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异化

相对于近代早期的殖民者，通常认为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18世纪以来的英国，英国挟工业革命建立的优势，利用“坚船利炮”在全球推销“自由贸易”，其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殖民国家。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从16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商业政策受到重商主义的支配”(123) 85，“英国政府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16世纪末英国特许公司的建立，尤其是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设立，为英国率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社会转型、进而完成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英国的贸易政策的演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国力变化以及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的深重影响。以英国的重要产业——毛纺织业——为例。作为工业革命先发产业之一的毛纺织业，曾经是英国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在新生产制度变更了一切并改换了观念和事物以前，英国人总认为国家繁荣的主要养料是毛纺织业。”(124) 31在16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商品的主要国际市场局限于以毛织业原料羊毛为主，甚至有论者认为，到18世纪80年代或者更晚时候，英国工业中的首要部门依然是毛纺织业，而不是棉纺织业和炼铁业(125) 150。

然而，从13世纪到16 世纪，英国毛纺织业的对外贸易长期被外国人控制。有研究表明，“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着英国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内完全垄断出口，整个控制王国海关”(126) 206，“外国商人一直操纵着英国的羊毛及毛纺织品的交易，来自海外贸易的商人资本在英国中世纪经济中一直是显著的，几百年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127) 47都铎王朝前期，英国的商业绝对地依赖于低地国家，伦敦在经济上是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向欧洲主要地区的呢绒出口和几乎全部的进口都依赖安特卫普(128) 97，直到16 世纪上半叶，运到安特卫普的各国商品中英国的呢绒占到1/3。有资料显示，英国将未经印染、未精细加工的白呢运到荷兰进行加工，据估算，印染过程为呢绒增加了47%的附加值，这个过程是在荷兰完成的(129) 49。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在政策上开始倡导经济民族主义。为了发展本国的呢绒加工业，提升出口成品的附加值，英国政府开始禁止呢绒半成品的出口。英国政府“从1487年开始，下令禁止没有加工的呢绒半成品出口。1512年、1514年和1536年又多次重申这项法令。法令明文规定，运出未加工的呢绒，低价出卖，属于犯法行为”(130) 109。严厉控制羊毛出口成为英国的基本国策，迟至1662年官方还在重申对“违者施重刑”(131) 。一个多世纪后，乔治三世为了禁运羊毛和打击走私，甚至还颁布法令规定“不准在海滨五英里内剪羊毛”(132) 62！在17世纪20年代遭遇贸易危机和经济萧条后，英国紧急成立“1622年委员会”，提出六项经济对策，包括如下内容：禁止羊毛、漂布呢等的出口，尤其针对荷兰。停止英国船只及商人为荷兰提供西班牙或土耳其羊毛，以打击荷兰竞争者。发展制造业，以减少进口需要及金银流失，并通过国内种植，争取自制亚麻布。将荷兰人从捕鱼场赶出，代之以英国捕鱼公司。对于将物品运至英国而赚钱的外国商人及船长，强迫其在英国购置英国制成品。从国外进口之物品须由英国或原产地船只运送(133) 293。17世纪50~70年代，英国与荷兰多场战争的目的主要是用以维护包括毛纺织业在内的英国的国家商业利益(134) 133。从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政策来看，与自由贸易确实相距甚远。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自由放任是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神话”(135) 59。英国之所以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与其国力在当时欧洲尚处于中游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然反应。

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取得领先全球的优势后，国内与贸易保护相左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有研究表明，在当时的英国舆论看来，“保护，尽管在早些阶段是必要的，现在对于工业界来说却是个烦人的累赘，工业界没有可以看得见的竞争对手，只希望尽量低成本地生产，尽量广泛地销售其产品”(136) 10。曾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利更是大声呼吁：“在进行了巨大的革命之后，我们不能紧抓住保护性制度的破衣烂衫不肯放手。”(137) 169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商业政策开始转向自由贸易。1813年，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被废止。有论者指出，这一政策转型是英国工业优势超过其他欧洲列强之后的一种自然选择，其目的在于大量向海外推销其具有成本与品质优势的工业制成品，并图谋主导甚至控制海外商品市场，建立一个以工业品垄断优势和垄断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和积累财富。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向海外推销时往往打着为世界创造普遍繁荣的幌子，但基于其在工业上的显著的领先优势，“自由贸易”的推行酿成了欧洲大陆国家经济的大萧条。无奈之下，欧洲各国被迫重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有论者指出，对于实力更是等而下之的国家，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则完全是炮舰政策下的自由剥夺，其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138) 内容提要II。当英国足够强大后，其资本获取财富的动力推动着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因为海外贸易对当时英国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帝国的贸易与金融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的海外资产对全国的财富贡献极大，当时的观点认为，丧失这些财产中任何一项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139) 175。资料显示，1600年英国的国家总财富为1700万英镑，1630年达到2800万英镑，1660年更是高达5600万英镑，而财富的获得主要来自于特许公司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利润(140) 160。有论者认为，“英国的产业总体而言能够在一个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成长起来，直到足够强大之后则要求自由进入他人市场，即所谓‘自由贸易’”(141) 31。“历史上的最坚强的自由贸易主张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它们自己的成长阶段都曾是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者。它们叫别人不要做我过去做的事情，而要做我现在能做得起的事情”(142) 368。英国贸易政策转向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发挥工业革命开创的以工厂大工业、工业制成品方面的领先优势来获取其他国家更多的财富，将其他国家纳入由英国编织的全球贸易网络。具体而言，一方面，英国要借自由贸　　

