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价值观渗透：财富分配权掌控的灵魂

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关系的发展”，“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8) 68。由于分工进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民族国家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矛盾、纷争和冲突。近代以来世界史的一个趋势证明：文明冲突背后最重要的力量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民族国家国际地位的“定位校准”，因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往往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9) 72。并且，民族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各种力量——谋求安全的军事力量，谋求财富的生产力量，根据思想和信仰吸引其他人服从的能力——都将影响结局(10) 7。亨廷顿的研究表明，文明间的冲突出现，更多地是由于西方的优势成为宣传西方利益、观念和价值的工具(11) ，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是衍生软实力的资源的主要渠道。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矛盾，而这些矛盾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12) ，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一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论者提出：“文化凝聚力是最基本的文化权力。同时，文化凝聚力也是其他各种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产生和分配的基础。它把属于相同文化的人们凝聚在一起，把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区分开来。”(13) 37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而使其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其中，文化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语言既表现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因而语言霸权成为文化霸权的重要方式。有资料显示，在16世纪前20年，葡萄牙人通过使用海上力量获得筑垒的基地和在东方商业中的地位，他们的海上力量尤其是舰载大炮的威力能够保护他们的贸易免受东方竞争者的打击，从而控制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坦指出，葡萄牙人商业上的成功不完全归功于海军的实力，更多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多样性和地理范围，葡萄牙语作为亚洲海上贸易通用语（lingua franca）长达200多年 (14) 。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交战结束后，美国的语言（并非是传统的英语）、美式英语的习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跨国性社会团体和专业团体的通用语。由此，英语霸权升级为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造就了与霸权国家所推行的“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相一致的不平等格局。苏珊·斯特兰奇指出，“不管日本的经济有多大的成就，日语在作为人际通讯工具的重要性方面永远不是英语的对手——即使由于语言的数字化，机器会有可能不顾操作人员本国语言的不同相互进行通讯交际。现在每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受到英语词汇的渗透。用英语写的文献到处传播推广，排挤了用其他语言写成的文献。由此可见，美国大学逐渐主宰了学术领域和涉及知识结构的主要专业，不仅因为美国大学图书馆数量众多，藏书丰富，资金充足，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用英语进行的。与美国在知识结构中占有的优势相比，它在工业制造方面力量的丧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外的权力、社会地位和势力的重新分布”，权力正在转移到“富有信息”者，而不是“富有资金”者(15) 160。这实际上意味着语言的权力除了受使用者本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深深地打上了语言表达的话语形式的文化内涵的烙印——作为传播手段的话语形式，以及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运用，即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文化产生工具的语言具有强烈的鼓动、导向、塑造和强制功能，能够帮助语言设计者获得、掌控和巩固权力。

语言既表现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因而语言霸权成为文化霸权的重要方式。有资料显示，在16世纪前20年，葡萄牙人通过使用海上力量获得筑垒的基地和在东方商业中的地位，他们的海上力量尤其是舰载大炮的威力能够保护他们的贸易免受东方竞争者的打击，从而控制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坦指出，葡萄牙人商业上的成功不完全归功于海军的实力，更多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多样性和地理范围，葡萄牙语作为亚洲海上贸易通用语（lingua franca）长达200多年 (14) 。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交战结束后，美国的语言（并非是传统的英语）、美式英语的习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跨国性社会团体和专业团体的通用语。由此，英语霸权升级为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造就了与霸权国家所推行的“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相一致的不平等格局。苏珊·斯特兰奇指出，“不管日本的经济有多大的成就，日语在作为人际通讯工具的重要性方面永远不是英语的对手——即使由于语言的数字化，机器会有可能不顾操作人员本国语言的不同相互进行通讯交际。现在每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受到英语词汇的渗透。用英语写的文献到处传播推广，排挤了用其他语言写成的文献。由此可见，美国大学逐渐主宰了学术领域和涉及知识结构的主要专业，不仅因为美国大学图书馆数量众多，藏书丰富，资金充足，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用英语进行的。与美国在知识结构中占有的优势相比，它在工业制造方面力量的丧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外的权力、社会地位和势力的重新分布”，权力正在转移到“富有信息”者，而不是“富有资金”者(15) 160。这实际上意味着语言的权力除了受使用者本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深深地打上了语言表达的话语形式的文化内涵的烙印——作为传播手段的话语形式，以及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运用，即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文化产生工具的语言具有强烈的鼓动、导向、塑造和强制功能，能够帮助语言设计者获得、掌控和巩固权力。

