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财富控制中心的变迁：近代以来的演变

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因美洲金银的大规模流入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欧洲带来发展的契机同时，也为中心国家霸权更迭提供了可能，这是建立在对财富的利用方式以及对财富控制能力发生变动的基础上的，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对流入欧洲的财富的重新分配。当然，财富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中心国家实力的变化和霸权的更迭。

美洲金银财富涌入欧洲并引发欧洲财富重新分配的时期，是重商主义思想影响深化的时代。重商主义首先被视为一种经济思想或流派，但也“被用于界定特定的时空范畴”，“在时间上被定位在1620年~1776年间”，“从地理上可界定为西欧一些主要的重商经济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与荷兰”。“重商主义革命明晰地预示着有关财富怎样被创造、分配与消费的重要讨论的涌现。”其次，重商主义也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政策，当然，“很难被限定在确定的时空内”(99) 4、10、13。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以贸易、金融以及对外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市场力量，往往跨越国界，脱离政治控制，将不同的社会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则竭力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为国家和国内主要势力集团的政治利益服务。由此，重商主义的实质是民族经济与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为国家与市场这两种逻辑是不相容的。他援引黑尔伯纳（Heilbroner）的观点：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得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100) 9。在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以及柯尔培尔主义盛行时代的法国，重商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重商主义政策盛行时期，正值世界海道大通的最初两个多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以前东西方彼此封闭和新旧大陆完全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事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都成为“重商”政策的重要内容。赫克歇尔认为，重商主义在近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巩固的过程中，既促进了民族的统一，又迎合了国家追求政治、军事实力的综合需求 (101) 。可以说，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是欧洲早期重商主义的实践基地。

美洲金银财富涌入欧洲并引发欧洲财富重新分配的时期，是重商主义思想影响深化的时代。重商主义首先被视为一种经济思想或流派，但也“被用于界定特定的时空范畴”，“在时间上被定位在1620年~1776年间”，“从地理上可界定为西欧一些主要的重商经济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与荷兰”。“重商主义革命明晰地预示着有关财富怎样被创造、分配与消费的重要讨论的涌现。”其次，重商主义也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政策，当然，“很难被限定在确定的时空内”(99) 4、10、13。在罗伯特·吉尔平看来，以贸易、金融以及对外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市场力量，往往跨越国界，脱离政治控制，将不同的社会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则竭力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为国家和国内主要势力集团的政治利益服务。由此，重商主义的实质是民族经济与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为国家与市场这两种逻辑是不相容的。他援引黑尔伯纳（Heilbroner）的观点：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得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100) 9。在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以及柯尔培尔主义盛行时代的法国，重商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重商主义政策盛行时期，正值世界海道大通的最初两个多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以前东西方彼此封闭和新旧大陆完全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事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都成为“重商”政策的重要内容。赫克歇尔认为，重商主义在近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巩固的过程中，既促进了民族的统一，又迎合了国家追求政治、军事实力的综合需求 (101) 。可以说，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是欧洲早期重商主义的实践基地。

如果说发现新大陆以来美洲的金银涌入欧洲，那么金银流向的第一站便是西班牙(102) 。西班牙殖民者从“早期建立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殖民地出发，向（美洲）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西班牙大帆船往返于西海岸，同来自菲律宾群岛装有中国丝绸以换取秘鲁白银的船只联系”(103) 31。大约1565年初，西班牙在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建立了一条海上贸易线路。一种被称为“马尼拉帆船”的大型船只装载白银到马尼拉，在那里与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香料、瓷器、丝绸等进行贸易，再将其转运回美洲和欧洲(104) 91。随着波托西矿山的白银运回国内，这导致了“跨越大西洋的贸易迅速增长，1510年至1550年期间贸易额增长了7倍，1550年至1610年期间又增长了2倍”。西班牙殖民者主要目标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此外所带来的还有其他物质财富，例如在纽芬兰渔场获得的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能够提供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马铃薯、玉米那样的新植物，以及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这些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 (105) 。

如果说发现新大陆以来美洲的金银涌入欧洲，那么金银流向的第一站便是西班牙(102) 。西班牙殖民者从“早期建立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殖民地出发，向（美洲）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西班牙大帆船往返于西海岸，同来自菲律宾群岛装有中国丝绸以换取秘鲁白银的船只联系”(103) 31。大约1565年初，西班牙在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建立了一条海上贸易线路。一种被称为“马尼拉帆船”的大型船只装载白银到马尼拉，在那里与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香料、瓷器、丝绸等进行贸易，再将其转运回美洲和欧洲(104) 91。随着波托西矿山的白银运回国内，这导致了“跨越大西洋的贸易迅速增长，1510年至1550年期间贸易额增长了7倍，1550年至1610年期间又增长了2倍”。西班牙殖民者主要目标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此外所带来的还有其他物质财富，例如在纽芬兰渔场获得的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能够提供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马铃薯、玉米那样的新植物，以及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这些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 (105) 。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运回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君主制定了严刑酷法，并且在其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确保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西班牙，而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106) 209。但事实上，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饥饿的”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107) 603。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108) 8。据库尔利舍测算，在菲利普二世（1555年~1598年）统治时期，美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大约有十分之九是来自除自身及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国家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直接贸易，走私贸易在17世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系” (109) 。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运回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君主制定了严刑酷法，并且在其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确保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西班牙，而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106) 209。但事实上，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饥饿的”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107) 603。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108) 8。据库尔利舍测算，在菲利普二世（1555年~1598年）统治时期，美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大约有十分之九是来自除自身及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国家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直接贸易，走私贸易在17世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系” (109) 。

欧洲国家垂涎西班牙的金银财富，除了间接贸易和走私贸易之外，海盗掠夺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海盗活动最惯常采用的方式是对贸易航行的往返途中的商船伺机进行劫掠。例如当时英国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盗的双重身份，这种无须事先筹集资本的劫掠方式，也使伦敦的商人阶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美洲财富 (110) 。拉布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镑，总共夺得270万镑左右(111) 61。海外贸易的垄断收益以及对掠夺财富的“分成”，不但充实了国库，也增加了君主的私人财产。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曾分享过垄断冒险企业的收益，甚至“曾分享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带来的收入” (112) 。

欧洲国家垂涎西班牙的金银财富，除了间接贸易和走私贸易之外，海盗掠夺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海盗活动最惯常采用的方式是对贸易航行的往返途中的商船伺机进行劫掠。例如当时英国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盗的双重身份，这种无须事先筹集资本的劫掠方式，也使伦敦的商人阶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美洲财富 (110) 。拉布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镑，总共夺得270万镑左右(111) 61。海外贸易的垄断收益以及对掠夺财富的“分成”，不但充实了国库，也增加了君主的私人财产。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曾分享过垄断冒险企业的收益，甚至“曾分享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带来的收入” (112) 。

有学者将西班牙视为重商主义的“负面模型”——“因富于黄金、贫于生产，以及可怕的贸易逆差而被毁灭”(113) 25。数量空前的美洲金银的突然涌入“促进和加快了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大变动：商人和金融资产阶级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像寄生虫一样靠剥削才能维持自己地位和荣耀的贵族一天天腐朽衰败”(114) 236。在被视为重商主义宣言的《英格兰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托马斯·孟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比较西班牙与其他国家在财富生产、积累与消费等方面的差异来宣扬重商主义观点。在孟看来，西班牙垄断了天然财富——美洲的金银，而荷兰、英国等国则因贸易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制成品的生产获取财富。孟德斯鸠认为，在美洲过量开采的黄金输入西班牙后，造成后者的货币贬值，进而损害西班牙商品的竞争力，他称之为“财富的坏形式”，因为其“不能启动国家的其他资源”(115) 27。厄尔·J.汉密尔顿关于“价格革命”的研究表明，白银是导致西班牙通货膨胀的原因(116) 。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金银变得相对便宜，越来越多的金银用于制造盘子、装饰品、珠宝饰物和其他非货币的用途，这使一些新来的金银不再成为货币(117) 。塞罗瑞戈早在1600年就声称，财富不会来自货币，而是来自生产的扩张，西班牙的衰败是因为其轻视工业、忽视真实可靠的工业财富而将希望寄托于金银之上，最终，财富并未留在西班牙(118) 30。当时西班牙实行君主—贵族专制统治，而贵族对来自美洲金银的使用与消耗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战争，二是炫耀式的奢侈消费。例如，当时银器制作业在塞维利亚非常兴旺，银匠是最上等的手艺人，尽管绝大多数白银经西班牙流向北欧和东欧，但是相当数量的白银仍以银质餐具的形式存留了下来。布罗代尔描写道，西班牙一个因缺少财富而没有名声的贵族在1582年去世时留下了600打银碟和800个银质大浅盘(119) 463。不光上流社会奢侈成风，而且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一位西班牙人对本国由于秘鲁白银大批流入所引起的社会观念变化评论道：“大量拥有此类财富改变了一切。农民放下犁把，给自己披上丝绸，并使他长满老茧的、劳动的双手变软。商人摆出贵族的神态，用工作台去交换马鞍，并走上街头闲逛。艺术家蔑视机械工具……商品变得紧俏……当人们预支的收入超过自己实际握有的收入时，炫耀财富之风和王室的浮华就开始增长，养老金、工资及王室支出的其他款项，都在这种外国财富的基础上上涨。这种外国财富的管理非常混乱，并被留存下来以支付这些开支，这样就造成了债务。” (120) 尽管在欧洲，最富有的时期都能看到炫耀财富之风，但有研究表明，英国较之于南欧国家的情况稍好一些，而在荷兰，加尔文主义的节俭信条与对金牛犊的崇拜相对抗。另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出现实际的衰退过程中，赌博业似乎同大吃大喝之风、大量获取奢侈品之风以及爱慕虚荣的炫耀性穿戴之风却一起兴旺起来(121) 。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时西班牙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傲。西班牙人认为自己独具一格(122) 17，其独特性通常伴随着怠惰、懒散、盲从以及帝国统治者的残暴等特点(123) 210。布罗代尔将西班牙人的自傲与法国人的自负进行比较，认为这种自傲使他们不愿意学习技术或别人的工作习惯，沉溺于怠惰的生活(124) 764。杰拉尔德·布雷南坚持认为，西班牙人的特性是“尝试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而不考虑经济和物质条件”，“西班牙国民的缺点一直是过分自信和乐观”(125) 2。

有学者将西班牙视为重商主义的“负面模型”——“因富于黄金、贫于生产，以及可怕的贸易逆差而被毁灭”(113) 25。数量空前的美洲金银的突然涌入“促进和加快了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大变动：商人和金融资产阶级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像寄生虫一样靠剥削才能维持自己地位和荣耀的贵族一天天腐朽衰败”(114) 236。在被视为重商主义宣言的《英格兰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托马斯·孟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比较西班牙与其他国家在财富生产、积累与消费等方面的差异来宣扬重商主义观点。在孟看来，西班牙垄断了天然财富——美洲的金银，而荷兰、英国等国则因贸易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制成品的生产获取财富。孟德斯鸠认为，在美洲过量开采的黄金输入西班牙后，造成后者的货币贬值，进而损害西班牙商品的竞争力，他称之为“财富的坏形式”，因为其“不能启动国家的其他资源”(115) 27。厄尔·J.汉密尔顿关于“价格革命”的研究表明，白银是导致西班牙通货膨胀的原因(116) 。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金银变得相对便宜，越来越多的金银用于制造盘子、装饰品、珠宝饰物和其他非货币的用途，这使一些新来的金银不再成为货币(117) 。塞罗瑞戈早在1600年就声称，财富不会来自货币，而是来自生产的扩张，西班牙的衰败是因为其轻视工业、忽视真实可靠的工业财富而将希望寄托于金银之上，最终，财富并未留在西班牙(118) 30。当时西班牙实行君主—贵族专制统治，而贵族对来自美洲金银的使用与消耗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战争，二是炫耀式的奢侈消费。例如，当时银器制作业在塞维利亚非常兴旺，银匠是最上等的手艺人，尽管绝大多数白银经西班牙流向北欧和东欧，但是相当数量的白银仍以银质餐具的形式存留了下来。布罗代尔描写道，西班牙一个因缺少财富而没有名声的贵族在1582年去世时留下了600打银碟和800个银质大浅盘(119) 463。不光上流社会奢侈成风，而且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一位西班牙人对本国由于秘鲁白银大批流入所引起的社会观念变化评论道：“大量拥有此类财富改变了一切。农民放下犁把，给自己披上丝绸，并使他长满老茧的、劳动的双手变软。商人摆出贵族的神态，用工作台去交换马鞍，并走上街头闲逛。艺术家蔑视机械工具……商品变得紧俏……当人们预支的收入超过自己实际握有的收入时，炫耀财富之风和王室的浮华就开始增长，养老金、工资及王室支出的其他款项，都在这种外国财富的基础上上涨。这种外国财富的管理非常混乱，并被留存下来以支付这些开支，这样就造成了债务。” (120) 尽管在欧洲，最富有的时期都能看到炫耀财富之风，但有研究表明，英国较之于南欧国家的情况稍好一些，而在荷兰，加尔文主义的节俭信条与对金牛犊的崇拜相对抗。另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出现实际的衰退过程中，赌博业似乎同大吃大喝之风、大量获取奢侈品之风以及爱慕虚荣的炫耀性穿戴之风却一起兴旺起来(121) 。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时西班牙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傲。西班牙人认为自己独具一格(122) 17，其独特性通常伴随着怠惰、懒散、盲从以及帝国统治者的残暴等特点(123) 210。布罗代尔将西班牙人的自傲与法国人的自负进行比较，认为这种自傲使他们不愿意学习技术或别人的工作习惯，沉溺于怠惰的生活(124) 764。杰拉尔德·布雷南坚持认为，西班牙人的特性是“尝试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而不考虑经济和物质条件”，“西班牙国民的缺点一直是过分自信和乐观”(125) 2。

有学者认为，美洲金银的大量输入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进而引发欧洲的社会革命，并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张宇燕等（2004）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他们提出，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其间的逻辑关节点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度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在社会各个阶级间的平均分配，进一步分化了原有财富和新增财富所有者阶级，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政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也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时至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126) 。

