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财富大规模流失

在朝贡体系演变进程中，不能不提及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正是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以及此后根据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巨额战争赔款，造成了中国国家财富的大规模流失。鸦片战争前，总体上来看，如果扣除鸦片贸易，在中国与西方开展的贸易活动中，中国是一个白银净流入的国家。有研究显示，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16世纪时，秘鲁的银产量占全世界银产量的61.1%，墨西哥占12.1%，合计73.2%，17世纪时，秘鲁占63%，墨西哥占24.1%，合计占87.1%，18世纪时，秘鲁占32.5%，墨西哥占57%，合计89.5%(205) ，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有很多最后都输进了中国。据庄国土估算，从明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约280年间，从西属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可能高达5.156亿两(206) 。

自罗马时代以来，亚洲就为欧洲获取贡赋的阶级供应贵重物品，因此吸纳了大量的欧洲贵金属，欧洲与东方贸易之间的这种结构不平衡强烈刺激着欧洲政府及其商业企业，促使他们寻找途径和方法，通过贸易或是征服，重新夺回从西方流往东方的购买权。当时，达弗南特（Charles Davenant）认为，谁控制了亚洲贸易，谁就可以“制定整个商业世界的规则”(207) 125。近代以来，位于东南亚的马六甲、马尼拉、雅加达等地都曾作为西方霸权国家控制的、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据点。1565年进入菲律宾后，西班牙人的贸易活动也随之展开。一方面，他们积极营建马尼拉，使之迅速成为著名的贸易中心，另一方面，穿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史无前例地发展起来了。17世纪上半叶，马尼拉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中转中心。

1663年，西班牙史学家科林（Padre Colin）就指出了马尼拉的这种地位。他自豪地说：

在我国，马尼拉是无以伦比的商贸中心，因为它是富有的东方和欧美之间商品的中转贸易中心。秘鲁和新西班牙（墨西哥）的白银，印度的珍珠和宝石，呐尔辛伽（Narsinga）和果阿的钻石，锡兰的红宝石、蓝宝石、黄玉和肉桂，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胡椒，马鲁古和班达的丁香、豆蔻和其他香料，霍尔木兹和马拉巴尔的精致波斯丝、毛织品、地毯，孟加拉华美的幔帐、床罩，婆罗洲的优良樟脑，阿巴丹和柬埔寨的香液和象牙，列古缴士（Lequios）的麝猫，中国各种各样的丝绸、生丝、天鹅绒织物、精美的锦缎、塔夫绸、图案多样色彩各异的各种丝织布、亚麻布、棉罩、镀金饰品、刺绣品、瓷器以及其他高价值的奢侈品和珍品，日本的琥珀、各色丝绸、写字桌、珍贵的装饰精细的漆木盒和桌子以及十分精美的银器，都在这里流转(208) 59。

但是，马尼拉仅仅是财富流动的中转地，货物与白银在这里交汇，流向不同的方向。大多数情况下，具有较高使用价值的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欧洲，而作为货币财富的白银的流向是中国。研究显示，“运往亚洲的白银，似乎有葡属印度邦、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加起来那么多”(209) 241，而中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去向。例如，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相当于美洲白银总输出量的29%~35%。1581年~1660年，从阿卡普尔科载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情况如表4.5所示，这些白银主要又被用于对华贸易，最后流到了中国，据估计，明后期约在5000万~6000万比索之间(210) 289。

表4.6　1581年~1660年间从墨西哥流入马尼拉的白银

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M］.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126页。

16世纪往后，欧洲“中国热”如火如荼，人们对中国商品的尊崇与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洲的权贵之家，室内不陈设中国漆柜、屏风、各式白铜烛台以及雕花镂空的家具，不敢自夸富贵和风雅；贵妇们在沙龙聚会，必手摇中国折扇，迈步出门定要高擎中国遮阳伞。停在权臣贵胃府邸门前的是由中国轿子演化来的轿式马车，中国瓷器风靡整个欧洲上层社会。”乃至1600年在巴黎上演的一出戏剧中，主人公惊呼一股“中国热”正在席卷欧洲(211) 144。进入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将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转运到欧洲。据统计，1602年~1657年间荷兰转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212) 174，整个17世纪，经荷兰人之手转贩到欧洲和亚洲各地的瓷器超过1500万件。难怪戴维斯说道：“世界都充满了中国的杯子和茶壶。”(213) 62中国的糖也逐渐成为荷船载运的主要货物之一。1634年，荷船运回国内的中国糖（包括少量的暹罗糖）是43万磅，1637年，仅中国粉糖就超过了110万余磅(214) 153。中国的生丝、瓷器、糖等商品己成为了荷兰人远程贸易的重要内容，诚如《17世纪荷兰海外贸易概述》一书指出：“中国丝、糖、茶和瓷器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与东南亚香料相提并论。”(215) 59在美洲，中国商品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东方商品物美价廉，美洲普通民众都乐意购买。“每年中国商船都载运着大量的商品前往马尼拉。从商船在马尼拉缴纳的关税推算，每年运到马尼拉的商品总价值应为60万至100万比索(216) 。华商从马尼拉运回中国的商品绝大部分是白银、金以及菲律宾的特产如原棉、蜂蜡、鹿皮、珠宝、苏木、海贝等。1614年11月14日，英国舰队司令约翰·朱尔典在日记中记载：“每年二月底，有中国帆船三、四、五只或六只来到万丹，带来了前述各种商品。这些帆船直到五月或六月底都碇泊在万丹。这些船有三百吨位，可以装载万丹胡椒六、七、八千袋以上的巨量……我们和荷兰人尽管带了巨额的资金到万丹，却因为中国人年年把银货运出，仍然使流通银钱大大缺乏”(217) 。