再来看看现代国际社会中的文化霸权问题。有论者指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国化”，而现代化看起来非常像美国化：“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缩影，他们把美国抬高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模式，系统地表述了旨在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政策。”(16) 198这种将全球化、现代化视为美国化的观点，充分体现出美式话语霸权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阿扎雅胡对“美国化”的基本定义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领域，‘美国化’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之外的文化环境的冲击。从根本上讲，美国化涉及文化输出和文化移植。美国化意味着文化变迁”，“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17) 。当下，美国通过电子游戏、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戏说”和丑化他国传统文化经典，严重损害他国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严重侵蚀他国的民族凝聚力。有论者指出：好莱坞电影“平时一贯宣传如下这一值得怀疑的观点，即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是一种仁善的力量，美国在海外动用其军事力量对整个人类产生积极的结果。因此，美国的干预不是被描写成先发制人的行动，而是被描写成对待‘坏人’作出的唯一合理反应，是美国可以表达态度的最佳方式”(18) 3。

再来看看现代国际社会中的文化霸权问题。有论者指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国化”，而现代化看起来非常像美国化：“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缩影，他们把美国抬高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模式，系统地表述了旨在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政策。”(16) 198这种将全球化、现代化视为美国化的观点，充分体现出美式话语霸权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阿扎雅胡对“美国化”的基本定义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领域，‘美国化’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之外的文化环境的冲击。从根本上讲，美国化涉及文化输出和文化移植。美国化意味着文化变迁”，“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17) 。当下，美国通过电子游戏、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戏说”和丑化他国传统文化经典，严重损害他国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严重侵蚀他国的民族凝聚力。有论者指出：好莱坞电影“平时一贯宣传如下这一值得怀疑的观点，即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是一种仁善的力量，美国在海外动用其军事力量对整个人类产生积极的结果。因此，美国的干预不是被描写成先发制人的行动，而是被描写成对待‘坏人’作出的唯一合理反应，是美国可以表达态度的最佳方式”(18) 3。

尽管文化与一国的霸权野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鸡”与“蛋”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的霸权性或侵略性是霸权国家全球扩张的重要武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较早把“文化霸权”作为学术用语使用。在葛兰西看来，“霸权”指一种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政治领导权，这种同意是通过成功地在全社会传播和普及统治阶级价值观而获得的，它是与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不同的、不被知觉为压迫的统治关系。因此霸权的关键和核心不在于暴力和强制，而在于能否造就“共识”，即将本阶级的价值观成功地塑造成全社会的价值观，建立霸权也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19) 。国际范围内的“文化霸权”，是指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少数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通过语言、信息、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20)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方式已愈来愈失去人心，愈来愈可能遭到民族国家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以这种看似“和平”的“文化霸权”方式来达到传统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在美国国防部颁布的《2020联合构想（Joint Vision 2020）》显示了其建构和维护着美国所谓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国际秩序”的野心。有论者提及，其引言部分有着这样微妙一句：“The global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ndure， and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reats to those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ll disappear.（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全球责任是长期存在的。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威胁这些利益和责任的企图将会不复存在）。”在这一并列句式中，前半句的主语the global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将“美国在全球具有既定利益和既定责任”语用预设为“客观现实”，从而敦促该国防文本的读者（包括美国读者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一“客观现实”——美国乃“全球霸主”、“世界警察”！这一“伪客观现实”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挑起地区争端或干预他国内政找到了貌似充足的理据，为规避美国内外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的舆论压力找到了貌似有效的途径(21) 。

uper;white-space:nowrap;font-size:0.6em;">(224) 91。换一种计量单位，从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 (225)  。再有学者研究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结果为：1550年~1600年计1770~2370吨，1601年~1645年计6900~8400吨，1550年~1645年共计8670~10780吨（23120~28747万两）。此外，1550年~1645年这段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350~9450吨，亦即19600~25200万两。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320吨的白银，亦即3520万两 (226) 。