类似的观点在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也曾提及：“外部来源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和不断增长的岁入来源，不仅解释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政治权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而且同样解释了在腓力二世统治下已露端倪的西班牙权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时由于那些岁入来源丧失而急转直下。西班牙帝国依赖于非西班牙的岁入并随之而盛衰。”(127) 140战争与炫耀式的奢侈消费造成西班牙国内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本投入。金银财富未能转化为资本，而只能体现在作为奢侈消耗品的财富上。因此，财富沉淀在物质财富上，无法实现增值，同时大量的战争消耗需要金银财富的补充，这也是导致西班牙自我破产的重要因素。正如金德尔伯格指出的，“虽然西班牙由于对外征讨和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富有，但是，近代初期它在经济上却从未真正发展起来。因此，也许西班牙的衰落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128) 106。

战争的失败往往加速一国社会经济的衰退。一、战争及战争动员对财富的消耗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如果战场主要在国内，则不仅对物质生产力将是沉重的打击，而且往往对生态环境也造成极度破坏。二、战争对一国青壮年劳动力是毁灭性打击，并且大量人力的伤亡将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三、战后的救济、恢复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或财富。四、如果战败，将背负更加严酷的后果，有可能面临“割地赔款”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后果，丧失既有的国际地位，等等。有资料显示，在西班牙塞维利亚，1621年只有400台织机在开工，而一个世纪前它曾拥有1.6万台织机(129) 109。

有学者认为，美洲金银的大量输入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进而引发欧洲的社会革命，并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张宇燕等（2004）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他们提出，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其间的逻辑关节点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度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在社会各个阶级间的平均分配，进一步分化了原有财富和新增财富所有者阶级，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政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也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时至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126) 。

类似的观点在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也曾提及：“外部来源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和不断增长的岁入来源，不仅解释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政治权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而且同样解释了在腓力二世统治下已露端倪的西班牙权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时由于那些岁入来源丧失而急转直下。西班牙帝国依赖于非西班牙的岁入并随之而盛衰。”(127) 140战争与炫耀式的奢侈消费造成西班牙国内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本投入。金银财富未能转化为资本，而只能体现在作为奢侈消耗品的财富上。因此，财富沉淀在物质财富上，无法实现增值，同时大量的战争消耗需要金银财富的补充，这也是导致西班牙自我破产的重要因素。正如金德尔伯格指出的，“虽然西班牙由于对外征讨和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富有，但是，近代初期它在经济上却从未真正发展起来。因此，也许西班牙的衰落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128) 106。

战争的失败往往加速一国社会经济的衰退。一、战争及战争动员对财富的消耗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如果战场主要在国内，则不仅对物质生产力将是沉重的打击，而且往往对生态环境也造成极度破坏。二、战争对一国青壮年劳动力是毁灭性打击，并且大量人力的伤亡将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三、战后的救济、恢复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或财富。四、如果战败，将背负更加严酷的后果，有可能面临“割地赔款”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后果，丧失既有的国际地位，等等。有资料显示，在西班牙塞维利亚，1621年只有400台织机在开工，而一个世纪前它曾拥有1.6万台织机(129) 109。

保罗·肯尼迪将1519年~1659年视为“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霸权”的一个半世纪，因为“打乱欧洲以前 100 年宁静的斗争是局部性的斗争；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的冲突，英国王权和法国王权的斗争，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和波兰进行的战争，都是典型的例子。可是到了16世纪期间，这些在欧洲进行的传统的地区性斗争，要么成为当时规模大得多的欧洲大陆霸权之争的一部分，要么就淹没在霸权的斗争之中显得无足轻重”。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想要在欧洲称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经过1648 年承认荷兰完全独立及随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1659年西班牙终于被迫在结束法国与西班牙战争的《比利牛斯和约》上签字，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化的趋势。《比利牛斯和约》的条款并不苛刻，“法国通过迫使西班牙与其头号敌人达成协议则表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称霸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30) 。

在一国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许多原因混杂在一起，相互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从积累财富转向守财；反对冒险；夸耀性消费；失去垄断权，包括丧失作为直接贸易的主要中间商的地位；资源枯竭；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削弱；寻租；特殊集团对公益失去宽容，导致‘利益分配联盟’不愿交税，共同躲避应承担的国家负担的份额；工会要求提高工资；过度扩张，即试图凭借特定资源获取过多东西的过于狂妄的野心”(131) 51。因此，仅仅将西班牙的衰败归因于美洲金银的过量输入是不严谨的，我们需要挖掘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例如航海贸易控制权的丧失虽然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惨败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航运业的衰退，导致在16世纪，西班牙运往国外货物的5/6由外国人所提供。再例如，就向西属殖民地的移民而言，据帕里（J. H. Parry）、埃里奥特（J. H. Elliot）和皮达尔（Menendez Pidal）的估算，16世纪大约有10万西班牙人移民美洲，其中大部分是身强力壮、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包括贵族绅士、农场主、工匠，还有少量的官员、商人和神职人员，“是西班牙人中最生机勃勃的部分”，许多人留在西属美洲，变得富裕起来(132) 123。寄生且排外的文化、黩武的帝国意识、君主—贵族专制统治体制、不利于制造业的生产结构与基础设施、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航海贸易控制权的日渐丧失、海外移民等均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西班牙丧失财富分配控制权的教训可以简单归结为：过度的奢侈性消费、过于庞大的战争消耗(133) 使货币财富未能转化为资本，无法与劳动力结合从事价值增殖的生产活动，进而导致物质财富的沉淀或消耗，最终财富数量和财富增长机制萎缩。战争引发的货币财富的大规模消耗导致国内商品价格连年攀升，损害国内经济基础，连年战争不仅未能实现称霸欧洲的目标，反而致使国力衰退，国际地位下降，进而动摇了既有的国际秩序。

保罗·肯尼迪将1519年~1659年视为“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霸权”的一个半世纪，因为“打乱欧洲以前 100 年宁静的斗争是局部性的斗争；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的冲突，英国王权和法国王权的斗争，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和波兰进行的战争，都是典型的例子。可是到了16世纪期间，这些在欧洲进行的传统的地区性斗争，要么成为当时规模大得多的欧洲大陆霸权之争的一部分，要么就淹没在霸权的斗争之中显得无足轻重”。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想要在欧洲称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经过1648 年承认荷兰完全独立及随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1659年西班牙终于被迫在结束法国与西班牙战争的《比利牛斯和约》上签字，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化的趋势。《比利牛斯和约》的条款并不苛刻，“法国通过迫使西班牙与其头号敌人达成协议则表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称霸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30) 。

在一国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许多原因混杂在一起，相互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从积累财富转向守财；反对冒险；夸耀性消费；失去垄断权，包括丧失作为直接贸易的主要中间商的地位；资源枯竭；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削弱；寻租；特殊集团对公益失去宽容，导致‘利益分配联盟’不愿交税，共同躲避应承担的国家负担的份额；工会要求提高工资；过度扩张，即试图凭借特定资源获取过多东西的过于狂妄的野心”(131) 51。因此，仅仅将西班牙的衰败归因于美洲金银的过量输入是不严谨的，我们需要挖掘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例如航海贸易控制权的丧失虽然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惨败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航运业的衰退，导致在16世纪，西班牙运往国外货物的5/6由外国人所提供。再例如，就向西属殖民地的移民而言，据帕里（J. H. Parry）、埃里奥特（J. H. Elliot）和皮达尔（Menendez Pidal）的估算，16世纪大约有10万西班牙人移民美洲，其中大部分是身强力壮、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包括贵族绅士、农场主、工匠，还有少量的官员、商人和神职人员，“是西班牙人中最生机勃勃的部分”，许多人留在西属美洲，变得富裕起来(132) 123。寄生且排外的文化、黩武的帝国意识、君主—贵族专制统治体制、不利于制造业的生产结构与基础设施、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航海贸易控制权的日渐丧失、海外移民等均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西班牙丧失财富分配控制权的教训可以简单归结为：过度的奢侈性消费、过于庞大的战争消耗(133) 使货币财富未能转化为资本，无法与劳动力结合从事价值增殖的生产活动，进而导致物质财富的沉淀或消耗，最终财富数量和财富增长机制萎缩。战争引发的货币财富的大规模消耗导致国内商品价格连年攀升，损害国内经济基础，连年战争不仅未能实现称霸欧洲的目标，反而致使国力衰退，国际地位下降，进而动摇了既有的国际秩序。

哈布斯堡（和西班牙）帝国衰落后，新体系的重心演变为此后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的中心国家将处在不断的经济和军事紧张状态中，互相为夺取剥削（和削弱）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的特权展开竞争，中心国家将会容许某种统一体发挥半边缘强国的特定媒介作用 (134)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人，这削弱了两国的海军，但为荷兰的航运业创造了发展机遇。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下半期的尼德兰革命稳定了其内部的政治斗争，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新的世界经济体……［15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在这一经济体中，里斯本和交易所控制了世界香料贸易，指挥香料船队驶向果阿贸易中心，然后驶向塔古斯河锚地。葡萄牙的行政和财政技术不能胜任这种赚钱的负担，［而］荷兰人却有能力插足。……荷兰控制的香料贸易成为他们对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贸易的无法估价的附属物。新的扩大了的香料与东方产品贸易连接上了遍布全欧甚至横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135) xii克里斯滕森认为：“1590年和1600年之间的短暂时期内，荷兰人创立了全新的贸易体系。尽管尚在襁褓之中，荷兰殖民和利范特贸易通道立即建成。新贸易，主要是印度贸易，立即成为统治机构、领导商人以及全体同时代公众的利益中心。”(136) 19事实上，正如S.T.宾多夫所坚持的，“从11世纪到17世纪，尼德兰……一直是欧洲贸易枢纽之一”(137) 51。

16世纪末，荷兰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了汉萨同盟。荷兰人主要从“波罗的海运往阿姆斯特丹的大宗货物贸易中获取利润”；也有人认为荷兰的真正优势在于同远东和西属美洲的“奢侈品贸易，尤其是波罗的海每年冰冻七个月，荷兰人聚集运往北部的奢侈品存货和向南运往西班牙沿途的大宗产品，使荷兰变成一个巨大的货栈”(138) 145。1590年~1609年，荷兰的商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海外贸易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602年，荷兰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事实上代表了东印度群岛贸易发展的历史，该公司是集投机事业、长期投资和殖民于一身的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典范(139) 52。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17世纪时可能是荷兰的商业扩张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最为辉煌的一个方面。此后，荷兰于1612年在纽约建立了殖民地，1619年在爪哇建立了巴塔威亚城，即“荷兰”的拉丁文名称（现雅加达）。在长达12年的停战期间（持续到1621年），荷兰至少凭借船舶设计技术、造船成本和商业组织的优势从丹麦和瑞典手中夺取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实现了在欧洲海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这些优势的推动下，当时似乎只有荷兰的船只才能将北欧的货物运抵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然后再重新转运发往西属美洲，运输规模达到每年400~500艘船。据帕里测算，直到17世纪中叶时，总的生产成本还比他们最近的竞争对手英国便宜40%~50%，而据鲍曼（Bownman，1938）估算，1650年时，世界船运贸易的20000艘船只中，荷兰船只占了15000~16000艘(140) 59、79。

哈布斯堡（和西班牙）帝国衰落后，新体系的重心演变为此后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的中心国家将处在不断的经济和军事紧张状态中，互相为夺取剥削（和削弱）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的特权展开竞争，中心国家将会容许某种统一体发挥半边缘强国的特定媒介作用 (134)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人，这削弱了两国的海军，但为荷兰的航运业创造了发展机遇。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下半期的尼德兰革命稳定了其内部的政治斗争，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新的世界经济体……［15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在这一经济体中，里斯本和交易所控制了世界香料贸易，指挥香料船队驶向果阿贸易中心，然后驶向塔古斯河锚地。葡萄牙的行政和财政技术不能胜任这种赚钱的负担，［而］荷兰人却有能力插足。……荷兰控制的香料贸易成为他们对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贸易的无法估价的附属物。新的扩大了的香料与东方产品贸易连接上了遍布全欧甚至横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135) xii克里斯滕森认为：“1590年和1600年之间的短暂时期内，荷兰人创立了全新的贸易体系。尽管尚在襁褓之中，荷兰殖民和利范特贸易通道立即建成。新贸易，主要是印度贸易，立即成为统治机构、领导商人以及全体同时代公众的利益中心。”(136) 19事实上，正如S.T.宾多夫所坚持的，“从11世纪到17世纪，尼德兰……一直是欧洲贸易枢纽之一”(137) 51。

16世纪末，荷兰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了汉萨同盟。荷兰人主要从“波罗的海运往阿姆斯特丹的大宗货物贸易中获取利润”；也有人认为荷兰的真正优势在于同远东和西属美洲的“奢侈品贸易，尤其是波罗的海每年冰冻七个月，荷兰人聚集运往北部的奢侈品存货和向南运往西班牙沿途的大宗产品，使荷兰变成一个巨大的货栈”(138) 145。1590年~1609年，荷兰的商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海外贸易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602年，荷兰国会授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事实上代表了东印度群岛贸易发展的历史，该公司是集投机事业、长期投资和殖民于一身的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典范(139) 52。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17世纪时可能是荷兰的商业扩张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最为辉煌的一个方面。此后，荷兰于1612年在纽约建立了殖民地，1619年在爪哇建立了巴塔威亚城，即“荷兰”的拉丁文名称（现雅加达）。在长达12年的停战期间（持续到1621年），荷兰至少凭借船舶设计技术、造船成本和商业组织的优势从丹麦和瑞典手中夺取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实现了在欧洲海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这些优势的推动下，当时似乎只有荷兰的船只才能将北欧的货物运抵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然后再重新转运发往西属美洲，运输规模达到每年400~500艘船。据帕里测算，直到17世纪中叶时，总的生产成本还比他们最近的竞争对手英国便宜40%~50%，而据鲍曼（Bownman，1938）估算，1650年时，世界船运贸易的20000艘船只中，荷兰船只占了15000~16000艘(140) 59、79。

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推动荷兰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成长为欧洲经营外汇、黄金和白银的中心。1648年荷兰正式获得独立。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近代初期荷兰经济的原动力，在诺思看来，荷兰利用市场组织经济的交易费用，即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都是在欧洲领先和有效的。根据诺思的研究，在16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他信用票据如即期票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5000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就更大了 (141) 。荷兰资本市场的效率在于它作为欧洲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集中的和高效的，利率从1500年的20%~30%大幅度下降到1550年的9%~12%，到17世纪更下降到3%或更少，这使得资本在生产或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甚至替代了其他生产要素。