通过中国商船流入中国的白银量是相当巨大的。1586年，罗哈斯（Pedro de Rojas）就指出：“每年有30万比索流入中国，今年则超过50万比索，并且此后还在增加。”(218) 2691589年，孔苏拉多（Seville Consulado）也说过：“（美洲殖民　　

资料来源：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M］.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126页。

16世纪往后，欧洲“中国热”如火如荼，人们对中国商品的尊崇与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洲的权贵之家，室内不陈设中国漆柜、屏风、各式白铜烛台以及雕花镂空的家具，不敢自夸富贵和风雅；贵妇们在沙龙聚会，必手摇中国折扇，迈步出门定要高擎中国遮阳伞。停在权臣贵胃府邸门前的是由中国轿子演化来的轿式马车，中国瓷器风靡整个欧洲上层社会。”乃至1600年在巴黎上演的一出戏剧中，主人公惊呼一股“中国热”正在席卷欧洲(211) 144。进入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将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转运到欧洲。据统计，1602年~1657年间荷兰转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212) 174，整个17世纪，经荷兰人之手转贩到欧洲和亚洲各地的瓷器超过1500万件。难怪戴维斯说道：“世界都充满了中国的杯子和茶壶。”(213) 62中国的糖也逐渐成为荷船载运的主要货物之一。1634年，荷船运回国内的中国糖（包括少量的暹罗糖）是43万磅，1637年，仅中国粉糖就超过了110万余磅(214) 153。中国的生丝、瓷器、糖等商品己成为了荷兰人远程贸易的重要内容，诚如《17世纪荷兰海外贸易概述》一书指出：“中国丝、糖、茶和瓷器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与东南亚香料相提并论。”(215) 59在美洲，中国商品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东方商品物美价廉，美洲普通民众都乐意购买。“每年中国商船都载运着大量的商品前往马尼拉。从商船在马尼拉缴纳的关税推算，每年运到马尼拉的商品总价值应为60万至100万比索(216) 。华商从马尼拉运回中国的商品绝大部分是白银、金以及菲律宾的特产如原棉、蜂蜡、鹿皮、珠宝、苏木、海贝等。1614年11月14日，英国舰队司令约翰·朱尔典在日记中记载：“每年二月底，有中国帆船三、四、五只或六只来到万丹，带来了前述各种商品。这些帆船直到五月或六月底都碇泊在万丹。这些船有三百吨位，可以装载万丹胡椒六、七、八千袋以上的巨量……我们和荷兰人尽管带了巨额的资金到万丹，却因为中国人年年把银货运出，仍然使流通银钱大大缺乏”(217) 。

通过中国商船流入中国的白银量是相当巨大的。1586年，罗哈斯（Pedro de Rojas）就指出：“每年有30万比索流入中国，今年则超过50万比索，并且此后还在增加。”(218) 2691589年，孔苏拉多（Seville Consulado）也说过：“（美洲殖民　　

地）市场已经被来自中国和菲律宾价格低廉的产品占领了”(219) 405。美洲白银大量流入菲律宾。据估计，1598年从墨西哥输入菲律宾的白银是200万比索，1602年之前年均200万比索，1604年是250万比索，1630年前后为300万比索，1633年是200万比索(220) 438。1598年特略（Don Francisco Tello）给菲力普二世的信中则称：到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的白银，有时还超过100万比索(221) 179。据估计，1571年后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000万比索，年均近百万比索(222) 170。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明朝期间，仅仅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500万比索，相当于6000万两。在1569年~1636年期间，葡萄牙平均每年从欧洲运来100万比索来到东方，假设其中一半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则这段时间，葡萄牙就从欧洲输入中国3400万比索，相当于2720万两(223) 。另一资料则显示，1579年至1643年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共计127452万比索，年均约196万比索(224) 91。换一种计量单位，从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225)  。再有学者研究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结果为：1550年~1600年计1770~2370吨，1601年~1645年计6900~8400吨，1550年~1645年共计8670~10780吨（23120~28747万两）。此外，1550年~1645年这段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350~9450吨，亦即19600~25200万两。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320吨的白银，亦即3520万两 (226) 。