地）市场已经被来自中国和菲律宾价格低廉的产品占领了”(219) 405。美洲白银大量流入菲律宾。据估计，1598年从墨西哥输入菲律宾的白银是200万比索，1602年之前年均200万比索，1604年是250万比索，1630年前后为300万比索，1633年是200万比索(220) 438。1598年特略（Don Francisco Tello）给菲力普二世的信中则称：到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的白银，有时还超过100万比索(221) 179。据估计，1571年后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000万比索，年均近百万比索艺术之认定与目标公告》（Declaration of Findings and Purpose），其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据精神领袖的位置。现当代美国的文化具有显著的扩张性、进攻性，并且美国文化的力量借助于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强势而更具欺骗性、侵蚀性。美国通过其经济生产的不可抑止的力量（以及因而间接地）将强迫或已经正在强迫欧洲改变其完全过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22) 278。在基辛格看来，“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23) 73。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言论更是咄咄逼人：“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24) 45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因为信息网络技术飞跃的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例如美国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发布新闻；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2001年排行前十位的网站占美国综合页面浏览量的31%，2006年时占40%，而2010年大约占到了75%。”(25) 美国通过各种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主流价值观，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26) 。从整体上来看，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散的规模要比以前大得多，除了借助着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如果说在外部寻找原因的话，美国的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快节奏生活的追求及与此相应的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的需求刺激了美国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但同时却带来本土文化“美国化”的进一步加深(27)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的“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将被一种风行于世界的商业文化所取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受经济、技术和外来力量的推动，着迷于“快节奏的音乐、快消费和快餐”，“国家正在被推进到一种同质的全球文化”，“它们靠这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28) 4。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制高点的控制者成为财富流动的最终操纵者，由于信息控制者可以发布、制造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流，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世界财富的流向。

文化的移植是深层次的和持续的，文化的融合取决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的意愿。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文化与艺术之认定与目标公告》（Declaration of Findings and Purpose），其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据精神领袖的位置。现当代美国的文化具有显著的扩张性、进攻性，并且美国文化的力量借助于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强势而更具欺骗性、侵蚀性。美国通过其经济生产的不可抑止的力量（以及因而间接地）将强迫或已经正在强迫欧洲改变其完全过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22) 278。在基辛格看来，“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23) 73。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言论更是咄咄逼人：“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24) 45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因为信息网络技术飞跃的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例如美国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发布新闻；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2001年排行前十位的网站占美国综合页面浏览量的31%，2006年时占40%，而2010年大约占到了75%。”(25) 美国通过各种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主流价值观，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26) 。从整体上来看，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散的规模要比以前大得多，除了借助着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如果说在外部寻找原因的话，美国的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快节奏生活的追求及与此相应的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的需求刺激了美国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但同时却带来本土文化“美国化”的进一步加深(27)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的“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将被一种风行于世界的商业文化所取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受经济、技术和外来力量的推动，着迷于“快节奏的音乐、快消费和快餐”，“国家正在被推进到一种同质的全球文化”，“它们靠这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28) 4。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制高点的控制者成为财富流动的最终操纵者，由于信息控制者可以发布、制造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流，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世界财富的流向。

