自身环境的更大确定性。因此，全球化导致更强有力的、拥有更大权威和更明确规则的国际制度，这意味着对主权理论与实践的修改。”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以欧盟为例，共同体法高于国内法的实践包含着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并与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授权相关联(61) 227。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成为大国维护自身和集团利益的工具。布热津斯基就说过：“这些国际机制体现出来的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反映着美国式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原则；美国按照其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力求它们遵循这些行为规范。”(59) 39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脉络可知，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并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60) 45。基欧汉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国际制度都与真正维持传统的主权概念不一致。确实，国际制度有赖于国家愿意放弃自己行为的法律自由，来换取对其他国家行为的控制，以获得对自身环境的更大确定性。因此，全球化导致更强有力的、拥有更大权威和更明确规则的国际制度，这意味着对主权理论与实践的修改。”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以欧盟为例，共同体法高于国内法的实践包含着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并与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授权相关联(61) 2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新的世界秩序的轮廓已经显现：部署于全球各战略要地的美国军事力量，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联系，强化、组织和支配西方阵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意义，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控制的世界治理机构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北约、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占据着优势” (6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关贸总协定虽然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它一直是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平台。乌拉圭回合以后，WTO 作为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国际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是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国际金融规则实施的监督者。20世纪70年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协作精神也得以保留，国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规则继续得到遵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不履行专家组决议或终局裁决的国家可授权胜诉方对败诉方实施报复措施，便是对主权国家实行制裁的案例。自1975年起，西方七/八国首脑会议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机制，大国协调代替了霸权管理的部分权限。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国际机制是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联合国会成为一个所谓世界政府的核心，民主党人能主宰美国议会多少，美国便能主宰联合国多少”(63) 67。吉登斯甚至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所有成员主权平等，即“特指法律主权而非事实主权。与拥有的实力相对应，大国有特殊的权力，也有特殊的责任”(64) 266。美国鼓吹的相互依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这种合作利益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是为了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可以看出，美国就是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控制、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65) 。(www.xing528.com)

再以中国实施的颇受争议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为例，就能看出霸权主义文化价值观对技术的控制。“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以1992年修改《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为标志，主要目标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最终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应该说，该战略实施10多年来，对我国产业发展、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核算，1980年~1999年的20年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8%。具体而言，无论是对外出口、产业升级、技术引进，还是税收和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发觉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但也应看到，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试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却成效不彰。中国在借助FDI成为制造大国的时候，却并没有靠“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成为制造强国。日本的技术引进，重在引进技术的模仿、改进和创新，并且，日本只引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而非成套设备。而我国的“技术引进”实际上就是从外国购买设备，特别是购买成套设备(66)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把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重产品引进、轻产品技术的消化吸收。他指出，在韩国、日本等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费用是引进投入费用的3~10倍，而我国的该项费用还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4%，计算机设备消化吸收与引进费用之比仅为1∶100。许多合资企业在合作协议到期后，大多数中方合作企业无法独立继续经营，中方公司先前得到的技术早已过时(67) 。二战后，日本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的尼龙技术项目，引进费用只相当于中国宝山钢铁公司付给日本新日铁公司的引进费用的1%。有资料显示，中国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一大半依赖进口，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品每年的外贸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不仅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也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技术装备常被各国用于控制或干扰其他国家经济运行，如2000年美国就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控制高技术机床出口》法案。统计数字显示，在钢铁、石化、电力、纺织、建筑等15个行业，中国装备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10年，有的甚至落后20~30年。有资料显示，中国机械制造业中产品产业化的57%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完成的。然而在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中，设计图纸、工艺专利的购入费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而许多购入的技术并没有知识产权。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模式，一直在“引进—落后—引进”的怪圈中徘徊。以汽车制造业为例，30多年来，通过直接利用外资，中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数千项汽车技术。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汽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仍然很低，近年来面市的几十款新车型，绝大多数为舶来品或稍加变动的车型，中国自己设计开发的汽车不仅数量少，且竞争力弱。在石油化工设备中，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更为盛行。例如中国汽车30年合资道路，引进外国技术，多少积累了一些由引进带来的知识和技能，而这更多体现在制造环节上。但从产品开发上来说，“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却是：市场我们失去了，产品开发技术却仍然没有获得(68)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曲折历程也可以提供佐证(69) 。上海大众51%绝对控股的合资股权构架，成为中国汽车界股权构架的标准模式，但即使是改动桑塔纳轿车的一个门把手也必须经德方同意(70) 。这往往被理解为技术输出方的特权，是一种基于“国际机制”的“天然的优势”的特权。