地）市场已经被来自中国和菲律宾价格低廉的产品占领了”(219) 405。美洲白银大量流入菲律宾。据估计，1598年从墨西哥输入菲律宾的白银是200万比索，1602年之前年均200万比索，1604年是250万比索，1630年前后为300万比索，1633年是200万比索(220) 438。1598年特略（Don Francisco Tello）给菲力普二世的信中则称：到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的白银，有时还超过100万比索(221) 179。据估计，1571年后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000万比索，年均近百万比索(222) 170。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明朝期间，仅仅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500万比索，相当于6000万两。在1569年~1636年期间，葡萄牙平均每年从欧洲运来100万比索来到东方，假设其中一半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则这段时间，葡萄牙就从欧洲输入中国3400万比索，相当于2720万两(223) 。另一资料则显示，1579年至1643年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共计127452万比索，年均约196万比索(224) 91。换一种计量单位，从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225)  。再有学者研究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结果为：1550年~1600年计1770~2370吨，1601年~1645年计6900~8400吨，1550年~1645年共计8670~10780吨（23120~28747万两）。此外，1550年~1645年这段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350~9450吨，亦即19600~25200万两。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320吨的白银，亦即3520万两 (226) 。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将白银出口到国外以换取东方的商品(227) ，公司在前 23 年间出口的贵金属价值 753336 英镑，出口货物的价值只有 351236 英镑 (228) ，尽管“当时所有的法律都认为这样会使英国的财富外流”(229) 20。据不完全统计，公司在1601年的第一次东印度航行中就装载了价值21742英镑的白银和价值6860英镑的呢绒、铅和锡等产自英国的商品。这一比例在不同年份里变化很大：1614年~1615年，有价值近5万英镑的商品被运到东方，白银出口价值为4万英镑。1633年出口白银11.59万英镑，出口商品为2.85万英镑。1633年~1640年间只有白银出口记录，在公司贸易记录上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其他商品出口的记载。有资料显示，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的出口额每年平均价值50万英镑，其中的 80%仍然主要是银，18世纪50年代，公司出口到亚洲的商品价值每年超过100万英镑，白银仍占大约70% (230) 。乔杜里也认为“公司出口商品价值的75%是白银”(231) 20。另有资料统计，到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出口的金银总质量约为15亿磅，以至于有人宣称，“如果东印度公司没有进行这种贸易的话，欧洲会更加富有”(232) 277。综上可知，即使在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亚洲（主要是中国）的贸易活动中，除了出口贵金属外，亦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贸易策略。

到18世纪中叶，茶叶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进口商品。18世纪后期，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多达1500万磅。在英国人离不开这种饮品的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233) 23。例如，1784年前的多数年份，英国财政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以上。但茶叶消费的大众化导致英国的白银急速流出，1710年~1759年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而其出口所得仅为900万英镑(234) 21。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潮与财富理念的支配下，英国绞尽脑汁寻找能在中国畅销的商品。当所有努力几近白废时，鸦片这一毒害深重的东西让英国人欣喜若狂，他们完全不顾绅士风度、商业伦理和国际法了，竭尽全力向中国推销。

到18世纪中叶，茶叶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进口商品。18世纪后期，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多达1500万磅。在英国人离不开这种饮品的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233) 23。例如，1784年前的多数年份，英国财政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以上。但茶叶消费的大众化导致英国的白银急速流出，1710年~1759年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而其出口所得仅为900万英镑(234) 21。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潮与财富理念的支配下，英国绞尽脑汁寻找能在中国畅销的商品。当所有努力几近白废时，鸦片这一毒害深重的东西让英国人欣喜若狂，他们完全不顾绅士风度、商业伦理和国际法了，竭尽全力向中国推销。

鸦片贸易的出现开始扭转英国的财政困局。1773年，鸦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9万英镑的利润。20年后，每年向中国出售鸦片所获利润已经激增到25万英镑。这种流害深广的毒品已经开始扭转中英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在1806年~1809年间，中国为鸦片支付了700万两白银。1814年~1838年，仅由于鸦片贸易流至印度的白银，每年从132万余两猛增至614万两。1833年，英国议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特权。随着所有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一年之内，出口到英国的茶叶翻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而进行的鸦片贸易也急剧增长。1834年，1.8万箱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3年之后，数量一下子涨升至3万箱。

鸦片贸易的出现开始扭转英国的财政困局。1773年，鸦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9万英镑的利润。20年后，每年向中国出售鸦片所获利润已经激增到25万英镑。这种流害深广的毒品已经开始扭转中英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在1806年~1809年间，中国为鸦片支付了700万两白银。1814年~1838年，仅由于鸦片贸易流至印度的白银，每年从132万余两猛增至614万两。1833年，英国议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特权。随着所有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一年之内，出口到英国的茶叶翻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而进行的鸦片贸易也急剧增长。1834年，1.8万箱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3年之后，数量一下子涨升至3万箱。

有资料显示，在鸦片走私猖獗的1833年~1839年这6个年度里，中国白银净外流量平均每年达4281033两(235) 28。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数目越来越大：1814年~1824年间每年160万两，1824年~1837年间每年21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每年560万两。莫利森在其1834年出版的《中国商业指南》中写道，在1833年~1834贸易年度，英国人运来的孟加拉鸦片为7511箱，葡萄牙人贩运的孟加拉鸦片为1000箱，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共计8511箱，英国人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0112.5箱，葡萄牙人运来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600箱，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1712.5箱(236) 110。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他于1836年出版的一部著名论集中提到，该年度英国人输入广州的麻尔洼鸦片为10102.5箱(237) 136、140。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的统计数据与此相近，为10103箱(238) 383。龚缨晏的研究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40多万箱，价值约2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500~600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250多万人(239) 。当然亦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十年每年外流的白银为1000万两，有的人甚至认为每年外流量为3000万两(240) ，或“19 世纪20~40年代，白银的流出量合计约达4.8亿两” (241) 。吴义雄则认为，目前学界研究所援引的对华鸦片贸易状况的所有统计和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之处，他根据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版《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保存了持续多年、即时公布的有关鸦片贸易的丰富资料，重新统计1821年~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得出如下结论：1821年~1822年度至1838年~1839年度对华鸦片贸易总计279239箱，价值 210411814两(242) 。据段艳和陆吉康的计算，仅仅1817年~1832年的16年间，中国从合法贸易的出超中共获白银91292022两，但1817年~1833年，鸦片进口值累计高达100746579两。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4年~1858年的鸦片进口总值高达245073600 两，占同期中国白银流通量的75.12%。1843年~1848年，中国白银净外流量为 59340032~67593617元之多（不包括战争赔款），合银42724823~48667404两，占中国白银流通量的比重为 13.07%~14.88%(243) 。