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是深入而持久的，哪怕这种价值观是被强加给落后国家的。由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亦是一种程式化的、难以轻易改变的较稳固的结构。从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的贸易对象结构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之间出于政治原因而建立起来的贸易联系不会轻易消失。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把殖民地货币与宗主国货币联系起来，并把殖民地银行系统与宗主国银行系统联系起来的这种金融结构对贸易流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当殖民主义垮台、独立大旗冉冉升起时，这些联系没有消失。结果，非洲国家独立以后30年贸易的统计数字仍旧表明，它们还是突出地局限于与法国或英国的贸易，正如印度尼西亚仍大量地与荷兰进行贸易一样。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以及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的主导地位，也反映在有利于投资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流动上” (29) 。

基于经济、政治、军事与科技的领先优势，今天的全球主义确实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主流价值观。霍勒斯·卡伦在其颇具影响的《文化与民主》一书中说：“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美国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理想、多样文化和乐观主义。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价值上就等同于一个世界公民。”(30) 64美国倡导的相互依存，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为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再以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张侵蚀为例，霸权国家通过消费文化的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了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消耗的泥潭和盲目追求炫耀性消费(31) 漩涡中。“在商品的神性面前，消费者变成了温顺的奴隶。”(32) 39在这种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商业文化模式下，财富被编码成为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和符号，这些数字和符号背后的使用价值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物件了。财富的物质属性演化为虚拟属性，符号或数字被赋予了超过使用价值的价值意义，对于拥有世界上多数高端品牌和著名商标的霸权国家而言，控制这些符号或数字（商标、品牌）远比控制物质财富容易，因而虚拟财富的生产要比实体财富的创造更容易，这是霸权国家热衷于金融创新、本土制造业空心化的重要原因。

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是深入而持久的，哪怕这种价值观是被强加给落后国家的。由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亦是一种程式化的、难以轻易改变的较稳固的结构。从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的贸易对象结构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之间出于政治原因而建立起来的贸易联系不会轻易消失。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把殖民地货币与宗主国货币联系起来，并把殖民地银行系统与宗主国银行系统联系起来的这种金融结构对贸易流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当殖民主义垮台、独立大旗冉冉升起时，这些联系没有消失。结果，非洲国家独立以后30年贸易的统计数字仍旧表明，它们还是突出地局限于与法国或英国的贸易，正如印度尼西亚仍大量地与荷兰进行贸易一样。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以及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的主导地位，也反映在有利于投资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流动上” (29) 。