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推动荷兰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成长为欧洲经营外汇、黄金和白银的中心。1648年荷兰正式获得独立。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近代初期荷兰经济的原动力，在诺思看来，荷兰利用市场组织经济的交易费用，即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都是在欧洲领先和有效的。根据诺思的研究，在16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他信用票据如即期票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5000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就更大了 (141) 。荷兰资本市场的效率在于它作为欧洲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集中的和高效的，利率从1500年的20%~30%大幅度下降到1550年的9%~12%，到17世纪更下降到3%或更少，这使得资本在生产或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甚至替代了其他生产要素。

金融体系的完整为荷兰先进的商业体系创造了条件，而商业体系的有效性造就了贸易和商业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打造了荷兰的竞争优势。沃勒斯坦认为，在“（荷兰）贸易的基础是造船业”这句话中，最大的利润是在庞大的阿姆斯特丹的货物集散地通过交换和对各种商品按质分类取得的，取得这样的成功应归功于荷兰商业组织形式的优越(142) 60。在赫克舍（Heckscher）看来，17世纪尼德兰“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促使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少而且较为简单的商业组织不断变换……的能力”。这一能力可能体现在这样一些财富获取手段的创新上：一是较成熟的金融市场成为吸引民众储蓄的重要保障，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甚至成为欧洲各地的储蓄中心，为荷兰在造船、航运和远洋运输业中出现的以商业贵族阶层和/或数目庞大的小商人的合伙经营体系创造了条件。在塞拉看来，“正是这些合股的船运公司，才使荷兰的商业舰队在1500年至1700年之间出现了可观的、10倍的增长”。荷兰人的转口贸易紧随船运业发展起来，而船运业本身又是荷兰工业实力的结果。这样再次产生螺旋式效应：荷兰人转口贸易的发展“日益摧毁”了英国的船运业。当然，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大批稳定的就业，这些就业尤其在17世纪支持了对荷兰产品的内部需求。二是在企业制度上建立了合伙制甚至类似股份制的商业组织，极大地减少和分担了商业活动的风险，例如危险系数巨大的跨大洋运输，实际上鼓励了商业合伙制和股份制这种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发展。三是在经营制度上出现了委托—代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较先进的银行体制。委托—代理模式是经营制度上的创新，是作为资本的财富与职业经理人有机结合的先驱。四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荷兰民众的富足程度，这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荷兰成为欧洲财富聚集的中心，这是荷兰控制欧洲金融体系、操纵财富分配的基础。另一方面，财富以奢侈品的方式被大量消耗，减少了投入再生产的资本数额。再一方面，助长了各种投机行为。例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必然会提及的郁金香危机(143) 。

金融体系的完整为荷兰先进的商业体系创造了条件，而商业体系的有效性造就了贸易和商业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打造了荷兰的竞争优势。沃勒斯坦认为，在“（荷兰）贸易的基础是造船业”这句话中，最大的利润是在庞大的阿姆斯特丹的货物集散地通过交换和对各种商品按质分类取得的，取得这样的成功应归功于荷兰商业组织形式的优越(142) 60。在赫克舍（Heckscher）看来，17世纪尼德兰“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促使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少而且较为简单的商业组织不断变换……的能力”。这一能力可能体现在这样一些财富获取手段的创新上：一是较成熟的金融市场成为吸引民众储蓄的重要保障，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甚至成为欧洲各地的储蓄中心，为荷兰在造船、航运和远洋运输业中出现的以商业贵族阶层和/或数目庞大的小商人的合伙经营体系创造了条件。在塞拉看来，“正是这些合股的船运公司，才使荷兰的商业舰队在1500年至1700年之间出现了可观的、10倍的增长”。荷兰人的转口贸易紧随船运业发展起来，而船运业本身又是荷兰工业实力的结果。这样再次产生螺旋式效应：荷兰人转口贸易的发展“日益摧毁”了英国的船运业。当然，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大批稳定的就业，这些就业尤其在17世纪支持了对荷兰产品的内部需求。二是在企业制度上建立了合伙制甚至类似股份制的商业组织，极大地减少和分担了商业活动的风险，例如危险系数巨大的跨大洋运输，实际上鼓励了商业合伙制和股份制这种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发展。三是在经营制度上出现了委托—代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较先进的银行体制。委托—代理模式是经营制度上的创新，是作为资本的财富与职业经理人有机结合的先驱。四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荷兰民众的富足程度，这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荷兰成为欧洲财富聚集的中心，这是荷兰控制欧洲金融体系、操纵财富分配的基础。另一方面，财富以奢侈品的方式被大量消耗，减少了投入再生产的资本数额。再一方面，助长了各种投机行为。例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必然会提及的郁金香危机(143) 。

通常而言，初级区位竞争优势通常由地理位置、区位要素禀赋、资源获取成本和使用效率等构成，这是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相对应的。从初级的区位竞争优势的构成因子来看，也存在一个递进的阶层：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是天赋的，在科学技术水平未达到足够的高度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人类在某一地聚居，既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更是人类劳动的选择——人类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交通，开发矿产资源，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获取成本、资源使用效率通常由技术进步、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所决定，并且，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制度和文化而体现出来。因此，资源获取成本既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紧密相关，又与人类的经济政治活动有关，人类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以及促进生产率的经济制度，运用先进的工具，通过各种途径，以较低的代价来获取资源。资源使用效率尽管取决于技术水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依赖于有组织、制度化的人类活动 (144) 。例如17世纪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荷兰，“社会经济制度”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长：荷兰发展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产权是清晰的，”“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因素(145) 72、10。

通常而言，初级区位竞争优势通常由地理位置、区位要素禀赋、资源获取成本和使用效率等构成，这是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相对应的。从初级的区位竞争优势的构成因子来看，也存在一个递进的阶层：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是天赋的，在科学技术水平未达到足够的高度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人类在某一地聚居，既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更是人类劳动的选择——人类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交通，开发矿产资源，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获取成本、资源使用效率通常由技术进步、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所决定，并且，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制度和文化而体现出来。因此，资源获取成本既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紧密相关，又与人类的经济政治活动有关，人类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以及促进生产率的经济制度，运用先进的工具，通过各种途径，以较低的代价来获取资源。资源使用效率尽管取决于技术水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依赖于有组织、制度化的人类活动 (144) 。例如17世纪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荷兰，“社会经济制度”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长：荷兰发展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产权是清晰的，”“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因素(145) 72、10。

布罗代尔曾感慨道：“1650年，世界的中心是小荷兰，或者确切地说是阿姆斯特丹。”(146) 91在乔纳森·伊斯雷尔看来，荷兰人实现突破成为1590年~1609年的世界贸易霸主，而且是“17世纪最遭憎恨，然而也最受羡慕和嫉妒的商业国家”，这种憎恨、嫉妒和赞赏在那个时代英国人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47) 13，例如17世纪中叶的乔赛亚·蔡尔德爵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英国人的妒忌：“荷兰人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财富及大批船舶的惊人增长，既是当今人们妒忌的对象，也可能成为所有后代倍感惊叹之物”，而且“所有贸易都是一种战争” (148) 。荷兰控制着欧洲货币市场和世界远洋运输与贸易市场，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巴伯就荷兰外国投资及其实力的描述说道：“［17世纪］大部分外国货物寻找购买信贷或短期贷款，向阿姆斯特丹私人资本发出呼吁……在北方各王国政府争霸波罗的海的连续战争中，荷兰资本像荷兰海运一样，站在双方作战” (149) 。

新的贸易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还增加了荷兰人誉为“贸易之母”的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地位。东欧为荷兰城市提供了食粮，为荷兰的捕鱼业和造船业提供了船只供应。造船业反过来成为荷兰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关键。赫伯特·希顿认为荷兰造船业的优越在于财政经济方面：“（1） 现金低价趸购原料；（2） 造船设计、部件、方法实行标准化。（3） 造船者可以比外国竞争对手低得多的利息借款(150) 275。在此基础上，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市场、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不可分离，很难说究竟哪一方面是阿姆斯特丹强大的最根本方面(151) 18。

布罗代尔曾感慨道：“1650年，世界的中心是小荷兰，或者确切地说是阿姆斯特丹。”(146) 91在乔纳森·伊斯雷尔看来，荷兰人实现突破成为1590年~1609年的世界贸易霸主，而且是“17世纪最遭憎恨，然而也最受羡慕和嫉妒的商业国家”，这种憎恨、嫉妒和赞赏在那个时代英国人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47) 13，例如17世纪中叶的乔赛亚·蔡尔德爵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英国人的妒忌：“荷兰人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财富及大批船舶的惊人增长，既是当今人们妒忌的对象，也可能成为所有后代倍感惊叹之物”，而且“所有贸易都是一种战争” (148) 。荷兰控制着欧洲货币市场和世界远洋运输与贸易市场，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巴伯就荷兰外国投资及其实力的描述说道：“［17世纪］大部分外国货物寻找购买信贷或短期贷款，向阿姆斯特丹私人资本发出呼吁……在北方各王国政府争霸波罗的海的连续战争中，荷兰资本像荷兰海运一样，站在双方作战” (149) 。

新的贸易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还增加了荷兰人誉为“贸易之母”的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地位。东欧为荷兰城市提供了食粮，为荷兰的捕鱼业和造船业提供了船只供应。造船业反过来成为荷兰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关键。赫伯特·希顿认为荷兰造船业的优越在于财政经济方面：“（1） 现金低价趸购原料；（2） 造船设计、部件、方法实行标准化。（3） 造船者可以比外国竞争对手低得多的利息借款(150) 275。在此基础上，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市场、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不可分离，很难说究竟哪一方面是阿姆斯特丹强大的最根本方面(151) 18。

在乔纳森·伊斯雷尔的分类学中，1647年~1672年这段时期是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经济霸权的顶峰时期。但是，作者解释说，尽管自1650年起波罗的海的贸易已开始衰退，但荷兰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仍继续保持繁荣 (152) 。人们经常提及一个更为确切的时间，即1672年，在这一年，法国人侵占了荷兰。17世纪后半期，一系列商业上的挑战与战争接踵而至——例如英国1651年的航海条例。三次英荷战争（在第二次战争中，荷兰将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割让给英国）。同时，柯尔贝尔主政下的法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荷兰与法国发生关税战，法国1672年入侵荷兰时关税战达到高潮。但另一方面，荷兰从殖民地进口货物依然保持稳定增长——食糖、烟草、茶叶、咖啡、染料以及在荷兰进行有限加工之后供国内使用和出口的原材料。17、18世纪之交，各国发生了激烈的贸易战。波旁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到18世纪初，荷兰转口贸易走向衰落。随着赚取利润的知识以及有关在中心市场对货品进行包装或重新包装的成本方面的知识逐步被传播，荷兰人的垄断地位注定要被削弱。在关于18世纪的论述中，威尔逊援引了英德贸易和英西贸易中直接贸易替代阿姆斯特丹的转口贸易的许多个案，他又提及，1714年，一位英国商人对其荷兰同事解释说，“到原产地去购买货物，并节省一切多余的费用是必要的，因为那些像潜水员一样的商人直接从哈姆补罗和不来梅提取德国亚麻制品，这样可节省很多” (153) 。

在乔纳森·伊斯雷尔的分类学中，1647年~1672年这段时期是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经济霸权的顶峰时期。但是，作者解释说，尽管自1650年起波罗的海的贸易已开始衰退，但荷兰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仍继续保持繁荣 (152) 。人们经常提及一个更为确切的时间，即1672年，在这一年，法国人侵占了荷兰。17世纪后半期，一系列商业上的挑战与战争接踵而至——例如英国1651年的航海条例。三次英荷战争（在第二次战争中，荷兰将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割让给英国）。同时，柯尔贝尔主政下的法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荷兰与法国发生关税战，法国1672年入侵荷兰时关税战达到高潮。但另一方面，荷兰从殖民地进口货物依然保持稳定增长——食糖、烟草、茶叶、咖啡、染料以及在荷兰进行有限加工之后供国内使用和出口的原材料。17、18世纪之交，各国发生了激烈的贸易战。波旁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到18世纪初，荷兰转口贸易走向衰落。随着赚取利润的知识以及有关在中心市场对货品进行包装或重新包装的成本方面的知识逐步被传播，荷兰人的垄断地位注定要被削弱。在关于18世纪的论述中，威尔逊援引了英德贸易和英西贸易中直接贸易替代阿姆斯特丹的转口贸易的许多个案，他又提及，1714年，一位英国商人对其荷兰同事解释说，“到原产地去购买货物，并节省一切多余的费用是必要的，因为那些像潜水员一样的商人直接从哈姆补罗和不来梅提取德国亚麻制品，这样可节省很多” (153) 。

人们普遍认为，到17世纪60年代，最初创造了荷兰繁荣基础的节俭朴素习惯，正在同世界各地交往中形成的虚荣心和奢华的展示中被挥霍，“共和国的美德在骄奢淫逸中堕落，这只不过是罗马禁欲者为此所作的最新版本的挽歌”(154) 293。查尔斯·博克瑟认为，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商人们传统、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让位于铺张的风格、乡间别墅以及高官贵族的生活(155) 38。艾利斯·克莱尔·卡特引述孟德斯鸠1729年的话说，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将他们的资金从商业中抽出，转而投向建筑物，“我看情形就像在威尼斯一样，人们把资金投在漂亮的官殿上，而不投资于舰队和国家建设” (156) 。

人们普遍认为，到17世纪60年代，最初创造了荷兰繁荣基础的节俭朴素习惯，正在同世界各地交往中形成的虚荣心和奢华的展示中被挥霍，“共和国的美德在骄奢淫逸中堕落，这只不过是罗马禁欲者为此所作的最新版本的挽歌”(154) 293。查尔斯·博克瑟认为，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商人们传统、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让位于铺张的风格、乡间别墅以及高官贵族的生活(155) 38。艾利斯·克莱尔·卡特引述孟德斯鸠1729年的话说，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将他们的资金从商业中抽出，转而投向建筑物，“我看情形就像在威尼斯一样，人们把资金投在漂亮的官殿上，而不投资于舰队和国家建设” (156) 。

论及欧洲财富分配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换，进入17世纪下半期以来，实际上是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法国成为不懈的挑战者。沃勒斯坦曾提出，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是围绕英法争霸而发生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关键的牌在1600年~1640年间已经打出了(157) 336。早在都铎时代（Tudor，1485年~1603年），君主在国家都会的帮助下，培养出一种国家意识——即通过巩固政治与宗教的权威，扶持民族产业，发展海洋权力，为管制贸易与劳动的国家权力奠定基础：由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国家组织来鼓励人口、财富与投资的增长 (158) 。17世纪以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它雇佣德国的矿工、荷兰专门从事排水装置设计的工程师、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随着南特令被废除，企业家和工匠从法国向英国迁移，从少量流动发展为大规模涌入 (159) 。大量技术人才的引进为技术革新和新技术在英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60) 。