在1838年清朝政府痛下决心禁烟后，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不断侵蚀着中国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严重损害了清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此时，白银外流给中华帝国的金融和财政整体造成的影响已经是毁灭性的了(244) 252。有人感叹道：“自鸦片陋习传入中国，白银外流连年增加，白银增值，铜币贬值，土地税、人头税、谷物运输和盐税都受损。如果不予防御……中国可用之财富将悉数倾入外邦。”(245) 143吸食鸦片严重腐蚀和侵害社会生产力，破坏民众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郭卫东认为，“鸦片堪称18 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英—中—印三角贸易的基石”(246)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其目的在于使“邪恶的毒品贸易”合法化，并使其对华的商务置于所谓的“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上”，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财富。在鸦片战争期间（1840年7月至1842年7月），英国侵略者在定海、广州、厦门、舟山、镇海、宁波、镇江等七个城市直接掠夺中国商民和官库纹银及现金，计约7302894银圆(247) 24。而《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从中国勒索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此两项共计合银20378084两，占中国白银流通量的 6.23%(248) ，这种疯狂的掠夺世所罕见。

鸦片战争及此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蹂躏迫使清王朝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攫取了惊人的财富：价值量估算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249) ，最低者为10.45亿两(250) ，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251) 。另有研究显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252) 。尽管对近代中国偿付的战争赔款总值究竟有多少并无准确的、被广泛认同的数字，但数额是极其惊人的，因为道光时期（1820年~1850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再例如，根据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为库平银二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合洋税、厘金、正供、捐输，每岁不过七八千万”(253) 25，清政府根本无财力偿付，不得不靠向外借债来支付赔款。战争赔款造成了中国社会财富的重大流失。

综上所述，鸦片贸易、鸦片战争期间的劫掠、鸦片战争后的赔款包括干预中国海关等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对中国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造成了灾难性的掠夺，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因而可以说，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而鸦片战争“留下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以无耻的手段对待东方的永久的、令人难堪的象征”(254) 25、序言2，英国标榜的“自由贸易”是以坚船利炮作为交易尺度的。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样：“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255) 227、720。鸦片战争的中西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中英关系。那么，英国殖民者究竟如何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开拓其殖民事业的呢？稍加分析就可看出其所谓“自由贸易”蜕变为“殖民侵略”的路线：被动适应—积极调适—武力征服。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二战之后西方汉学界将这一系列事件纳入“挑战与回应”的“西方中心论”模式，其代表人物为费正清、列文森等人。费正清等人对朝贡制度的研究颇具开创性，以至于其影响至今仍十分深远。最近数十年，“西方中心论”得到的推崇与其遇到的挑战同样显著，“中国中心观”乃至“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视为对这一理论的纠正与调和。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6）。

(3)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仲伟民教授认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在亚洲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观点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深远，给人们以启发，但这个理论并不周密，有许多可商讨之处，这个体系是否真正存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尽管存在这样的争议，但朝贡贸易与朝贡制度的存在均是客观事实。

(6)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7)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沃勒斯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体系——一个肇始于16世纪的世界体系。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些相继出现的世界体系——各自有其不同的结构及其自身的霸主，并且，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四部分第九章。

(11)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12)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各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就鸦片战争的后果而言，多数学者的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开端。

(13)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 正如马汉精辟地指出，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完整、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15) Church， R.A.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London： Chelsea House， 1975.

(16) Hobsbawm， E.J. Industrial and Empire，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I， Harmondworth， Engl.： Penguin， 1968.

(17)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8) 费正清在1953年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朝贡制度（tribute system）被其阐释为一种与西方“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相对应的“国际体系”，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经济贸易角度出发，甚至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将其与近代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相提并论。

(19) 《粤海关志》卷23。

(20) 吴建雍：《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21)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6）。

(2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4) 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

(2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6) 马克思曾指出了垄断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但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其负面效应仍是主要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8)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股东就是由新贵族和商人资本家组成。“从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充分表现了‘国家与资本是两股谁也离不开谁的力量’。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先是由国王、后是由国会赋予的。”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页。

(29)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3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1年版。

(31) 韩毓海：《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国外理论动态》，2011（7）。

(32) 《粤海关志》卷23。

(33) 《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癸未）。

(3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35) 《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贡物一）。

(36) ②③④⑤《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7) 《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朝贡·市易）。

(38)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9) 非贡期贸易，“唯康熙二年准荷兰国贸易一次，康熙三年准暹罗国贸易一次，至康熙五年明令禁止。嗣后，不是贡期概不准其贸易”。参见《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0) 《清史编年》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2)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3)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4) 简军波指出，朝贡体系的功能分为三个层面：提供政治合法性，获取经济利益，维持地区稳定和安全。参见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1）。

(45) 这六类分别是：“1. 来自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的朝贡。2. 诸如女真部落的羁縻地区的朝贡。3. 关系最近的朝贡国，如朝鲜。4. 与其他国家交叉的双重朝贡关系的国家，如琉球，从17世纪开始同时向日本派遣朝贡使团。5. 位于外缘地区的朝贡国家，如泰国。6. 被中国看做朝贡国，但实际是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中国的世界体系”图景是一个同心圆，从中央向边缘依次是：中央—地方—少数民族—朝贡国家—贸易国家。参见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46) 《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7) ②③《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 《宋史：卷489·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49) 《宋史：卷167·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提举市舶司》，中华书局1977年版。

(50) 《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四十四·市舶司》，中华书局1957年版。

(51) 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52) 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3)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4) 王坛：《闽游纪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上海著易堂，清光绪17年（1891年）。

(55) 《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三十八十月丙戊。

(56) 转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年版。

(57)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8)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9) D.R.SarDesai.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Boulder·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1994.