基于经济、政治、军事与科技的领先优势，今天的全球主义确实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主流价值观。霍勒斯·卡伦在其颇具影响的《文化与民主》一书中说：“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美国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理想、多样文化和乐观主义。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价值上就等同于一个世界公民。”(30) 64美国倡导的相互依存，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为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再以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张侵蚀为例，霸权国家通过消费文化的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了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消耗的泥潭和盲目追求炫耀性消费(31) 漩涡中。“在商品的神性面前，消费者变成了温顺的奴隶。”(32) 39在这种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商业文化模式下，财富被编码成为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数字和符号，这些数字和符号背后的使用价值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物件了。财富的物质属性演化为虚拟属性，符号或数字被赋予了超过使用价值的价值意义，对于拥有世界上多数高端品牌和著名商标的霸权国家而言，控制这些符号或数字（商标、品牌）远比控制物质财富容易，因而虚拟财富的生产要比实体财富的创造更容易，这是霸权国家热衷于金融创新、本土制造业空心化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不是受制于政治权力，就是俯首于一定的经济利益集团，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独立的(33) 22。早在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34) 58。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通过了一份根据乔治·凯南提交的报告《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而制订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项目署的指令》（标号NSC10/2），《指令》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35) 1950年4月14日，这一战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写进著名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指出要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领域加强隐蔽行动，煽动和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骚乱和起义(36) 。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杜勒斯就明确提出，西方国家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1959年，他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上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帝国内部的演变，从而使它不再对世界上的自由构成威胁”，当时的美国媒体也认为，“美国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在铁幕上打洞——使苏联向来自西方的影响开放”(37) 13、17。例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达利尔·柴纳尔曾明确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这些圆盒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事实上，借助于资本的提携，抑或依照资本的逻辑，形成了西方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趋势。有论者将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 帝国审美”(38) 191。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公开或秘密支持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事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39) 111。尼克松的重要著作《1999年，不战而胜》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西方国际专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构想，属于美国高层智囊团提供的政策建议，没有纳入国际政治教科书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但是，尼克松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确实采纳了“缓和”战略，其目的不是单纯放弃对抗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而是通过“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的软硬兼施手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战争”谋略(40) 。1995 年 3 月 14 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的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41) 。然而，伴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开始崩溃。有论者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开出的药方被广泛地视为是错误的和有破坏性的。同时，美国也未能阻止甚至是显著地延迟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尽管美国反复声明它将如此行事的意图(42) 。美国的全球战略遭到重大挑战。即使在2001年~2008年的“乐观时代”，连续多位美国总统都表示“欢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政要所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将装扮为“特洛伊木马”，企图从中国内部改变中国的制度，其逻辑是：“如果中国接受经济自由，那么政治自由肯定会接踵而来。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接受资本主义，那在经济上也将失败。”(43)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2007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危机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尤其是策源地在美国。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不是受制于政治权力，就是俯首于一定的经济利益集团，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独立的(33) 22。早在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34) 58。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通过了一份根据乔治·凯南提交的报告《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而制订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项目署的指令》（标号NSC10/2），《指令》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35) 1950年4月14日，这一战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写进著名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指出要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领域加强隐蔽行动，煽动和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骚乱和起义(36) 。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杜勒斯就明确提出，西方国家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1959年，他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上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帝国内部的演变，从而使它不再对世界上的自由构成威胁”，当时的美国媒体也认为，“美国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在铁幕上打洞——使苏联向来自西方的影响开放”(37) 13、17。例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达利尔·柴纳尔曾明确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这些圆盒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事实上，借助于资本的提携，抑或依照资本的逻辑，形成了西方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趋势。有论者将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 帝国审美”(38) 191。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公开或秘密支持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事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39) 111。尼克松的重要著作《1999年，不战而胜》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西方国际专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构想，属于美国高层智囊团提供的政策建议，没有纳入国际政治教科书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但是，尼克松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确实采纳了“缓和”战略，其目的不是单纯放弃对抗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而是通过“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的软硬兼施手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战争”谋略(40) 。1995 年 3 月 14 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的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41) 。然而，伴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开始崩溃。有论者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开出的药方被广泛地视为是错误的和有破坏性的。同时，美国也未能阻止甚至是显著地延迟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尽管美国反复声明它将如此行事的意图(42) 。美国的全球战略遭到重大挑战。即使在2001年~2008年的“乐观时代”，连续多位美国总统都表示“欢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政要所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将装扮为“特洛伊木马”，企图从中国内部改变中国的制度，其逻辑是：“如果中国接受经济自由，那么政治自由肯定会接踵而来。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接受资本主义，那在经济上也将失败。”(43)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2007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危机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尤其是策源地在美国。

消费文化的宣扬是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内容。由于商品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产品或物质财富，它本身就包含了特定时代和社会的观念、价值、意识以及特定的文化因素，由此，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也就是特定的意识形态产品创作、传播、交流和接受的过程。消费是消费者进行个体身份构建和自我价值表达的重要方式，个人总是选择与自己的身份或自我预设的身份相适应的消费方式，消费一种商品就是消费一种文化。消费一种文化就意味着商品在不知不觉地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这些商品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增进民众的福利，就可能成为各国民众的普遍选择，一旦这些商品遍布全球消费市场时，蕴涵在商品中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同时也就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进而，一旦当这些商品和商品中所蕴含的观念成为广大民众所追求的生活标准、价值标准时，该商品的消费就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见，“产品有灌输和操纵作用；它们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又回避自己的虚假性。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44) 在西方倡导的消费社会中，“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越来越变为技术的、生产的甚至有意的统治方式；因此在工业社会的最发达地区，人们同统治制度的协调与和谐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5) 序言 1在西方社会精英看来，消费社会中民众与统治阶级、统治制度之间不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转化为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消费已异化为一种统治阶级预谋的意识形态，维护着特定统治集团的利益。人们在消费中看似占到了便宜，但却代价沉重。马尔库塞描述道：

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8)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9) D.R.SarDesai.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Boulder·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1994.