论及欧洲财富分配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换，进入17世纪下半期以来，实际上是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法国成为不懈的挑战者。沃勒斯坦曾提出，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是围绕英法争霸而发生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关键的牌在1600年~1640年间已经打出了(157) 336。早在都铎时代（Tudor，1485年~1603年），君主在国家都会的帮助下，培养出一种国家意识——即通过巩固政治与宗教的权威，扶持民族产业，发展海洋权力，为管制贸易与劳动的国家权力奠定基础：由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国家组织来鼓励人口、财富与投资的增长 (158) 。17世纪以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它雇佣德国的矿工、荷兰专门从事排水装置设计的工程师、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随着南特令被废除，企业家和工匠从法国向英国迁移，从少量流动发展为大规模涌入 (159) 。大量技术人才的引进为技术革新和新技术在英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60) 。

英国地理区位优势成为英国脱颖而出的基础条件。英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使其在技术进步的突破中成为欧洲运输条件优越的国家，使英国在世界工业品生产中具有巨大的绝对优势，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英国“本质上现在也许还适于充当对外贸易的中心，和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的中心”(161) 393： 英国是个岛国，海岸有很深的河口和避风港，海岸的开发使英国有可能通过海路来建立各郡间的联系(162) 87。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几乎还不知道蒸汽机。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163) 503。自新世界发现时起，英国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大大地增大了。长期以来，英国就渴望海上霸权，在商业和海运方面的迅速扩张以一些获得特权和专利权的公司的设立而加速：1554年成立的马斯科维公司，1555年成立的俄罗斯帝国公司（1689年被取消垄断特权），1577年成立的西班牙公司，1579 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公司，1581年成立的东方公司，1600年（一说为1601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5年成立的黎凡特公司，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 (164) 205。岛国的特殊地理位置还使得英国国内经济发展较少受到武装冲突的干扰。尽管17世纪英国对外战争不断，例如三次英荷战争，其目的是试图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但对英格兰本土的损害较小。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欧洲大陆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65) ， 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欧洲大陆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欧洲大陆国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166) 88。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军事上最直接的好处便是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的海上实力已使荷兰相形见绌，它还成功地牵制了法国在大陆上的实力，为欧洲大陆设置了力量的平衡，使英国得以主宰海洋，主宰与欧洲之外世界进行的交换”(167) 54。

英国地理区位优势成为英国脱颖而出的基础条件。英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使其在技术进步的突破中成为欧洲运输条件优越的国家，使英国在世界工业品生产中具有巨大的绝对优势，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英国“本质上现在也许还适于充当对外贸易的中心，和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的中心”(161) 393： 英国是个岛国，海岸有很深的河口和避风港，海岸的开发使英国有可能通过海路来建立各郡间的联系(162) 87。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几乎还不知道蒸汽机。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163) 503。自新世界发现时起，英国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大大地增大了。长期以来，英国就渴望海上霸权，在商业和海运方面的迅速扩张以一些获得特权和专利权的公司的设立而加速：1554年成立的马斯科维公司，1555年成立的俄罗斯帝国公司（1689年被取消垄断特权），1577年成立的西班牙公司，1579 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公司，1581年成立的东方公司，1600年（一说为1601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5年成立的黎凡特公司，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 (164) 205。岛国的特殊地理位置还使得英国国内经济发展较少受到武装冲突的干扰。尽管17世纪英国对外战争不断，例如三次英荷战争，其目的是试图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但对英格兰本土的损害较小。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欧洲大陆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65) ， 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欧洲大陆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欧洲大陆国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166) 88。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军事上最直接的好处便是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的海上实力已使荷兰相形见绌，它还成功地牵制了法国在大陆上的实力，为欧洲大陆设置了力量的平衡，使英国得以主宰海洋，主宰与欧洲之外世界进行的交换”(167) 54。

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的主要包括：（1） 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加勒比殖民地开发制糖业并参与相应的非洲奴隶贸易。英国的繁荣部分依赖对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出口和透支服务。（2） 在1607年~1713年间在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定居活动。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经济贡献也相当卓著，例如，在1774年，英国百万吨商业船队的30%都是由美洲制造的。（3） 东印度贸易公司于1757年后完成对印度的征服。据测算，仅在1868年后的60年，约有1/5的印度净储蓄（占印度国民收入的0.9~1.3%）被转移到了英国，另有5%的国民收入被在印度的英国人消费掉。英格兰银行甚至还控制着印度的外汇储备。据估计，仅1750年~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1.5亿英镑金币。来自印度的财富先是使英国在1783年间全部清偿了从荷兰和其他国家借入的债务，同时，东西印度财富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正如埃里克·威廉斯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168) 395。同样地，如果没有印度对英国收支平衡的巨大贡献，英国就不可能利用海外的投资收益进一步对外投资，不可能通过从投资收益中获得的流动资本返回国际货币体系。并且，印度货币储备提供了大量可供调配的资金，英国的货币权威可以利用它来补充自己的储备，保持伦敦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以支撑英国的金融霸权。（4）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鸦片是“西方进入中国市场唯一可能的入场券”(169) 。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印度，且数目越来越大。1814年~1824年，每年160万两。1824年~1837年，每年21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每年560万两。鸦片战争后的1870年，鸦片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0%，1870年~1890年间，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价值约800~1200万英镑，依然是最大的单项进口货物(170) 252、249。彭慕兰认为，英国的殖民活动“缓解了欧洲在其最稀缺的资源即土地与能源供应上的极度紧张”。“欧洲（英国）利用新型矿物能源的能力……要求各种的新大陆资源的流入。”(171) 例如，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172) 45。对棉花的需求刺激棉花的种植，使之迅速从美国的佐治亚州的海岛扩展到山区，并由此传播到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后又传到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173) 213。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1944，后任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撰写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在18世纪，利物浦的兴起来自制造运载奴隶的船只，而曼彻斯特的兴起则来自制造用于购买奴隶的棉纺织品。”他把殖民地贸易刻画为“三角贸易”，即英国提供制成品出口和船只，非洲提供奴隶，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大宗作物（如糖）。他强调，“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贡献巨大。这一贸易的利润滋润了英国整个生产体系”(174) 。

尽管英国得益于贸易良多，但英国的财富、英国的繁荣甚至英国的贸易优势，其实是建立在英国领先全球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率先兴起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工业化大生产，英国就不一定在18~19世纪掌握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的主要包括：（1） 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加勒比殖民地开发制糖业并参与相应的非洲奴隶贸易。英国的繁荣部分依赖对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出口和透支服务。（2） 在1607年~1713年间在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定居活动。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经济贡献也相当卓著，例如，在1774年，英国百万吨商业船队的30%都是由美洲制造的。（3） 东印度贸易公司于1757年后完成对印度的征服。据测算，仅在1868年后的60年，约有1/5的印度净储蓄（占印度国民收入的0.9~1.3%）被转移到了英国，另有5%的国民收入被在印度的英国人消费掉。英格兰银行甚至还控制着印度的外汇储备。据估计，仅1750年~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1.5亿英镑金币。来自印度的财富先是使英国在1783年间全部清偿了从荷兰和其他国家借入的债务，同时，东西印度财富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正如埃里克·威廉斯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168) 395。同样地，如果没有印度对英国收支平衡的巨大贡献，英国就不可能利用海外的投资收益进一步对外投资，不可能通过从投资收益中获得的流动资本返回国际货币体系。并且，印度货币储备提供了大量可供调配的资金，英国的货币权威可以利用它来补充自己的储备，保持伦敦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以支撑英国的金融霸权。（4）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鸦片是“西方进入中国市场唯一可能的入场券”(169) 。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向印度，且数目越来越大。1814年~1824年，每年160万两。1824年~1837年，每年21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每年560万两。鸦片战争后的1870年，鸦片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0%，1870年~1890年间，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价值约800~1200万英镑，依然是最大的单项进口货物(170) 252、249。彭慕兰认为，英国的殖民活动“缓解了欧洲在其最稀缺的资源即土地与能源供应上的极度紧张”。“欧洲（英国）利用新型矿物能源的能力……要求各种的新大陆资源的流入。”(171) 例如，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172) 45。对棉花的需求刺激棉花的种植，使之迅速从美国的佐治亚州的海岛扩展到山区，并由此传播到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后又传到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173) 213。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1944，后任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撰写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在18世纪，利物浦的兴起来自制造运载奴隶的船只，而曼彻斯特的兴起则来自制造用于购买奴隶的棉纺织品。”他把殖民地贸易刻画为“三角贸易”，即英国提供制成品出口和船只，非洲提供奴隶，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大宗作物（如糖）。他强调，“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贡献巨大。这一贸易的利润滋润了英国整个生产体系”(174) 。

尽管英国得益于贸易良多，但英国的财富、英国的繁荣甚至英国的贸易优势，其实是建立在英国领先全球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率先兴起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工业化大生产，英国就不一定在18~19世纪掌握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英国早期工业化主要发生于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并始终领先于其竞争对手，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由于保存林正被耗尽，民众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175) 487。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尽管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采掘及冶金工业生产的显著增长还是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术问题，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体上来看，17世纪的技术进步实际上还是相对轻微的，部分的原因是科学知识还不够详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利用。但在另一方面，发明热潮日益高涨，形成了一个“工程的时代”，它既是技术上的，又是商业上的(176) 181，发明被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引入了特定的轨道，正是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最紧迫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文化重点的变化同时反映在经济及技术成长中，可供选择的发明缩小为受经济要求支配的相对较少的几种(177) 5。早期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在于制造业增长所带来的利润相对于农业产出有更高的回报率，导致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牧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178)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工业区通常采取专业化产业集聚的模式，促进了制造业城市的发育和繁荣：生铁和条铁的冶炼地集中在什罗普郡和伍斯特郡，金属器皿的生产多集中在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谢菲尔德的工厂或作坊内，毛纺织品、亚麻织品、棉麻混纺织品以及其他棉织品大多在英格兰西北部制造。在采矿业方面，铜矿集中在康沃尔郡，石板集中在北威尔士，铅矿集中于坎伯兰郡和德比郡，而对工业生产和贸易、就业极为重要的煤矿则广布于什罗普郡、伍斯特郡、约克郡、南威尔士郡和斯塔福德郡。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179) 115

英国早期工业化主要发生于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并始终领先于其竞争对手，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由于保存林正被耗尽，民众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175) 487。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尽管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采掘及冶金工业生产的显著增长还是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术问题，并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体上来看，17世纪的技术进步实际上还是相对轻微的，部分的原因是科学知识还不够详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利用。但在另一方面，发明热潮日益高涨，形成了一个“工程的时代”，它既是技术上的，又是商业上的(176) 181，发明被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引入了特定的轨道，正是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最紧迫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文化重点的变化同时反映在经济及技术成长中，可供选择的发明缩小为受经济要求支配的相对较少的几种(177) 5。早期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在于制造业增长所带来的利润相对于农业产出有更高的回报率，导致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牧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178)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工业区通常采取专业化产业集聚的模式，促进了制造业城市的发育和繁荣：生铁和条铁的冶炼地集中在什罗普郡和伍斯特郡，金属器皿的生产多集中在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谢菲尔德的工厂或作坊内，毛纺织品、亚麻织品、棉麻混纺织品以及其他棉织品大多在英格兰西北部制造。在采矿业方面，铜矿集中在康沃尔郡，石板集中在北威尔士，铅矿集中于坎伯兰郡和德比郡，而对工业生产和贸易、就业极为重要的煤矿则广布于什罗普郡、伍斯特郡、约克郡、南威尔士郡和斯塔福德郡。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179) 115

机械化和工厂化使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地超过了农业，工业和与之相关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快超过农业。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从工业革命前的40%下降到1801年的32.5%，而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从21%提高到23.4%(180) 291， 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成为英国的支柱。全国就业人口的分布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工业企业和服务业集中到城镇和靠近煤铁资源及交通便利的地区，在英格兰西北部、米德兰西部、约克郡西区、蒂斯河畔、英格兰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南部形成新兴的工业区。城市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剩余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城里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农村，18世纪末，农村雇工冬天每周工资7~8先令，夏天8~10先令，同期曼彻斯特等纺织工业城市工人周工资约16先令，技工更高，伯明翰等城市的冶金工人的周工资达15~20先令 (181) 。高工资水平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贫民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形成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力量。全国农村人口从18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大量向城市和工矿区流动，到19世纪50年代，农村人口的绝对数也开始下降，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数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却迅速上升。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750年的25%左右提高至1801年的33.8%，1851年达 50.2%，基本实现城市化。农村人口在一个半世纪里从75%降至21.9%(182) 。

机械化和工厂化使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地超过了农业，工业和与之相关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快超过农业。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从工业革命前的40%下降到1801年的32.5%，而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从21%提高到23.4%(180) 291， 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成为英国的支柱。全国就业人口的分布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工业企业和服务业集中到城镇和靠近煤铁资源及交通便利的地区，在英格兰西北部、米德兰西部、约克郡西区、蒂斯河畔、英格兰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南部形成新兴的工业区。城市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剩余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城里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农村，18世纪末，农村雇工冬天每周工资7~8先令，夏天8~10先令，同期曼彻斯特等纺织工业城市工人周工资约16先令，技工更高，伯明翰等城市的冶金工人的周工资达15~20先令 (181) 。高工资水平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贫民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形成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力量。全国农村人口从18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大量向城市和工矿区流动，到19世纪50年代，农村人口的绝对数也开始下降，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数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却迅速上升。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750年的25%左右提高至1801年的33.8%，1851年达 50.2%，基本实现城市化。农村人口在一个半世纪里从75%降至21.9%(182) 。

在这一转换进程中，军事技术的革新在另一层面上推动着工业的现代化。在17世纪，英国本土不仅有长达55年的战争，并且还经历了“光荣革命”，伴随着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出现了许多军事技术上的变革。火器如毛瑟枪和大炮　对刀剑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一变化对军事器械及冶炼、制造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需要或许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例如，16~18世纪“铁加工业的进步来源于对更好的炮筒的需要”，“铸造大炮一般有助于促进铸铁技术，它也促进了引进鼓风炉”，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迫使人们改进防御工程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 (183) 。