(60) 16世纪下半叶，里斯本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新的香料分销中心。

(61) David Bulbeck， Anthony Reid， Lay Cheng Tan， Yiq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

(62) 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3) 从1595年至1602年间，荷兰先后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主的公司。

(64) Amry Vandenbosch. The Dutch East Indies Grand Rapids， Mie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3.

(65) 梁志明：《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6) C.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es，1959.

(67)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1939.

(68) P.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s， Paris： S.E.V.P.E.N.，1960.

(69) Kenneth R. Hall. 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ll Press， 1985.

(70)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W. van Hoeve Ltd.， 1955.

(71)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72)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Asian Sea：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 1400~1750，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73) Roderich Ptak. China's Seaborne Trade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1200~1750，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74) 威·依·邦特库：《东印度航海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75) Niels Steensgaa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76)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7) 晃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8)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9)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0) Toussaint， Auguste.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81) Tracy， James D.，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2) Theodore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83)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4) 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85) W. R.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86) 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7)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8) D. G. 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89) 此后，1623年续约21年，1647年又续约25年，1696年再次续约40年（1701~1740）年。

(90) C.R. Boxer. War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00~1650 Portuguese Conquest and Commerce in South Asia， 1500~1750，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5.

(91) 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92) 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4) 卡尔·莫尔，戴维·刘易斯：《历史能重复自身吗——企业帝国的基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6)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7) Emmer， P. C. The West India Company，1621-1791： Dutch or Atlantic Companies and Trade，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1.

(98)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99)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00) 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01) 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London， 1965.

(102) 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London： Frank Cass Company Limited， 1965.

(10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04) Marshall， P. J.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6)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7) Marshall， P. J.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8) Davis， Ralp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9) Cain，P. J.， and A. G.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1980， 33， 4：463-490.

(110) 只有主权国家的现政府有征税的权利。在近代以来的列强对非西方世界的侵略与殖民统治中，亦由殖民机构对殖民地民众强征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由半官方公司演变为殖民机构。并且，由于印度织工大多是半工半农，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同时受到来自土地和工场的双重压榨。

(111) ②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2) Champman， Stanley D.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2.

(113) Barrat Brown， Michael.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114) De Cecco， Marcell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4.

(115) Washbrook， David. South Asia， the World System， and World Capit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1990，3： 479-508.

(116) 此前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803年。

(117) Bond， Brian. Victorian Military Campaign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118)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9) Bond， Brian. Victorian Military Campaign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120)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21) Tomlinson，B. R. 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2， 1975， 4：337-380.

(122)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23)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4) ③保罗·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5) 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6)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7) 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8) Fisher， F. J. 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0， Iss. 2， Nov.， 1940.

(12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0) 陈曦文：《英国 16 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1) 覃翠柏：《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从棉纺织业开始》，《北大史学》，1997（4）。

(132) 保罗·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33) 林钟雄：《欧洲经济发展史》，三民书局1987年版。

(134) Conybeare， John A. C. Trade W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5) Brebner， J. Bartlet. Laissez 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 Supplement，1948.

(136) Saul， S. B.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7)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38)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工业化考辨》，《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139) H. V. Bowen， Elites. Enterprise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1688-1775， Macmillan， 1996.

(140) 查尔斯·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41) Hobsbawm， E. J.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enguin Books， 1982.

(142)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43) 库特：《历史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复活，1870~1920 年》，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4) Hobsbawm， E. J.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enguin Books， 1982.

(14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6) ③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7) Esherick， Joseph. 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4， 1972， 4： 9-16.

(148) Bagchi， Amiya Kum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9)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50) ②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151)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1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5) 托马斯·孟：《英国者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5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8)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9)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60)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1)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实行了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有学者指出，西方殖民帝国抢劫中国商船、掳掠人口、刺探情报等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日益猖獗，影响到清政府中外贸易活动中不断制订和补充各种限制和防范措施。参见汪敬虞：《论清朝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

(162) ③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163) 最初清政府在沿海设置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以口岸分散恐生弊端为由，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独存粤海关，仅留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门户，并对广州口岸贸易颁布了许多苛刻的限制措施。

(164)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5) 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1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7) 罗志田指出，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的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5）。

(1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论》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9) ②③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0) 洪任辉，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1755年曾与东印度公司派遣来华大班喀利生等58人率英船到宁波交易，受到友好接待。1759年，为了对付乾隆广州一口贸易的限令，东印度公司再次任命洪任辉充当先行官赴浙江，试图开辟贸易，其遇阻后擅自直奔天津，扬言要赴京告状，控诉粤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保商弊端等四条。乾隆对此“事涉外夷、关系国体”之事十分重视，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任，但对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命令、擅赴天津投递呈词深为不满，判其“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参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1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2)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73) 这六项要求是：“一、请英国货船将来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二、请在京设立商行；三、请求珠山（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便商人停歇和收存货物；四、请求在广东省城拨给小地方一处居住英国商人，或准许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五、请求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六、请求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 参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174)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5) 英国殖民者一直企图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1773年，英国人斯高特在澳门杀死一名中国人，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企图为其开罪，最终在清政府的强力下被处决。1784年，英船“赫符斯号”一名炮手随意放炮致一名中国人死亡，清政府将其处决，这是清政府处决的最后一个英犯。

(176) 有研究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前，英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发去正式信件，译稿未能忠实原件意图，掩盖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真正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乾隆对使团的态度，导致乾隆最终恼怒失望。参见《清史编年》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710页。但是，翻译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中并不起决定作用。

(177) 乾隆致英王的两道敕谕。详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6页。

(178) 关于礼仪之争，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第一节。

(179)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1)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82)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3) ②③严中平等：《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4) 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85) ③④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6)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7) ③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88)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189) 卜正明、若林正：《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黄山书社2009年版。

(190) ⑦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94)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章“清朝的军事力量”。这是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196)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7) ②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8) ②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9)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0)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0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2) 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贸易形态的变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3）。

(20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5) 全汉升：《美洲白银与明清间中国海外贸易的关系》，《新业学报》，1983（16卷）：上。

(206)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3）。

(207)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208)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York： E. P. Dutton & Co.，Inc.，1959.