(60) 16世纪下半叶，里斯本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新的香料分销中心。

(61) David Bulbeck， Anthony Reid， La

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然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不能改变它们具有实在的好处这一事实。整体的压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功效，因为它扩大了物质文化的范围，加速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过程，降低了安逸和豪华生活的代价，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护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付出的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46) 76。

>，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

(62) 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3) 从1595年至1602年间，荷兰先后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主的公司。

(64) Amry Va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消费的全球化，消费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员流动，大大加速了全球消费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全球流动的各类人员，不断将新的技术信息与实践以及各自的文化观念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的与磨合，必然导致各地消费方式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日常生活品味的逐渐趋同，带动了全球性的现代消费的新潮流，例如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因特网业务的快速增长正是消费全球化的有力佐证。目前消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美、日、欧等强势国家通过示范效应，将自己的消费标准转变成了世界消费标准。强势国家几乎每天都在推出其引以自豪的通用性产品，把它们的触角深入到全世界每个角落，通过消费其产品而认同其文化。而其他国家在模仿和享受美国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侵袭和冲击。强势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在世界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全球市场进行广告宣传，使得其所倡导和宣传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逐渐推广为全球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标杆学习”消费方式。可怕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只能意味着全球民众认同西方的生活方式，最终将被西方所同化。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工业化，它们在学习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容易对外国的工业化路径产生依赖，将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视为高品质生活的标准，人均收入的提高促使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向汽车等能源密集型产品，一些主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把关联度大的汽车工业作为本国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然而，在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的大力扩张和示范下，汽车除了单纯地发挥交通工具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成为奢侈消费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造成了消费者追求大排量豪华车的“汽车本位”心理和攀比效应。然而，这类汽车在消费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大大超出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承受力。再来看看文化艺术（品）消费，阿多诺曾感叹道，“在文化商品中，所谓的使用价值已经为交换价值所替代；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地方，到处充满着走马观花和确凿可靠的知识：沽名钓誉者取代了鉴赏家。消费变成了快乐工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的生产机制却是他永远摆脱不掉的。” (47) 商品成为社会地位的显示器，能够唤起对财富和地位的幻想，例如，人们对文化艺术（品）的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正常的审美活动，而且主要异化为衬托个人的学识、修养、财富、社会地位的工具。因而，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今天的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他对消费如饥似渴。因为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因为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买来的消费物品，所以购买和消费的行为成了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能买到最新推出的东西，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式样的商品，相比之下，使用物品得到的真实享受却成为次要的。” (48) 最终，人也就异化为商品。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ll Press， 1985.

(70)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W. van Hoeve Ltd.， 1955.

(71)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72)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Asian Sea：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 1400~1750，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73) Roderich Ptak. China's Seaborne Trade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强势国家的跨国企业通常把持产业标准制定权，很大程度上垄断设计和全球营销，新产品一经发布，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同时，下一代产品的研发也已大规模进行。“领导时代新潮流”实际上已成为强势国家控制消费品市场的一种工具，其跨国企业通过不断地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强有力的广告攻势，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追赶国际潮流”——“落后国际潮流”——“追赶新的国际潮流”——“再落后”这一无奈的怪圈。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事的是须要大量资源投入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以极低的价格向订购商品的巨型零售商和品牌销售商提供产品，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国家进入这些产业和生产环节，它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产品价格的持续下滑。然而，强势国家凭借其对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销售体系的控制，以高价在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售出。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追赶国际消费潮流、不断实现强势国家所创造的需求背后，是本国资源的大量廉价输出、过度消耗以及国民福利的流失，强势国家则扬长避短，获取了巨额利益。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