在这一转换进程中，军事技术的革新在另一层面上推动着工业的现代化。在17世纪，英国本土不仅有长达55年的战争，并且还经历了“光荣革命”，伴随着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出现了许多军事技术上的变革。火器如毛瑟枪和大炮　对刀剑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一变化对军事器械及冶炼、制造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需要或许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例如，16~18世纪“铁加工业的进步来源于对更好的炮筒的需要”，“铸造大炮一般有助于促进铸铁技术，它也促进了引进鼓风炉”，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迫使人们改进防御工程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 (183) 。

英国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早期的基础建设的改善使煤炭运输成本下降了50%。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技术的革新，又大大促进了煤矿业和冶铁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由于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引起对改进的运输工具的需要，以便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1761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挖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价下降了一半。要素成本的显著降低引起运河开凿热，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挖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网，到1830年总长达2500英里，将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与各大港口城市尤其是伦敦和利物浦连接起来，同时许多城镇也由新建的收费道路相连，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184) 65、 (185) 491。而伦敦的大市场通过运河与北部各工业城市相通连，又通过泰晤士河至塞文河的运河而与大西洋相通连，更接近国外市场，进出口贸易大量地展开 (186) 。伴随着运河的大规模开掘，蒸汽机被应用于水上运输。1770年，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在船上试验蒸汽机。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大规模的筑路时期。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发明了修筑硬化路面的技术，能全年用于交通，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10英里，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从爱丁堡到伦敦的行程从14天压缩至44小时。然而，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在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实际上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乔治·斯蒂芬森首先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火箭号”机车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有资料显示，在1848年，除英国外，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铁路网，到1870年已有15500英里铁路(187) 491。 

英国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早期的基础建设的改善使煤炭运输成本下降了50%。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技术的革新，又大大促进了煤矿业和冶铁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由于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引起对改进的运输工具的需要，以便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1761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挖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价下降了一半。要素成本的显著降低引起运河开凿热，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挖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网，到1830年总长达2500英里，将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与各大港口城市尤其是伦敦和利物浦连接起来，同时许多城镇也由新建的收费道路相连，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184) 65、 (185) 491。而伦敦的大市场通过运河与北部各工业城市相通连，又通过泰晤士河至塞文河的运河而与大西洋相通连，更接近国外市场，进出口贸易大量地展开 (186) 。伴随着运河的大规模开掘，蒸汽机被应用于水上运输。1770年，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在船上试验蒸汽机。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大规模的筑路时期。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发明了修筑硬化路面的技术，能全年用于交通，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10英里，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从爱丁堡到伦敦的行程从14天压缩至44小时。然而，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在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实际上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乔治·斯蒂芬森首先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火箭号”机车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有资料显示，在1848年，除英国外，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铁路网，到1870年已有15500英里铁路(187) 491。 

18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的变革广泛发生在各个产业领域(188) 。机器工业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本，在英国，利率下降导致“资本相对廉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引起工业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189) 4。英国资本来源较为复杂：（1） 国内的高积累率。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190) 45。（2） 随着国内和海外投资机会的减少，荷兰的储蓄不断流向国外资本市场，其中大部分投到了英国的公债上。在一定程度上，荷兰的资金支持了英国的经济增长 (191) 。（3） 殖民地资本的流入驱使英国利率逐年下降。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的研究表明，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伦敦一直与阿姆斯特丹竞争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192) 203。英国的利率已经比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更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后者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英国拥有更多的、可作为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193) 396。（4） 与葡萄牙的贸易中间接地获取拉美殖民地的黄金。英国政府利用与葡萄牙的经济伙伴、军事靠山的关系，迫使葡萄牙允许巴西殖民地与自己通商，并同意签订《梅修因协定》，特别是后者，使英国的毛织品打入了葡萄牙市场，并最终扼杀了稚嫩的葡萄牙纺织业，致使巴西金银、钻石经过里斯本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英国国库，加快了英国货币资本的集中，加强了英国的货币体系，推动了英国现代工业的建立(194) 。（5） 英国拥有较为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财政体制(195) 。以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标志（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英国在发展纸币、建立商业银行和清算中心、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公债除外）等方面，均比其竞争对手法国领先差不多一个世纪。18世纪银行票据在英国已广泛使用，而法国直到1867年还在争论银行票据的效用问题。1797年英国开始征收所得税，而法国直到1917年才采取相同的举措(196) 177。此外，英国政府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私人银行的基金，间接地促进了私人企业的繁荣。因此，迪恩（Deane）认为，1750年~1850年间英国的生产是“资本的扩张”（capital widening），而非“资本的深化”（capital deepening），前者是指伴随着人口增长、市场扩大或新型的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而进行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而后者是资本更加集中的生产技术的应用 (197) 。可见，充裕的资本支持对制造业生产体系的完善和产出的增长作用重大：大规模机械装置的购置，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依赖持续的资本投入。资本的扩张或“总体产出的增益”（gains in aggregate output）是由“投入的能力”造成的，即“新技术较高的生产率与经营者、工人优秀的技能和知识”(198) 80。其实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通过暂时垄断“技能和知识”市场来维持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利润率的生产模式。

18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的变革广泛发生在各个产业领域(188) 。机器工业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本，在英国，利率下降导致“资本相对廉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引起工业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189) 4。英国资本来源较为复杂：（1） 国内的高积累率。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190) 45。（2） 随着国内和海外投资机会的减少，荷兰的储蓄不断流向国外资本市场，其中大部分投到了英国的公债上。在一定程度上，荷兰的资金支持了英国的经济增长 (191) 。（3） 殖民地资本的流入驱使英国利率逐年下降。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的研究表明，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伦敦一直与阿姆斯特丹竞争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192) 203。英国的利率已经比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更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后者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英国拥有更多的、可作为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193) 396。（4） 与葡萄牙的贸易中间接地获取拉美殖民地的黄金。英国政府利用与葡萄牙的经济伙伴、军事靠山的关系，迫使葡萄牙允许巴西殖民地与自己通商，并同意签订《梅修因协定》，特别是后者，使英国的毛织品打入了葡萄牙市场，并最终扼杀了稚嫩的葡萄牙纺织业，致使巴西金银、钻石经过里斯本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英国国库，加快了英国货币资本的集中，加强了英国的货币体系，推动了英国现代工业的建立(194) 。（5） 英国拥有较为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财政体制(195) 。以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标志（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英国在发展纸币、建立商业银行和清算中心、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公债除外）等方面，均比其竞争对手法国领先差不多一个世纪。18世纪银行票据在英国已广泛使用，而法国直到1867年还在争论银行票据的效用问题。1797年英国开始征收所得税，而法国直到1917年才采取相同的举措(196) 177。此外，英国政府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私人银行的基金，间接地促进了私人企业的繁荣。因此，迪恩（Deane）认为，1750年~1850年间英国的生产是“资本的扩张”（capital widening），而非“资本的深化”（capital deepening），前者是指伴随着人口增长、市场扩大或新型的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而进行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而后者是资本更加集中的生产技术的应用 (197) 。可见，充裕的资本支持对制造业生产体系的完善和产出的增长作用重大：大规模机械装置的购置，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依赖持续的资本投入。资本的扩张或“总体产出的增益”（gains in aggregate output）是由“投入的能力”造成的，即“新技术较高的生产率与经营者、工人优秀的技能和知识”(198) 80。其实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通过暂时垄断“技能和知识”市场来维持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利润率的生产模式。

工业技术的产业化突破推动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亦是英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就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否由科学技术创新所决定的观点历来存在着分歧。霍布斯鲍姆就认为，“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西方各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取得了大量的人文主义成果，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骡纺织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前此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 (199) 。研究也表明，“作为种种新发明基础的许多原理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就是由于缺乏刺激才未被应用于工业……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们所知……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发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可以进行大规模量生产的蒸汽机” (200) 。例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当时所谓的纺纱厂大多数雇佣10~12个左右的工人，只有几架珍妮纺纱机和骡机，即使是规模更大的冶铁工厂，每座冶铁炉一般只配备7名工人(201) 6，并没有突出的技术革新及其成果。同期工厂使用多种能源，即使在蒸汽机被应用到工厂以后，这些能源仍具有竞争力。例如，在工业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地区，水轮机很长时间还被普遍使用，甚至到1835年，水轮机仍与蒸汽机被并列使用(202) 26，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许多工业部门中仍占统治地位，例如，“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在苏格兰，搬煤工继续在搬运煤块，将170磅重的煤背在背上，并将背带勒在前额上，从煤场运到浅矿井并运往贮煤场”(203) 55。并且，当时所谓的机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并且“水陆运输工具、机器和其他工具都用木材制造（金属部件始终有限）；织机和纺车、榨油机和抽水机以及大部分农具也是用木材制造的”(204) 428。总之，直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生产装置、生产工艺仍然没有取得大面积的进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确实在一些发明的商业化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从1731年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的播种机到1786年出现的打谷机，从1733年凯伊（Kay）发明的飞梭到1765年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1769年阿卡莱特（Arkawright）发明水力织布机，1779年克伦普顿（Crompton）发明走锭纺纱机，以及最终由罗伯茨（Roberts）研试成功的全自动走锭纺纱机。从1709年达比（Darby）发明的焦炼铸铁法到1784年科特（Cort）发明的搅炼法，还有更为重要的是瓦特（Watt）1775年发明的蒸汽机(205) 17，英国在工业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上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还可以再看一组数据：1760年前，英国一年颁布的专利数目难得超过12项，1766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为31项， 1783年跃升为64项，1802年升至107项，1824年跃升为180项，至1825年再次攀升至250项。从1765年~1825年，增长了20倍(206) 210。或许可能推论，英国工业比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具有的优势并非源于科学技术创新性，而是在技术进步发生后的产业化、商业化开发，即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因为对工业生产而言，“（致命的技术障碍）不存在于科学，而在于工程学”(207) 33，在兰德斯看来，“这也不是一种巧合”，例如在热力学方面，法国人为了“把技术简化成数学法则”费尽了力气，而富于进取的英国人，却继续“在工程学的实践和发明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机械原理在制造业上的应用被阐述为三次技术革新：以机器代替了人的技能，以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有生命的动力，以矿物取代了植物或动物作为原料(208) 104、41。持续的技术产业化突破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英国能源源不断地将技术变革的成果应用于工程技术的革新。

工业技术的产业化突破推动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亦是英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就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否由科学技术创新所决定的观点历来存在着分歧。霍布斯鲍姆就认为，“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西方各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取得了大量的人文主义成果，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骡纺织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前此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 (199) 。研究也表明，“作为种种新发明基础的许多原理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就是由于缺乏刺激才未被应用于工业……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们所知……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发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可以进行大规模量生产的蒸汽机” (200) 。例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当时所谓的纺纱厂大多数雇佣10~12个左右的工人，只有几架珍妮纺纱机和骡机，即使是规模更大的冶铁工厂，每座冶铁炉一般只配备7名工人(201) 6，并没有突出的技术革新及其成果。同期工厂使用多种能源，即使在蒸汽机被应用到工厂以后，这些能源仍具有竞争力。例如，在工业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地区，水轮机很长时间还被普遍使用，甚至到1835年，水轮机仍与蒸汽机被并列使用(202) 26，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许多工业部门中仍占统治地位，例如，“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在苏格兰，搬煤工继续在搬运煤块，将170磅重的煤背在背上，并将背带勒在前额上，从煤场运到浅矿井并运往贮煤场”(203) 55。并且，当时所谓的机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并且“水陆运输工具、机器和其他工具都用木材制造（金属部件始终有限）；织机和纺车、榨油机和抽水机以及大部分农具也是用木材制造的”(204) 428。总之，直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生产装置、生产工艺仍然没有取得大面积的进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确实在一些发明的商业化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从1731年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的播种机到1786年出现的打谷机，从1733年凯伊（Kay）发明的飞梭到1765年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1769年阿卡莱特（Arkawright）发明水力织布机，1779年克伦普顿（Crompton）发明走锭纺纱机，以及最终由罗伯茨（Roberts）研试成功的全自动走锭纺纱机。从1709年达比（Darby）发明的焦炼铸铁法到1784年科特（Cort）发明的搅炼法，还有更为重要的是瓦特（Watt）1775年发明的蒸汽机(205) 17，英国在工业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上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还可以再看一组数据：1760年前，英国一年颁布的专利数目难得超过12项，1766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为31项， 1783年跃升为64项，1802年升至107项，1824年跃升为180项，至1825年再次攀升至250项。从1765年~1825年，增长了20倍(206) 210。或许可能推论，英国工业比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具有的优势并非源于科学技术创新性，而是在技术进步发生后的产业化、商业化开发，即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因为对工业生产而言，“（致命的技术障碍）不存在于科学，而在于工程学”(207) 33，在兰德斯看来，“这也不是一种巧合”，例如在热力学方面，法国人为了“把技术简化成数学法则”费尽了力气，而富于进取的英国人，却继续“在工程学的实践和发明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机械原理在制造业上的应用被阐述为三次技术革新：以机器代替了人的技能，以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有生命的动力，以矿物取代了植物或动物作为原料(208) 104、41。持续的技术产业化突破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英国能源源不断地将技术变革的成果应用于工程技术的革新。(www.xing528.com)

尽管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但如果考虑到棉纺织业在当时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则很难称其为工业革命的发动机：棉纺织业在18世纪60年代仅仅贡献了大约0.5%的国民收入，直到1780年，其贡献率也只有1%。棉纺织业到18世纪末依然不是英国的主要产业，直到19世纪，棉纺织业的地位才超过麻纺织业和丝纺织业，但其对净产量的贡献依然小于毛纺织业。里利也强调，如果没有棉纺织业，照样会有持续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冶铁业的扩张，则持续增长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棉纺织业是考察工业革命的一条重要线索，更多地具有工业革命的象征意义(209) 20，而冶铁和采煤业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成为工业革命的主线。水力、蒸汽机的发展以及对燃料的需求如对由煤所提供的燃料的需求导致了煤工业的发展，整个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并且这种开端不仅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且也是心智态度的开端，也是共同体的工业规则的开端。工业革命的大部分重大技术革新都是围绕着如何用水力或蒸汽机动力来替代人力或畜力而展开的，这显然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机械意味着铁。推动机器的力意味着煤，而在英格兰当时浮出水面的是矿产和煤。于是各种条件都非常有利于这种高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随之就带来了所有的变化。” (210)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可以说，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技术突破主要遵循着如下图所示的逻辑进行：采煤技术的突破推动了冶炼（铁）技术的突破，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煤炭和采煤技术的需求，以冶炼（铁）技术的突破为核心，一方面推动了棉纺织机械的改进与突破，导致了棉纺织业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导致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进而，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推动了钢铁工业的扩张，从而推动了钢铁工业成长为19世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导产业。