(209)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0) 吴于廑：《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1) 张恺：《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12)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 Co（publishers） Ltd.，1965.

(213) D.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61.

(214)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215) D.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61.

(216) 李金明：《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1）。

(217) 岩生成一：《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2）。

(218)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Vol.6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

(219)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1939.

(220)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221)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Vol.10，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

(222) 张恺：《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23)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3）。

(224) 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的贸易》，厦门大学硕士论文，1985年版。

(225) 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226) K. Yamamura and T. Kamiki. Silver Mines and Sung Coins： A Monetary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227) 早期主要进口胡椒、香料等商品。

(228) Nicholas Canny. 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9) ③Philip Lawso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3.

(230)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1977.

(231) 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London， 1965.

(232) 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3vols London： A. And C.， Black， 1947-1948.

(233)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34) ②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35)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36) J.B. Mon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anton： Albion Press， 1834.

(237) J.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238)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第五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39) 龚缨晏：《1840年前输人中国的鸦片数量》，浙江大学学报，1999（4）。

(240) 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5）。

(241)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42)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2）。

(243) 段艳、陆吉康：《1830~1856年中国“银荒”危机成因考辩》，《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

(244)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45)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246) 郭卫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2011（5）。(www.xing528.com)

(247)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8) 段艳、陆吉康：《1830~1856年中国“银荒”危机成因考辩》，《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

(24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人权状况》。

(250) 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历史研究》，1994（5）。

(251) 魏洛：《近代中国割地赔款情况简述》，《教学与研究》，1990（5）。

(252) 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1）。

(253)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8，故宫博物馆本1932年版。

(254)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有资料显示，在鸦片走私猖獗的1833年~1839年这6个年度里，中国白银净外流量平均每年达4281033两(235) 28。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数目越来越大：1814年~1824年间每年160万两，1824年~1837年间每年21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每年560万两。莫利森在其1834年出版的《中国商业指南》中写道，在1833年~1834贸易年度，英国人运来的孟加拉鸦片为7511箱，葡萄牙人贩运的孟加拉鸦片为1000箱，输入中国的孟加拉鸦片共计8511箱，英国人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0112.5箱，葡萄牙人运来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600箱，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共计11712.5箱(236) 110。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他于1836年出版的一部著名论集中提到，该年度英国人输入广州的麻尔洼鸦片为10102.5箱(237) 136、140。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的统计数据与此相近，为10103箱(238) 383。龚缨晏的研究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40多万箱，价值约2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500~600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250多万人(239) 。当然亦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十年每年外流的白银为1000万两，有的人甚至认为每年外流量为3000万两(240) ，或“19 世纪20~40年代，白银的流出量合计约达4.8亿两” (241) 。吴义雄则认为，目前学界研究所援引的对华鸦片贸易状况的所有统计和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之处，他根据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版《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保存了持续多年、即时公布的有关鸦片贸易的丰富资料，重新统计1821年~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得出如下结论：1821年~1822年度至1838年~1839年度对华鸦片贸易总计279239箱，价值 210411814两(242) 。据段艳和陆吉康的计算，仅仅1817年~1832年的16年间，中国从合法贸易的出超中共获白银91292022两，但1817年~1833年，鸦片进口值累计高达100746579两。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4年~1858年的鸦片进口总值高达245073600 两，占同期中国白银流通量的75.12%。1843年~1848年，中国白银净外流量为 59340032~67593617元之多（不包括战争赔款），合银42724823~48667404两，占中国白银流通量的比重为 13.07%~14.88%(243) 。

在1838年清朝政府痛下决心禁烟后，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不断侵蚀着中国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严重损害了清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此时，白银外流给中华帝国的金融和财政整体造成的影响已经是毁灭性的了(244) 252。有人感叹道：“自鸦片陋习传入中国，白银外流连年增加，白银增值，铜币贬值，土地税、人头税、谷物运输和盐税都受损。如果不予防御……中国可用之财富将悉数倾入外邦。”(245) 143吸食鸦片严重腐蚀和侵害社会生产力，破坏民众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郭卫东认为，“鸦片堪称18 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英—中—印三角贸易的基石”(246)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其目的在于使“邪恶的毒品贸易”合法化，并使其对华的商务置于所谓的“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上”，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财富。在鸦片战争期间（1840年7月至1842年7月），英国侵略者在定海、广州、厦门、舟山、镇海、宁波、镇江等七个城市直接掠夺中国商民和官库纹银及现金，计约7302894银圆(247) 24。而《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从中国勒索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此两项共计合银20378084两，占中国白银流通量的 6.23%(248) ，这种疯狂的掠夺世所罕见。

