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能够吸引上一轮世界金融中心所积累的财富，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上实现金融资本的空间集聚并控制其流向。乔万尼·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指出(1) ，在权力转换的历史中存在着由小变大变强的重要规律，即由于必须满足国内资本过剩导致空间扩张的内在需求，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国家变迁中，存在着一个从小国转向大国的规律。历史的变迁印证了这一点。例如15世纪前后，大量资本首先在意大利城邦——威尼斯、热那亚聚集，城邦国家插足掌握了全球体系的主导权，到17世纪，权力转移到领土管辖范围更大、贸易和积累网络更广泛的荷兰，在18、19世纪，英国取代了荷兰，开始构建真正覆盖全球的生产、贸易和货币体系，到20世纪，跨越两洋的洲际大国美国超越了英国，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乔万尼·阿瑞吉看来，不会再有领土国家仅靠空间扩张就能提供比美国更具竞争力、更能满足全球资本进一步扩张需求的模式。随着战争工业化的进程向深度发展，战线大幅度拉长导致财政支出急剧上升，霸权国家在海外扩张领土的成本开始超越其收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间由小至大的超越模式走到了尽头。尽管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以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为标志的转型颇具历史意义。至2025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面目全非。新的国际体系将是多极世界，由众多国家群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是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的转变，以及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2) 。
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各国的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3) 1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不断加深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全球化迎来了迄今最强大的一波浪潮。俞可平指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4) 。民族国家的边界已逐渐丧失了过去时代的那种“屏障”作用，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和传统权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遭到削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5) 232 (www.xing528.com)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对财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财富的主体要素也经历着历史的变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部分代替各民族国家国内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加以利用，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是，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正如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6) 2。霸权国家不再以占领殖民地为标志，而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软实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其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西方式、尤其是美式民主，将其生活方式普世化(7) 。长期以来，霸权国家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但不直接生产和创造财富。甚至通过煽动政治事件、鼓动颜色革命、诱发经济危机等，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的变化，可归纳为如下若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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