尽管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但如果考虑到棉纺织业在当时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则很难称其为工业革命的发动机：棉纺织业在18世纪60年代仅仅贡献了大约0.5%的国民收入，直到1780年，其贡献率也只有1%。棉纺织业到18世纪末依然不是英国的主要产业，直到19世纪，棉纺织业的地位才超过麻纺织业和丝纺织业，但其对净产量的贡献依然小于毛纺织业。里利也强调，如果没有棉纺织业，照样会有持续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冶铁业的扩张，则持续增长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棉纺织业是考察工业革命的一条重要线索，更多地具有工业革命的象征意义(209) 20，而冶铁和采煤业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成为工业革命的主线。水力、蒸汽机的发展以及对燃料的需求如对由煤所提供的燃料的需求导致了煤工业的发展，整个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并且这种开端不仅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且也是心智态度的开端，也是共同体的工业规则的开端。工业革命的大部分重大技术革新都是围绕着如何用水力或蒸汽机动力来替代人力或畜力而展开的，这显然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机械意味着铁。推动机器的力意味着煤，而在英格兰当时浮出水面的是矿产和煤。于是各种条件都非常有利于这种高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随之就带来了所有的变化。” (210)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可以说，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技术突破主要遵循着如下图所示的逻辑进行：采煤技术的突破推动了冶炼（铁）技术的突破，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煤炭和采煤技术的需求，以冶炼（铁）技术的突破为核心，一方面推动了棉纺织机械的改进与突破，导致了棉纺织业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导致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进而，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推动了钢铁工业的扩张，从而推动了钢铁工业成长为19世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导产业。

图3.1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所取得的技术突破

由于长期以来受木材严重匮乏的困扰，煤炭一直成为英国热能的一个重要来源。早在16世纪，英国官方就鼓励使用煤，在1550年，英国年产21万吨煤。到17世纪初，煤已经被视为王国主要的资源，1630年，煤产量达到150万吨。对煤的需求的增长不仅是因为煤作为生活燃料的推广，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工业企业开始以煤为动力源。例如，在1610年前后，煤已用于玻璃生产，1620年，煤用于烧制砖瓦，1680年前后，煤成为冶炼铅、锌、铜等金属的燃料。到18世纪早期，煤矿业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但真正做到将煤从一种高成本的燃料转变为低成本的能源，关键的突破在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最早的蒸汽机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用来抽水。英国“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实际上显示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大量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至18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Newcomen蒸汽机）”(211) 101 。而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直到1800年前后才普遍使用煤炭。当时英国的煤炭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212) 77。1861年英国年产煤5700万吨。在1800年，英国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与英国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213) 56。煤炭作为能源生产的基本品种，其兴起与钢铁工业的扩张及冶炼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18世纪早期以前，铁主要用于家庭用具和武器的生产，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铁开始用于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建造。对铁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使用廉价的煤炭作为燃料，迅速推动了冶铁业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一旦扩大后，生产成本的降低又进一步刺激了对铁器的需求，国内农业部门、纺织机器的制造也扩大了对铁的需求。然而，“钢铁工业扩张的真正基础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铁路建设”，由此导致“钢铁工业成为19世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导产业”。铁路的发展，刺激了煤、铁矿更大规模地开采，发生连锁性的大规模扩张，后者的扩张又促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交通运输业。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214) 491。 

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英国工业品生产与贸易的交易成本。随着在内河航运尤其是运河开凿大规模兴起后，在几乎不到30年的时间内，整个英国都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路，一直是狭窄和割裂的国内市场，随着交通的畅通而毫无阻碍地彼此联结起来了。1707年，英国取消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税，这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而当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国内关税壁垒重重，交通落后，要建立全国性的市场经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15) 65。

图3.1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所取得的技术突破

由于长期以来受木材严重匮乏的困扰，煤炭一直成为英国热能的一个重要来源。早在16世纪，英国官方就鼓励使用煤，在1550年，英国年产21万吨煤。到17世纪初，煤已经被视为王国主要的资源，1630年，煤产量达到150万吨。对煤的需求的增长不仅是因为煤作为生活燃料的推广，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工业企业开始以煤为动力源。例如，在1610年前后，煤已用于玻璃生产，1620年，煤用于烧制砖瓦，1680年前后，煤成为冶炼铅、锌、铜等金属的燃料。到18世纪早期，煤矿业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但真正做到将煤从一种高成本的燃料转变为低成本的能源，关键的突破在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最早的蒸汽机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用来抽水。英国“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实际上显示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大量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至18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Newcomen蒸汽机）”(211) 101 。而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直到1800年前后才普遍使用煤炭。当时英国的煤炭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212) 77。1861年英国年产煤5700万吨。在1800年，英国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与英国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213) 56。煤炭作为能源生产的基本品种，其兴起与钢铁工业的扩张及冶炼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18世纪早期以前，铁主要用于家庭用具和武器的生产，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铁开始用于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建造。对铁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使用廉价的煤炭作为燃料，迅速推动了冶铁业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一旦扩大后，生产成本的降低又进一步刺激了对铁器的需求，国内农业部门、纺织机器的制造也扩大了对铁的需求。然而，“钢铁工业扩张的真正基础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铁路建设”，由此导致“钢铁工业成为19世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导产业”。铁路的发展，刺激了煤、铁矿更大规模地开采，发生连锁性的大规模扩张，后者的扩张又促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交通运输业。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214) 491。 

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英国工业品生产与贸易的交易成本。随着在内河航运尤其是运河开凿大规模兴起后，在几乎不到30年的时间内，整个英国都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路，一直是狭窄和割裂的国内市场，随着交通的畅通而毫无阻碍地彼此联结起来了。1707年，英国取消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税，这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而当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国内关税壁垒重重，交通落后，要建立全国性的市场经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15) 65。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需求的急剧扩张。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216) 874，当英国和欧洲大陆自身的市场在增加的时候，就出现一种自我增强的发展趋势，即市场的扩张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来发展这个市场。伴随着市场不断成长和海外新市场的开发，殖民地的财富以贵金属的形式被吸引进来，一个需求旺盛的共同体也就随之出现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可以大规模购买的商品数量的不断增长都依赖于机器的生产。但是，过去所存在的机器主要是用来满足这些封闭共同体的市场的，以至对生产机器的发明者的刺激在不断增加，而这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217) 。市场及一种显著的劳动分工的增长已经与资本主义企业大规模生产的显著增长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同样，市场也就越是由地域性的市场转变为世界性的市场(218) 114、88。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需求的急剧扩张。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216) 874，当英国和欧洲大陆自身的市场在增加的时候，就出现一种自我增强的发展趋势，即市场的扩张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来发展这个市场。伴随着市场不断成长和海外新市场的开发，殖民地的财富以贵金属的形式被吸引进来，一个需求旺盛的共同体也就随之出现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可以大规模购买的商品数量的不断增长都依赖于机器的生产。但是，过去所存在的机器主要是用来满足这些封闭共同体的市场的，以至对生产机器的发明者的刺激在不断增加，而这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217) 。市场及一种显著的劳动分工的增长已经与资本主义企业大规模生产的显著增长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同样，市场也就越是由地域性的市场转变为世界性的市场(218) 114、88。 

尽管有学者提出，“大量生产消费品需要广阔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219) 。 但1776年，亚当·斯密就提出：“须记着，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支配于市场的范围。”“假设无广阔的国外市场，那在仅能提供狭小国内市场的幅员不大的国家，或在国内某地生产物不能畅销于国内各地或国内各省间交通极不方便的国家，就没有好好发展的可能。”(220) 206随着世界经济体的扩张，出现了新的基于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区域性差别和主要国家的机械化进程（工业化）。在英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进程中，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同样也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农业与工业的技术变革，地理版图的扩张，国内需求的日益增长，等等，为先行者英国创造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此外，政府的需求也不能忽视(221) 24，Arrighi（1994）指出，政府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巨大需求使得工业力量转化为壮大国家的手段。McNeill（1982）也指出，“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出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影响到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222) 70。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例如，1820年拉丁美洲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1/4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50%(223) 44。因此，就英国的海外贸易而言，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尽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遂改良了，欧洲各国的生产物遂增加了，居民的真实收入与财富遂亦跟着增大了”(224) 17。由于美洲贸易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日渐增长，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从1815年~1900年，英国糖的进口量约增加了11倍，而棉花进口量更是惊人地增加了20倍，开始大量消费美洲的谷物、牛肉、木材及其他主要产品。正是殖民地贸易所提供的具有收入弹性的产品，使英国能不断深化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不到30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拉丁美洲、印度、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6倍。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从新大陆的进口商品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矿物燃料(225) 。

工业革命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效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英国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 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226) 495。根据菲力斯·迪恩对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所进行的计算，1700年人均收入大约是每年8~9英镑，经过50年增加到12~13英镑，到1800年增加到22英镑，而到1860年则又翻了一番(227) 189。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巨大的。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到全盛时期，不仅生产了占全球53%的铁、50%的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纺织、冶炼、采矿等产业领域较为普遍地采用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系统，其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分工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通过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与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形成了初始的国际分工格局，成为世界各国的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给者。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产值的比重由1819年~1821年的66.6%上长至1829年~1831年的67.4%，继而又增长到1844年~1846年的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是美国南部、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贸易的扩张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尽管法国在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与英国不相上下，甚至一度超过英国，但英国自1763年后在世界经济体中所积聚起来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80年代进一步加强了，到1815年已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了(228) 124、102。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为了庆祝英国工业进步的胜利，那时英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4000家企业。187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36%，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工厂。

表3.3　1500年~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水平（按1990年国际元计）

尽管有学者提出，“大量生产消费品需要广阔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219) 。 但1776年，亚当·斯密就提出：“须记着，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支配于市场的范围。”“假设无广阔的国外市场，那在仅能提供狭小国内市场的幅员不大的国家，或在国内某地生产物不能畅销于国内各地或国内各省间交通极不方便的国家，就没有好好发展的可能。”(220) 206随着世界经济体的扩张，出现了新的基于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区域性差别和主要国家的机械化进程（工业化）。在英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进程中，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同样也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农业与工业的技术变革，地理版图的扩张，国内需求的日益增长，等等，为先行者英国创造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此外，政府的需求也不能忽视(221) 24，Arrighi（1994）指出，政府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巨大需求使得工业力量转化为壮大国家的手段。McNeill（1982）也指出，“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出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影响到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222) 70。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例如，1820年拉丁美洲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1/4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50%(223) 44。因此，就英国的海外贸易而言，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尽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遂改良了，欧洲各国的生产物遂增加了，居民的真实收入与财富遂亦跟着增大了”(224) 17。由于美洲贸易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日渐增长，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从1815年~1900年，英国糖的进口量约增加了11倍，而棉花进口量更是惊人地增加了20倍，开始大量消费美洲的谷物、牛肉、木材及其他主要产品。正是殖民地贸易所提供的具有收入弹性的产品，使英国能不断深化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不到30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拉丁美洲、印度、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6倍。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从新大陆的进口商品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矿物燃料(225) 。

工业革命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效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英国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 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226) 495。根据菲力斯·迪恩对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所进行的计算，1700年人均收入大约是每年8~9英镑，经过50年增加到12~13英镑，到1800年增加到22英镑，而到1860年则又翻了一番(227) 189。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巨大的。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到全盛时期，不仅生产了占全球53%的铁、50%的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纺织、冶炼、采矿等产业领域较为普遍地采用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系统，其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分工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通过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与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形成了初始的国际分工格局，成为世界各国的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给者。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产值的比重由1819年~1821年的66.6%上长至1829年~1831年的67.4%，继而又增长到1844年~1846年的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是美国南部、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贸易的扩张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尽管法国在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与英国不相上下，甚至一度超过英国，但英国自1763年后在世界经济体中所积聚起来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80年代进一步加强了，到1815年已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了(228) 124、102。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为了庆祝英国工业进步的胜利，那时英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4000家企业。187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36%，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工厂。

表3.3　1500年~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水平（按1990年国际元计）

注*：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2页.

表3.4　1820年~1913主要国家商品出口值

单位：百万美元

注*：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2页.

表3.4　1820年~1913主要国家商品出口值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58页.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58页.