总体上来看，利用国际机制来规导财富流向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国际法主体在国际交往中通常遵循既定的国际规则，即使像美国这样不顾联合国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要打着“人道”、“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义”的旗号。霸权国家往往把自己妆扮成国际秩序的卫道士，动辄指责其他国家违背国际法、国际规则，殊不知，霸权国家才是当今世界麻烦的制造者、国际秩序的践踏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新的世界秩序的轮廓已经显现：部署于全球各战略要地的美国军事力量，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联系，强化、组织和支配西方阵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意义，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控制的世界治理机构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北约、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占据着优势” (6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关贸总协定虽然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它一直是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平台。乌拉圭回合以后，WTO 作为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国际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是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国际金融规则实施的监督者。20世纪70年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协作精神也得以保留，国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规则继续得到遵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不履行专家组决议或终局裁决的国家可授权胜诉方对败诉方实施报复措施，便是对主权国家实行制裁的案例。自1975年起，西方七/八国首脑会议逐渐成为协调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机制，大国协调代替了霸权管理的部分权限。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国际机制是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联合国会成为一个所谓世界政府的核心，民主党人能主宰美国议会多少，美国便能主宰联合国多少”(63) 67。吉登斯甚至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所有成员主权平等，即“特指法律主权而非事实主权。与拥有的实力相对应，大国有特殊的权力，也有特殊的责任”(64) 266。美国鼓吹的相互依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这种合作利益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是为了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可以看出，美国就是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控制、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65) 。

再以中国实施的颇受争议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为例，就能看出霸权主义文化价值观对技术的控制。“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以1992年修改《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为标志，主要目标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最终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应该说，该战略实施10多年来，对我国产业发展、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核算，1980年~1999年的20年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8%。具体而言，无论是对外出口、产业升级、技术引进，还是税收和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发觉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但也应看到，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试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却成效不彰。中国在借助FDI成为制造大国的时候，却并没有靠“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成为制造强国。日本的技术引进，重在引进技术的模仿、改进和创新，并且，日本只引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而非成套设备。而我国的“技术引进”实际上就是从外国购买设备，特别是购买成套设备(66)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把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重产品引进、轻产品技术的消化吸收。他指出，在韩国、日本等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费用是引进投入费用的3~10倍，而我国的该项费用还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4%，计算机设备消化吸收与引进费用之比仅为1∶100。许多合资企业在合作协议到期后，大多数中方合作企业无法独立继续经营，中方公司先前得到的技术早已过时(67) 。二战后，日本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的尼龙技术项目，引进费用只相当于中国宝山钢铁公司付给日本新日铁公司的引进费用的1%。有资料显示，中国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一大半依赖进口，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品每年的外贸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不仅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也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技术装备常被各国用于控制或干扰其他国家经济运行，如2000年美国就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控制高技术机床出口》法案。统计数字显示，在钢铁、石化、电力、纺织、建筑等15个行业，中国装备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10年，有的甚至落后20~30年。有资料显示，中国机械制造业中产品产业化的57%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完成的。然而在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中，设计图纸、工艺专利的购入费所占比例高达60%以上，而许多购入的技术并没有知识产权。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模式，一直在“引进—落后—引进”的怪圈中徘徊。以汽车制造业为例，30多年来，通过直接利用外资，中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数千项汽车技术。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汽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仍然很低，近年来面市的几十款新车型，绝大多数为舶来品或稍加变动的车型，中国自己设计开发的汽车不仅数量少，且竞争力弱。在石油化工设备中，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更为盛行。例如中国汽车30年合资道路，引进外国技术，多少积累了一些由引进带来的知识和技能，而这更多体现在制造环节上。但从产品开发上来说，“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却是：市场我们失去了，产品开发技术却仍然没有获得(68)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曲折历程也可以提供佐证(69) 。上海大众51%绝对控股的合资股权构架，成为中国汽车界股权构架的标准模式，但即使是改动桑塔纳轿车的一个门把手也必须经德方同意(70) 。这往往被理解为技术输出方的特权，是一种基于“国际机制”的“天然的优势”的特权。

总体上来看，利用国际机制来规导财富流向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国际法主体在国际交往中通常遵循既定的国际规则，即使像美国这样不顾联合国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要打着“人道”、“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义”的旗号。霸权国家往往把自己妆扮成国际秩序的卫道士，动辄指责其他国家违背国际法、国际规则，殊不知，霸权国家才是当今世界麻烦的制造者、国际秩序的践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