鸦片战争及此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蹂躏迫使清王朝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攫取了惊人的财富：价值量估算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249) ，最低者为10.45亿两(250) ，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251) 。另有研究显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252) 。尽管对近代中国偿付的战争赔款总值究竟有多少并无准确的、被广泛认同的数字，但数额是极其惊人的，因为道光时期（1820年~1850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再例如，根据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为库平银二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合洋税、厘金、正供、捐输，每岁不过七八千万”(253) 25，清政府根本无财力偿付，不得不靠向外借债来支付赔款。战争赔款造成了中国社会财富的重大流失。

综上所述，鸦片贸易、鸦片战争期间的劫掠、鸦片战争后的赔款包括干预中国海关等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对中国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造成了灾难性的掠夺，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因而可以说，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而鸦片战争“留下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以无耻的手段对待东方的永久的、令人难堪的象征”(254) 25、序言2，英国标榜的“自由贸易”是以坚船利炮作为交易尺度的。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样：“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255) 227、720。鸦片战争的中西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中英关系。那么，英国殖民者究竟如何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开拓其殖民事业的呢？稍加分析就可看出其所谓“自由贸易”蜕变为“殖民侵略”的路线：被动适应—积极调适—武力征服。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二战之后西方汉学界将这一系列事件纳入“挑战与回应”的“西方中心论”模式，其代表人物为费正清、列文森等人。费正清等人对朝贡制度的研究颇具开创性，以至于其影响至今仍十分深远。最近数十年，“西方中心论”得到的推崇与其遇到的挑战同样显著，“中国中心观”乃至“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视为对这一理论的纠正与调和。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6）。

(3)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仲伟民教授认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在亚洲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观点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深远，给人们以启发，但这个理论并不周密，有许多可商讨之处，这个体系是否真正存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尽管存在这样的争议，但朝贡贸易与朝贡制度的存在均是客观事实。

(6)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7)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沃勒斯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体系——一个肇始于16世纪的世界体系。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些相继出现的世界体系——各自有其不同的结构及其自身的霸主，并且，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四部分第九章。

(11)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12)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各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就鸦片战争的后果而言，多数学者的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开端。

(13)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 正如马汉精辟地指出，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完整、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15) Church， R.A.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London： Chelsea House， 1975.

(16) Hobsbawm， E.J. Industrial and Empire，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I， Harmondworth， Engl.： Penguin， 1968.

(17)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8) 费正清在1953年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朝贡制度（tribute system）被其阐释为一种与西方“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相对应的“国际体系”，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经济贸易角度出发，甚至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将其与近代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相提并论。

(19) 《粤海关志》卷23。

(20) 吴建雍：《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21)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6）。

(2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4) 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

(2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6) 马克思曾指出了垄断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但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其负面效应仍是主要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8)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股东就是由新贵族和商人资本家组成。“从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充分表现了‘国家与资本是两股谁也离不开谁的力量’。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先是由国王、后是由国会赋予的。”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页。

(29)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3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1年版。

(31) 韩毓海：《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国外理论动态》，2011（7）。

(32) 《粤海关志》卷23。

(33) 《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癸未）。

(3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35) 《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贡物一）。

(36) ②③④⑤《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7) 《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朝贡·市易）。

(38)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9) 非贡期贸易，“唯康熙二年准荷兰国贸易一次，康熙三年准暹罗国贸易一次，至康熙五年明令禁止。嗣后，不是贡期概不准其贸易”。参见《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0) 《清史编年》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2)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3)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4) 简军波指出，朝贡体系的功能分为三个层面：提供政治合法性，获取经济利益，维持地区稳定和安全。参见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1）。

(45) 这六类分别是：“1. 来自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的朝贡。2. 诸如女真部落的羁縻地区的朝贡。3. 关系最近的朝贡国，如朝鲜。4. 与其他国家交叉的双重朝贡关系的国家，如琉球，从17世纪开始同时向日本派遣朝贡使团。5. 位于外缘地区的朝贡国家，如泰国。6. 被中国看做朝贡国，但实际是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中国的世界体系”图景是一个同心圆，从中央向边缘依次是：中央—地方—少数民族—朝贡国家—贸易国家。参见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46) 《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7) ②③《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 《宋史：卷489·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49) 《宋史：卷167·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提举市舶司》，中华书局1977年版。

(50) 《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四十四·市舶司》，中华书局1957年版。

(51) 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52) 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3)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4) 王坛：《闽游纪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上海著易堂，清光绪17年（1891年）。

(55) 《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三十八十月丙戊。

(56) 转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年版。

(57)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8)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II：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93. 

(59) D.R.SarDesai.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Boulder·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1994.

(60) 16世纪下半叶，里斯本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新的香料分销中心。

(61) David Bulbeck， Anthony Reid， Lay Cheng Tan， Yiq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

(62) 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3) 从1595年至1602年间，荷兰先后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主的公司。

(64) Amry Vandenbosch. The Dutch East Indies Grand Rapids， Mie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3.

(65) 梁志明：《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6) C.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es，1959.

(67)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1939.

(68) P.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s， Paris： S.E.V.P.E.N.，1960.

(69) Kenneth R. Hall. 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ll Press， 1985.

(70)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W. van Hoeve Ltd.， 1955.

(71)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72)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Asian Sea：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 1400~1750，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73) Roderich Ptak. China's Seaborne Trade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1200~1750，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74) 威·依·邦特库：《东印度航海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75) Niels Steensgaa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76)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7) 晃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8)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9)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0) Toussaint， Auguste.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81) Tracy， James D.，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2) Theodore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83)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4) 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85) W. R.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86) 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7)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8) D. G. 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89) 此后，1623年续约21年，1647年又续约25年，1696年再次续约40年（1701~1740）年。

(90) C.R. Boxer. War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00~1650 Portuguese Conquest and Commerce in South Asia， 1500~1750，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5.