尽管早在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经有大工业了，但这并非自然演变的结果，只有通过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发生：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本全部来自王室金库，产品通常是提供国王使用的奢侈品，工业不以利润为追求的目标，也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一类是王室手工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共的消费而生产，受官方保护，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一类是特权手工工场，拥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和垄断权。这些特权一旦被撤销，它们就立刻崩溃。显然，这与现代大工业根本不同 (229) 。 

工业革命同时带来了制度层面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成为英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　　

尽管早在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经有大工业了，但这并非自然演变的结果，只有通过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发生：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本全部来自王室金库，产品通常是提供国王使用的奢侈品，工业不以利润为追求的目标，也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一类是王室手工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共的消费而生产，受官方保护，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一类是特权手工工场，拥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和垄断权。这些特权一旦被撤销，它们就立刻崩溃。显然，这与现代大工业根本不同 (229) 。 

工业革命同时带来了制度层面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成为英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　　

当的形式”，可以认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因而“机器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一般生产方式的革命”(230) 187、326、351。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工业革命“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由于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带来增长的加速器”(231) 3。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其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232) 9。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233) 58 。斯密是最早将实践中早已出现的通过分工改变生产组织形式的做法升华成理论的人。工业生产超越了早期工业化的限制，脱离了家庭，转入到工厂中形成更为有利的生产能力，原先家庭工业的职能被分解为整个工业生产环节的不同任务。工厂是生产进行的中心，劳动者越来越成为机器的照管者，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封建系统的崩溃和新型工厂周围所集中的一组密集的人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区域性大型市场以及国内统一市场、海外市场的拓展要求更大规模的生产，意味着更高组织程度的社会。在这一时期，经济上的扩张随着大型市场的发展和满足这种更大需求的生产方法的逐渐发展而发生了 (234) 。布罗代尔总结道：“只有机器才能与印度纺织工人展开有效的竞争。”(235) 572 

在技术进步产业化的推动下，棉纺织的制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棉纺织业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发展。由于棉花比羊毛更容易被机械处理，适量的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机械化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813年，英国棉纺织业的动力织布机不到3000台，1861年便猛增至40万台。在机械化和工厂化的冲击下，农村手工业迅速衰落，1865年前后，工厂体系完全占领了织布领域，手工织布者绝迹。海外的手工纺织品生产即使没有完全被毁灭，也在被大规模地毁灭，这以印度为典型(236) 。正是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才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愈益增大，因此，机器就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

非常有必要研究一下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和财富分配权的进程中英国的经济与对外贸易政策。从整体上来看，英国的经济与贸易政策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演变。就英国政府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作用而言，尽管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迪恩）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自发的，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 克鲁泽甚至认为“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但政府在建立“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政治稳定、行政统一、普通法的完善、支持商业的态度、保障市场自由等。尤其是在圈地上的作用，英国议会的干预应当是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的经典案例。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政府对经济（不仅是对外贸易，而且也包括国内的生产过程）的干预较之以前更加强烈，也更加有效了(237) 。诺思和温格尔曾提出一个观点，即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宪政制度，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约束了民众的机会主义，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除了制定维护社会规范的法令外，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干预主要是体现在商业政策方面。

当的形式”，可以认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因而“机器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一般生产方式的革命”(230) 187、326、351。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工业革命“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由于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带来增长的加速器”(231) 3。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其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232) 9。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233) 58 。斯密是最早将实践中早已出现的通过分工改变生产组织形式的做法升华成理论的人。工业生产超越了早期工业化的限制，脱离了家庭，转入到工厂中形成更为有利的生产能力，原先家庭工业的职能被分解为整个工业生产环节的不同任务。工厂是生产进行的中心，劳动者越来越成为机器的照管者，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封建系统的崩溃和新型工厂周围所集中的一组密集的人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区域性大型市场以及国内统一市场、海外市场的拓展要求更大规模的生产，意味着更高组织程度的社会。在这一时期，经济上的扩张随着大型市场的发展和满足这种更大需求的生产方法的逐渐发展而发生了 (234) 。布罗代尔总结道：“只有机器才能与印度纺织工人展开有效的竞争。”(235) 572 

在技术进步产业化的推动下，棉纺织的制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棉纺织业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发展。由于棉花比羊毛更容易被机械处理，适量的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机械化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813年，英国棉纺织业的动力织布机不到3000台，1861年便猛增至40万台。在机械化和工厂化的冲击下，农村手工业迅速衰落，1865年前后，工厂体系完全占领了织布领域，手工织布者绝迹。海外的手工纺织品生产即使没有完全被毁灭，也在被大规模地毁灭，这以印度为典型(236) 。正是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才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愈益增大，因此，机器就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

非常有必要研究一下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和财富分配权的进程中英国的经济与对外贸易政策。从整体上来看，英国的经济与贸易政策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演变。就英国政府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作用而言，尽管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迪恩）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自发的，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 克鲁泽甚至认为“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但政府在建立“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政治稳定、行政统一、普通法的完善、支持商业的态度、保障市场自由等。尤其是在圈地上的作用，英国议会的干预应当是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的经典案例。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政府对经济（不仅是对外贸易，而且也包括国内的生产过程）的干预较之以前更加强烈，也更加有效了(237) 。诺思和温格尔曾提出一个观点，即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宪政制度，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约束了民众的机会主义，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除了制定维护社会规范的法令外，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干预主要是体现在商业政策方面。

16~19世纪，英国的商业政策受到重商主义思想的支配，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238) 74。由于19世纪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进步非常缓慢的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就是以邻为壑成为普遍信条。商业政策强化了贸易战的目标。从1651年始，英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禁止国外船只涉足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强迫其殖民地通过英国港口出口本国商品。例如，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239) 106。 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关税、补贴及贸易法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即从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大量被用于再出口（将用于出口的货物先运到英国后再出口） (240) ，以高额关税挤压从属国的产业竞争力。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1844年，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241) 254 

16~19世纪，英国的商业政策受到重商主义思想的支配，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238) 74。由于19世纪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进步非常缓慢的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就是以邻为壑成为普遍信条。商业政策强化了贸易战的目标。从1651年始，英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禁止国外船只涉足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强迫其殖民地通过英国港口出口本国商品。例如，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239) 106。 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关税、补贴及贸易法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即从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大量被用于再出口（将用于出口的货物先运到英国后再出口） (240) ，以高额关税挤压从属国的产业竞争力。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1844年，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241) 254 

国家机器、军事实力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两个支点，其目标是赢得海权和海上的贸易。战争与外交帮助英国的商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出路。1757年在印度、1762年在加拿大和非洲海岸，英国用武力排挤了竞争对手。尤其是“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打断了法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扰乱了法国的国家财政平衡，使其陷入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境，从而为自己赢得全球意义上的政治和战略优势奠定了基础。到70年代，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方面的全球优势，实际拥有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尽管1783年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丧失了13个大陆殖民地，但美国实质上对英国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经济上的独立远远没有达到。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之战使法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拿破仑随后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事与愿违，与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割断联系使欧洲大陆国家深受其害，而英国就轻而易举地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英国在政治上失败（指美国独立），但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从此以后，世界的中心就是英国的首都”(242) 273。也正是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决定性地拉大了英国与荷兰、法国之间在农业、贸易和金融等经济方面的差距 (243) 。基于强大的军事实力的保障，英国得以全力维护其巨大的海外市场，包括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在18世纪的后20年中，英国几乎60%的“新增工业产量”用于出口(244) 199。由于美洲贸易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优势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即使是美国独立战争也没有影响到北美对英国的商品需求(245) 55。 

国家机器、军事实力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两个支点，其目标是赢得海权和海上的贸易。战争与外交帮助英国的商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出路。1757年在印度、1762年在加拿大和非洲海岸，英国用武力排挤了竞争对手。尤其是“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打断了法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扰乱了法国的国家财政平衡，使其陷入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境，从而为自己赢得全球意义上的政治和战略优势奠定了基础。到70年代，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方面的全球优势，实际拥有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尽管1783年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丧失了13个大陆殖民地，但美国实质上对英国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经济上的独立远远没有达到。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之战使法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拿破仑随后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事与愿违，与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割断联系使欧洲大陆国家深受其害，而英国就轻而易举地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英国在政治上失败（指美国独立），但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从此以后，世界的中心就是英国的首都”(242) 273。也正是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决定性地拉大了英国与荷兰、法国之间在农业、贸易和金融等经济方面的差距 (243) 。基于强大的军事实力的保障，英国得以全力维护其巨大的海外市场，包括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在18世纪的后20年中，英国几乎60%的“新增工业产量”用于出口(244) 199。由于美洲贸易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英国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优势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即使是美国独立战争也没有影响到北美对英国的商品需求(245) 55。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了英国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斯密曾呼吁：“殖民地贸易所开放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勿宁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若设英国制造业曾由殖民地贸易而进步，（事实也正如此），那亦绝非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为媒介……独占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之量，却仅仅是改变英国创造品一部分的性质和形式，使违反自然所趋，不再适合于往还频繁而又近便的市场，而适合于往还迟缓而又远隔的市场”，“所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像重商主义其他一切卑劣邪恶的方策一样，会压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尤其是殖民地的产业，却又不能增加母国的产业的毫末”。进一步来看，“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不如说唯一目的，一向即是维持这种独占……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以支持这种独占……所以，在现今的经营组织下，英国从殖民地统领所得的，除了损失，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建议英国应自动放弃殖民地上一切权威，使其自治，得自行立法，自行对外媾和宣战……则英国不仅立即解除了殖民地平时每年建设费的全部，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 (246)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商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政府开始废除一些除关税以外的保护性政策，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巩固国家权力和安全的主要手段，以助其打入欧洲其他“相对疲软的市场”(247) ：1828年，英国贸易工业部放宽了对机械出口的限制，1843年这些限制被完全取消。1841年~1846年间，600多种关税被取消，另外1000多种关税被降低(248) 254。《航海法》在1849年被废除，到1860年，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被单边取消，而重商主义则在技术、资本和产品流动日趋加快的情况下被视为限制过多。尽管19世纪末，贸易自由化在欧洲出现了倒退，但英国到1931年一直坚持其自由贸易政策。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了英国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斯密曾呼吁：“殖民地贸易所开放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勿宁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若设英国制造业曾由殖民地贸易而进步，（事实也正如此），那亦绝非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为媒介……独占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之量，却仅仅是改变英国创造品一部分的性质和形式，使违反自然所趋，不再适合于往还频繁而又近便的市场，而适合于往还迟缓而又远隔的市场”，“所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像重商主义其他一切卑劣邪恶的方策一样，会压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尤其是殖民地的产业，却又不能增加母国的产业的毫末”。进一步来看，“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不如说唯一目的，一向即是维持这种独占……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以支持这种独占……所以，在现今的经营组织下，英国从殖民地统领所得的，除了损失，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建议英国应自动放弃殖民地上一切权威，使其自治，得自行立法，自行对外媾和宣战……则英国不仅立即解除了殖民地平时每年建设费的全部，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 (246)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商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政府开始废除一些除关税以外的保护性政策，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巩固国家权力和安全的主要手段，以助其打入欧洲其他“相对疲软的市场”(247) ：1828年，英国贸易工业部放宽了对机械出口的限制，1843年这些限制被完全取消。1841年~1846年间，600多种关税被取消，另外1000多种关税被降低(248) 254。《航海法》在1849年被废除，到1860年，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被单边取消，而重商主义则在技术、资本和产品流动日趋加快的情况下被视为限制过多。尽管19世纪末，贸易自由化在欧洲出现了倒退，但英国到1931年一直坚持其自由贸易政策。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文化、人的观念的变革，为英国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在欧洲的竞争中逐渐取得领先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欧洲的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到1600年就已经成为其占优势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着社会意识。民族强盛这一利益不仅直接取决于英格兰的经济实力和繁荣富裕，而且还取决于相对其他民族的竞争力。对所有愿意成为英国人的“外国人”表示欢迎，并不介意其同胞的种族出身，这是早期的英国民族意识的特征。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相似的转变现象才在别处被众所感知。因此，“英格兰率先获得了一种新精神，而且作为唯一持有者达两个世纪左右，并且这种精神、这一动力为其相对平平的资源增添了一个因素，从而使这些资源得以重新定位、转变和扩大，鼓舞英格兰踏上了征程，虽然其他社会可能已经备好了更好的行囊，但民族主义使英格兰具有超越它们的竞争优势”。 因为民族主义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民族主义的中心文化结果之一就是一个开放型的或阶层性的等级层次体系，允许社会流动性，鼓励劳工自由（即能够在部门间移动），并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力量的作用领域。民族主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英格兰早在16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敢于竞争、充满自信和富有民族主义意识 (249) 。而兰德斯的研究认为，英国在关键部门中所取得的早期技术优势本身是一种成就，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要理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要考虑到物质上的有利条件（虽然另有些社会也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的天赋条件，却花了很多年来效法英国的这种首创精神），还要考虑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即文化）和体制(250) 300，即得益于它所具有的较低的文化成本。有证据表明，在欧洲社会在实行迫害新教徒和排斥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时，英国通过重建新教伦理为英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确立道德规范的重大历史变革，大体上摆脱了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并从到英国寻求避难的人身上获益匪浅，如来自荷兰南部的纺织布工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荷兰农民引进了排水和精耕细作的技术，犹太人带来了公私理财的经验。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积累无疑为世界工厂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英国文化，或蕴含于英国文化中的一种更强烈的企业精神的因素、由文化所驱动的一个更为宽容的国家结构 (251) ，导致企业家中的人才大量集中在英国。工业化产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高度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专业化社会，它的维持有赖于充分理性化的民众，更有赖于超越传统血缘、地域界限的各类社会精英的支持。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失去了相当多的经管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英国(252) 488。与此同时，初等教育普及既为工业革命造就了大批有文化底蕴的工人，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机器生产需要有文化的熟练工人，在英国，技术教育学院普及的速度起初非常快，1826年有学校100所，到1840年，已超过300所。大工业开创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随蒸汽机一道出现，工业革命的经验时代被科学时代所代替了”(253) 248 。大工业造成初等教育社会化，由国家推行的初等教育普及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254) 。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文化、人的观念的变革，为英国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在欧洲的竞争中逐渐取得领先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欧洲的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到1600年就已经成为其占优势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着社会意识。民族强盛这一利益不仅直接取决于英格兰的经济实力和繁荣富裕，而且还取决于相对其他民族的竞争力。对所有愿意成为英国人的“外国人”表示欢迎，并不介意其同胞的种族出身，这是早期的英国民族意识的特征。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相似的转变现象才在别处被众所感知。因此，“英格兰率先获得了一种新精神，而且作为唯一持有者达两个世纪左右，并且这种精神、这一动力为其相对平平的资源增添了一个因素，从而使这些资源得以重新定位、转变和扩大，鼓舞英格兰踏上了征程，虽然其他社会可能已经备好了更好的行囊，但民族主义使英格兰具有超越它们的竞争优势”。 因为民族主义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民族主义的中心文化结果之一就是一个开放型的或阶层性的等级层次体系，允许社会流动性，鼓励劳工自由（即能够在部门间移动），并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力量的作用领域。民族主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英格兰早在16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敢于竞争、充满自信和富有民族主义意识 (249) 。而兰德斯的研究认为，英国在关键部门中所取得的早期技术优势本身是一种成就，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要理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要考虑到物质上的有利条件（虽然另有些社会也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的天赋条件，却花了很多年来效法英国的这种首创精神），还要考虑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即文化）和体制(250) 300，即得益于它所具有的较低的文化成本。有证据表明，在欧洲社会在实行迫害新教徒和排斥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时，英国通过重建新教伦理为英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确立道德规范的重大历史变革，大体上摆脱了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并从到英国寻求避难的人身上获益匪浅，如来自荷兰南部的纺织布工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荷兰农民引进了排水和精耕细作的技术，犹太人带来了公私理财的经验。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积累无疑为世界工厂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英国文化，或蕴含于英国文化中的一种更强烈的企业精神的因素、由文化所驱动的一个更为宽容的国家结构 (251) ，导致企业家中的人才大量集中在英国。工业化产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高度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专业化社会，它的维持有赖于充分理性化的民众，更有赖于超越传统血缘、地域界限的各类社会精英的支持。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失去了相当多的经管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英国(252) 488。与此同时，初等教育普及既为工业革命造就了大批有文化底蕴的工人，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机器生产需要有文化的熟练工人，在英国，技术教育学院普及的速度起初非常快，1826年有学校100所，到1840年，已超过300所。大工业开创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随蒸汽机一道出现，工业革命的经验时代被科学时代所代替了”(253) 248 。大工业造成初等教育社会化，由国家推行的初等教育普及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254) 。