易“打垮世界每一个地方构成竞争的产业”(143) 282；另一方面，“英国最终希望通过接受自由贸易，向欧洲和美国的竞争者提供开放英国市场这个有吸引力的诱饵，借此说服他们把生产要素放回到农业中。……在工业部门的代言人看来，自由贸易是一个手段，借以把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还有那些‘落后’地区和新殖民的国家，纳入一种塔克早在1750年就倡导的依附关系中”(144) 54。(www.xing528.com)

再来看看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同中国的贸易。长期以来，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一直深受欧洲社会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上游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由于中国市场缺乏对欧洲商品的大规模需求，东印度公司需要运来白银支付货款，这使得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很受限制。英国在侵占了孟加拉后，大量攫取了那里的白银、纺织品和原棉，但并没有解决对中国贸易的巨额赤字问题。直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并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后，东印度公司以及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才进入了贸易的黄金时代。当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在1813年被废除后，主要开展鸦片贸易，导致装运的鸦片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803年~1813年间的42527箱增加到1823年~1833年间的143123箱(145) 126。

在乔万尼·阿瑞吉看来，鸦片成为西方霸权国家侵蚀东方稳固的朝贡体系的不二利器：

从鸦片贸易中，“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经年来收入非常丰厚，英国政府和国家也借此获得了数不胜数的政治和金融利益。英国与中国贸易的均衡向有利于英国的一面倾斜，这使印度对英国产品的消费增加了10倍，直接支持着英国在东方领土的巨大组织，支付了在印度设立机构的费用，通过茶叶方面的交换和汇款，给英国国库带来巨额的收入，每年达600万英镑” (149) 。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一个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现象，即1815年~1914年长达一百年的和平”(150) 5。波拉尼对比了1815年~1914年的和平时期与之前的两个世纪。前两个世纪中，每百年中平均有六十到七十年左右的时间，欧洲在进行战争，而在后一个时期，欧洲大国之间战争（包括克里米亚战争）的时间只有三年半。阿瑞吉认为，英国是这一罕见现象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此这一时期甚至可被称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但事实上，欧洲和平的反面是无休止的殖民地战争，整个19世纪英国在非欧洲世界不断地进行战争 (151) 。“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的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152)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53) 227、720以代表西方霸权的特许公司在“自由贸易”旗帜下对南亚的武力扩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为例，可以清晰地映证马克思的上述论断。

英国强迫中国打开国门，允许不受管制的贸易和改宗，这确实代表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利益。不过，这种描述却完全遗漏了一点，那就是对于贸易和外交冲突之下更加基本的利益和价值冲突来说，鸦片贸易有多么重要。以磕头为代表的外交礼仪几乎从来不是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1793年他率英国使团来华，拒绝向乾隆皇帝磕头，双方迅速商议以屈膝代替磕头。但是中英对抗中的外交和商业问题却不能轻易解决：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被迫接受那些以外交平等和贸易互惠为名义的极端不平等条约，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不过，即使贸易和外交也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有问题之下的问题是，东亚经济是继续以中国为中心还是成为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部分。……鸦片并不是英国商业利益恰巧关注的两件商品之一：它是英国把中国从东亚经济发号施令的位置赶走的惟一办法。在这场斗争中，鸦片再也不是“历史的偶然”，就像钢铁、煤炭、铁路和蒸汽船不是英国成功夺取西方世界霸权中的偶然一样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