(91) 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92) 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4) 卡尔·莫尔，戴维·刘易斯：《历史能重复自身吗——企业帝国的基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6)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7) Emmer， P. C. The West India Company，1621-1791： Dutch or Atlantic Companies and Trade，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1.

(98)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99)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00) 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01) 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London， 1965.

(102) K. N. Chaudhuri.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1640， London： Frank Cass Company Limited， 1965.

(10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04) Marshall， P. J.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6)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7) Marshall， P. J.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8) Davis， Ralp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9) Cain，P. J.， and A. G.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1980， 33， 4：463-490.

(110) 只有主权国家的现政府有征税的权利。在近代以来的列强对非西方世界的侵略与殖民统治中，亦由殖民机构对殖民地民众强征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由半官方公司演变为殖民机构。并且，由于印度织工大多是半工半农，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同时受到来自土地和工场的双重压榨。

(111) ②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2) Champman， Stanley D.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2.

(113) Barrat Brown， Michael.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114) De Cecco， Marcell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4.

(115) Washbrook， David. South Asia， the World System， and World Capit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1990，3： 479-508.

(116) 此前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803年。

(117) Bond， Brian. Victorian Military Campaign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118)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9) Bond， Brian. Victorian Military Campaign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120)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21) Tomlinson，B. R. 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2， 1975， 4：337-380.

(122)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23)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4) ③保罗·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5) 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6)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7) 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8) Fisher， F. J. 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0， Iss. 2， Nov.， 1940.

(12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0) 陈曦文：《英国 16 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1) 覃翠柏：《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从棉纺织业开始》，《北大史学》，1997（4）。

(132) 保罗·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33) 林钟雄：《欧洲经济发展史》，三民书局1987年版。

(134) Conybeare， John A. C. Trade W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5) Brebner， J. Bartlet. Laissez 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 Supplement，1948.

(136) Saul， S. B.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7)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38)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工业化考辨》，《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139) H. V. Bowen， Elites. Enterprise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1688-1775， Macmillan， 1996.

(140) 查尔斯·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41) Hobsbawm， E. J.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enguin Books， 1982.

(142)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43) 库特：《历史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复活，1870~1920 年》，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4) Hobsbawm， E. J.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enguin Books， 1982.

(145)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6) ③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7) Esherick， Joseph. 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4， 1972， 4： 9-16.

(148) Bagchi， Amiya Kum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9) Greenberg，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50) ②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151)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1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5) 托马斯·孟：《英国者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5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8)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9)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60)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1)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实行了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有学者指出，西方殖民帝国抢劫中国商船、掳掠人口、刺探情报等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日益猖獗，影响到清政府中外贸易活动中不断制订和补充各种限制和防范措施。参见汪敬虞：《论清朝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

(162) ③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163) 最初清政府在沿海设置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以口岸分散恐生弊端为由，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独存粤海关，仅留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门户，并对广州口岸贸易颁布了许多苛刻的限制措施。

(164)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5) 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1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7) 罗志田指出，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的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5）。

(1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论》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9) ②③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0) 洪任辉，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1755年曾与东印度公司派遣来华大班喀利生等58人率英船到宁波交易，受到友好接待。1759年，为了对付乾隆广州一口贸易的限令，东印度公司再次任命洪任辉充当先行官赴浙江，试图开辟贸易，其遇阻后擅自直奔天津，扬言要赴京告状，控诉粤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保商弊端等四条。乾隆对此“事涉外夷、关系国体”之事十分重视，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任，但对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命令、擅赴天津投递呈词深为不满，判其“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参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1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2)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73) 这六项要求是：“一、请英国货船将来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二、请在京设立商行；三、请求珠山（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便商人停歇和收存货物；四、请求在广东省城拨给小地方一处居住英国商人，或准许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五、请求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六、请求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 参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174)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5) 英国殖民者一直企图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1773年，英国人斯高特在澳门杀死一名中国人，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企图为其开罪，最终在清政府的强力下被处决。1784年，英船“赫符斯号”一名炮手随意放炮致一名中国人死亡，清政府将其处决，这是清政府处决的最后一个英犯。

(176) 有研究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前，英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发去正式信件，译稿未能忠实原件意图，掩盖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真正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乾隆对使团的态度，导致乾隆最终恼怒失望。参见《清史编年》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710页。但是，翻译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中并不起决定作用。

(177) 乾隆致英王的两道敕谕。详见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6页。

(178) 关于礼仪之争，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第一节。

(179)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1)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82)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3) ②③严中平等：《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4) 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85) ③④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6)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7) ③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88)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189) 卜正明、若林正：《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黄山书社2009年版。

(190) ⑦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94)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章“清朝的军事力量”。这是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196)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7) ②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8) ②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9)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0) 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0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2) 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贸易形态的变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3）。

(20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5) 全汉升：《美洲白银与明清间中国海外贸易的关系》，《新业学报》，1983（16卷）：上。

(206)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3）。

(207)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208)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York： E. P. Dutton & Co.，Inc.，1959.

(209)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0) 吴于廑：《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1) 张恺：《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12)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 Co（publishers） Ltd.，1965.

(213) D.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61.

(214)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215) D.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61.

(216) 李金明：《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1）。

(217) 岩生成一：《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2）。

(218)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Vol.6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

(219)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1939.

(220)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221)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Vol.10，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

(222) 张恺：《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23)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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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②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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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