至18世纪30年代，随着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的诞生，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作为工业生产组织基本形式——工厂制的确立，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5) 32、36。“这一时期无论国民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都持续提高了，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 (256) 。到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257) 。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从1850年~1873年，确实存在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258) 。霍布斯鲍姆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一个国家即大不列颠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 (259) 。16~17世纪的荷兰仅仅是一个世界商业中心，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还是工业中心，当时的英国集世界科技中心、世界制造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为一体，英国的竞争优势是无可匹敌的，这源于英国的资源获取成本和使用效率。保罗·芒图认为，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260) 22。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定通向社会革命。”(261) 87

相对于英国而言，17世纪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经济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尽管当时存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但早期资产阶级参与封建国家政治权力的程度和能力很低，尚未达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上升的阶级提出利益主张并展开政治行动的程度。“早期资产阶级因虚荣和贪婪而追求各种头衔，并吸收了贵族的生活方式。此外，他们还被诱使放弃真正的资产阶级经济活动，因为把钱用作信贷资本而非工业或农业资本能获得财政上的收益。”(262) 346不仅如此，君主制也远没有控制住整个局势，而只是一种力图为确立君主的政治统治的制度。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其权力受各种地区机构、法律传统和地方经济体系的制约，揭开外表，法国的内部结构几乎与德意志一样四分五裂：城镇持有特许状，许多大的省份依据与王室的古老协议而享有自治特权，省界上税卡林立，全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263) 145。法国与其追赶的对手英国的发展中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旧贵族获得了相对的政治上的成功。旧贵族的短期利益无助于法国从世界经济体的劳动分工中获取最大利益的长期能力(264) 349。

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尤其是法国、普鲁士和玛利亚·特里萨（ Mama Theresa）的奥地利等——实施了一些大规模的代价高昂的工业发展计划。它们的目标或多或少是一样的：通过财富和就业来扩大政治权力，但是，它们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性的并且依靠不确定的资源——因时间和地点而各不相同。在开始时，重点通常是放在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生活上，几乎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企业，生产皇室消费的大宗用品——首先是武器，其次是镜子、挂毯、瓷器等室内装饰品(265) 343。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法国军队规模扩至40万左右，政府要给士兵提供军服和装备，因而制服生产和武器弹药制造的订单空前，相应的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客观上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法国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政府的指导(266) 150。18世纪30年代后英国兴起工业革命后，法国是仿效英国工业模式的第一个国家。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处于同一阶段，在某些方面，法国甚至处于优势地位，例如，法国于1794年设立综合技术学校——世界上第一所应用科学学院——和后来建立的根据科学工业原理培训工厂所有者的中央制造工艺学校。

至18世纪30年代，随着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的诞生，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作为工业生产组织基本形式——工厂制的确立，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5) 32、36。“这一时期无论国民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都持续提高了，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 (256) 。到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257) 。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从1850年~1873年，确实存在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258) 。霍布斯鲍姆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一个国家即大不列颠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 (259) 。16~17世纪的荷兰仅仅是一个世界商业中心，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还是工业中心，当时的英国集世界科技中心、世界制造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为一体，英国的竞争优势是无可匹敌的，这源于英国的资源获取成本和使用效率。保罗·芒图认为，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260) 22。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定通向社会革命。”(261) 87

相对于英国而言，17世纪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经济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尽管当时存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但早期资产阶级参与封建国家政治权力的程度和能力很低，尚未达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上升的阶级提出利益主张并展开政治行动的程度。“早期资产阶级因虚荣和贪婪而追求各种头衔，并吸收了贵族的生活方式。此外，他们还被诱使放弃真正的资产阶级经济活动，因为把钱用作信贷资本而非工业或农业资本能获得财政上的收益。”(262) 346不仅如此，君主制也远没有控制住整个局势，而只是一种力图为确立君主的政治统治的制度。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其权力受各种地区机构、法律传统和地方经济体系的制约，揭开外表，法国的内部结构几乎与德意志一样四分五裂：城镇持有特许状，许多大的省份依据与王室的古老协议而享有自治特权，省界上税卡林立，全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263) 145。法国与其追赶的对手英国的发展中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旧贵族获得了相对的政治上的成功。旧贵族的短期利益无助于法国从世界经济体的劳动分工中获取最大利益的长期能力(264) 349。

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尤其是法国、普鲁士和玛利亚·特里萨（ Mama Theresa）的奥地利等——实施了一些大规模的代价高昂的工业发展计划。它们的目标或多或少是一样的：通过财富和就业来扩大政治权力，但是，它们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性的并且依靠不确定的资源——因时间和地点而各不相同。在开始时，重点通常是放在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生活上，几乎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企业，生产皇室消费的大宗用品——首先是武器，其次是镜子、挂毯、瓷器等室内装饰品(265) 343。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法国军队规模扩至40万左右，政府要给士兵提供军服和装备，因而制服生产和武器弹药制造的订单空前，相应的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客观上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法国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政府的指导(266) 150。18世纪30年代后英国兴起工业革命后，法国是仿效英国工业模式的第一个国家。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处于同一阶段，在某些方面，法国甚至处于优势地位，例如，法国于1794年设立综合技术学校——世界上第一所应用科学学院——和后来建立的根据科学工业原理培训工厂所有者的中央制造工艺学校。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不久，在英国、法国与荷兰三个国家微妙的关系维持不久，荷兰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成为英国从属的伙伴，共同遏制法国势力在当地和全球的扩张。1756年~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败于荷兰对英国的资金资助。尽管财政状况非常不乐观，但法国没有放弃追赶英国的努力。“七年战争”期间，作为宗主国的法国同其西印度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中断了7年，这是因为法国从事的奴隶贸易以及从殖民地获取财富——例如稳定增长的蔗糖赢利——的通道被英国所控制，并且英国几乎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全部胜利（1759年夺取瓜达卢佩，1762年夺取马提尼克、格林纳达、圣卢西埃和圣文森特），但却从未夺取圣多明戈（法属岛屿中最富庶的一个）。从战略上来审视，英国军队在西印度的首要任务不是夺取法国领土，而是打断法国的贸易并保护英国的贸易。因为，英国军队在欧洲的推进客观上使法国从地中海撤出很大的军事力量，原先这些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劫掠加勒比地区的贸易。然而，到“七年战争”结束时，特别是在与西班牙宣战之后，英国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267) 319。“七年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北美出现了不稳定的局势，这种不稳定很快演变成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使法国在与英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暂时重新夺回优势。法国迅速地抓住美洲动荡创造的这个机会，与西班牙结盟对英国发起反击。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几个国家成立了航海中立联盟，连葡萄牙和联合省都加入其中，它们对英国在斗争中的关键武器之一——私掠船进行了打击。欧洲的力量均衡暂时转变，向不利于英国的一面倾斜，这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268)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不久，在英国、法国与荷兰三个国家微妙的关系维持不久，荷兰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成为英国从属的伙伴，共同遏制法国势力在当地和全球的扩张。1756年~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败于荷兰对英国的资金资助。尽管财政状况非常不乐观，但法国没有放弃追赶英国的努力。“七年战争”期间，作为宗主国的法国同其西印度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中断了7年，这是因为法国从事的奴隶贸易以及从殖民地获取财富——例如稳定增长的蔗糖赢利——的通道被英国所控制，并且英国几乎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全部胜利（1759年夺取瓜达卢佩，1762年夺取马提尼克、格林纳达、圣卢西埃和圣文森特），但却从未夺取圣多明戈（法属岛屿中最富庶的一个）。从战略上来审视，英国军队在西印度的首要任务不是夺取法国领土，而是打断法国的贸易并保护英国的贸易。因为，英国军队在欧洲的推进客观上使法国从地中海撤出很大的军事力量，原先这些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劫掠加勒比地区的贸易。然而，到“七年战争”结束时，特别是在与西班牙宣战之后，英国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267) 319。“七年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北美出现了不稳定的局势，这种不稳定很快演变成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使法国在与英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暂时重新夺回优势。法国迅速地抓住美洲动荡创造的这个机会，与西班牙结盟对英国发起反击。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几个国家成立了航海中立联盟，连葡萄牙和联合省都加入其中，它们对英国在斗争中的关键武器之一——私掠船进行了打击。欧洲的力量均衡暂时转变，向不利于英国的一面倾斜，这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268) 。

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主要收获是得到了英属最大的10个西印度岛屿中的7个。不过战争却使法国陷入财政困境，这直接导致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爆发，由此对随后的英法对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69) 。当两个大国于1793年重新开战之时，英国立即集中力量夺回了对西印度的控制权。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惨败的法国的海上力量受到致命一击 (270) ，在整个19世纪，法国再也无法挑战英国海上霸权，而英国得以重新确立对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和商业影响，迫使拿破仑“用范围不断扩大的陆地战来间接对付海上敌人”(271) 171。从历史进程来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和构建大陆体系的愿望恐怕事与愿违。有学者指出，与欧洲以外的世界割断联系使大陆国家深受其苦，而英国却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海外新市场代替封闭了的欧洲市场，也找到了新的资源，并用它诱使更多的大陆国家加入反拿破仑联盟 (272) 。滑铁卢战役后，英国最终确立了全面的霸权地位。

政治危机与战争影响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技术进步。拿破仑的征伐给不仅欧洲大陆国家带来了（财富）资本和人力损毁、政治不稳定，而且阻止了大陆国家的对外贸易，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妨碍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新技术的扩散与传播。实际上，法国所受影响最为严重。法国面对欧洲其他强国的军事对抗与贸易封锁加大其军事投入，但连年的战争，不仅陷入政治孤立的困境，而且随着财富的大量消耗，加上几乎所有的国外市场和殖民地市场都被剥夺殆尽，结果导致国内金融混乱，经济削弱。有论者提出，由于市场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在1789年以后的10年中，法国的一些重要纺织中心的产出下降了一半以上，只有棉纺织业看来继续保持发展，但其部分产品无疑是劣质产品，甚至因为对武器的需求增加而获益匪浅的冶金工业看来也衰落了，1815年时，尽管在帝国时期生铁产品有大幅度的增加，但生铁产量可能并不比1789年时大多少(273) 351。进入19世纪，英国充分利用战争的展开进入了那些被封锁的欧洲大陆竞争对手——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与荷兰的航运业及其商人，并且建立起自己与南美洲、非洲和东方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重化学工业迅速赶上并且超过了法国(274) 。迟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半数以上的铁产量仍然是由炭炉生产的，而且直到1856年危机以后，炭炉的铁产量才开始下降。据估计，直到1847年，法国全部工业部门中只有不到5000台蒸汽机，合计只有62000马力，而英格兰在1826年的数字是375000马力。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国内传统棉纺工业才开始在工厂的竞争下趋于衰落。即使是铁路工业，在法国的发展也很迟缓。在1845年第一次铁路繁荣结束时，法国只有1200英里铁路投入使用。农业占法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789年时估计为59%，到1845年时占46. 5 %，到1890年时仍然占到国民总收入的35%(275) 12。

从总体上来看，19世纪是工业化初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19世纪上半期，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继英国之后开始了以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及铁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标志着工业革命道路的开展。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并通过贸易、资本输出、技术转移等方式向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注入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建立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机制。马克思和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性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相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76) 35

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主要收获是得到了英属最大的10个西印度岛屿中的7个。不过战争却使法国陷入财政困境，这直接导致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爆发，由此对随后的英法对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69) 。当两个大国于1793年重新开战之时，英国立即集中力量夺回了对西印度的控制权。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惨败的法国的海上力量受到致命一击 (270) ，在整个19世纪，法国再也无法挑战英国海上霸权，而英国得以重新确立对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和商业影响，迫使拿破仑“用范围不断扩大的陆地战来间接对付海上敌人”(271) 171。从历史进程来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和构建大陆体系的愿望恐怕事与愿违。有学者指出，与欧洲以外的世界割断联系使大陆国家深受其苦，而英国却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海外新市场代替封闭了的欧洲市场，也找到了新的资源，并用它诱使更多的大陆国家加入反拿破仑联盟 (272) 。滑铁卢战役后，英国最终确立了全面的霸权地位。

政治危机与战争影响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技术进步。拿破仑的征伐给不仅欧洲大陆国家带来了（财富）资本和人力损毁、政治不稳定，而且阻止了大陆国家的对外贸易，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妨碍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新技术的扩散与传播。实际上，法国所受影响最为严重。法国面对欧洲其他强国的军事对抗与贸易封锁加大其军事投入，但连年的战争，不仅陷入政治孤立的困境，而且随着财富的大量消耗，加上几乎所有的国外市场和殖民地市场都被剥夺殆尽，结果导致国内金融混乱，经济削弱。有论者提出，由于市场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在1789年以后的10年中，法国的一些重要纺织中心的产出下降了一半以上，只有棉纺织业看来继续保持发展，但其部分产品无疑是劣质产品，甚至因为对武器的需求增加而获益匪浅的冶金工业看来也衰落了，1815年时，尽管在帝国时期生铁产品有大幅度的增加，但生铁产量可能并不比1789年时大多少(273) 351。进入19世纪，英国充分利用战争的展开进入了那些被封锁的欧洲大陆竞争对手——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与荷兰的航运业及其商人，并且建立起自己与南美洲、非洲和东方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重化学工业迅速赶上并且超过了法国(274) 。迟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半数以上的铁产量仍然是由炭炉生产的，而且直到1856年危机以后，炭炉的铁产量才开始下降。据估计，直到1847年，法国全部工业部门中只有不到5000台蒸汽机，合计只有62000马力，而英格兰在1826年的数字是375000马力。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国内传统棉纺工业才开始在工厂的竞争下趋于衰落。即使是铁路工业，在法国的发展也很迟缓。在1845年第一次铁路繁荣结束时，法国只有1200英里铁路投入使用。农业占法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789年时估计为59%，到1845年时占46. 5 %，到1890年时仍然占到国民总收入的35%(275) 12。

从总体上来看，19世纪是工业化初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19世纪上半期，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继英国之后开始了以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及铁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标志着工业革命道路的开展。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并通过贸易、资本输出、技术转移等方式向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注入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建立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机制。马克思和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性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相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76)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