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战争与财富流动

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 (4) 近代以来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权的追逐与控制，首先是依赖于权力，其中最为倚重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至今依然是某些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信条。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强权国家谋求对资源丰富地区的占有和控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派军队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控制该地区的铁矿和煤炭这两项重要战略资源。国家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是由一国的财富和军事能力来确定的，而军事能力通常与国家财富及技术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使得国家主动或被迫参与提升军事能力的世界竞争。历史地审视，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国家财富的殷实的重要来源，但并非是强国巩固和拓展财富的必要因素，不仅如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囿于天赐的财富而疏于进取和武备，从而成为霸权国家仰仗军事力量攫取财富的“天堂”。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便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资源。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力，而逐渐衰微的强国会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的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战争并非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分配权的最有效的方式(5) ，而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则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列强炫耀和使用武力，看中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列强在战后通过战争赔款、不平等条约以及在“自由贸易”大旗下的通商权等推行“全球自由主义”，其目的是“在全球经济中”推行“生产要素（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准则”(6) 41、45。

军事实力的运用是控制财富分配权的原始力量。霍布斯丛林法则所揭示的国家之间竞争方式及其结果历来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和依托的，民族国家尤甚。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全球性战争显然是霸权国家更迭和经济周期变换的重要原因，全球性战争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并导致一个世界大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一个世纪后，另一个霸权国家又取而代之。由于每个霸权国家都依次受到诱惑，陷入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并最终面临丧失权威和失败的危险，导致“权力分散” (7) 。汉斯·摩根索在《捍卫国家利益》中提出，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利益之根本，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实力的国家必然在国际上受制于强国(8) 。因为“强国的本性就是扩张……除非有强大阻力，否则这一倾向发展的结果就是领土扩张”(9) 144。通常而言，国家实力状况以及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力量的判断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尽管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区分为领导者、追随者和失败国家，但凡是民族国家均会有其国家利益，无论处于哪种角色，“国家会致力于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这种努力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 (10) 。

军事实力的运用是控制财富分配权的原始力量。霍布斯丛林法则所揭示的国家之间竞争方式及其结果历来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和依托的，民族国家尤甚。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全球性战争显然是霸权国家更迭和经济周期变换的重要原因，全球性战争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并导致一个世界大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一个世纪后，另一个霸权国家又取而代之。由于每个霸权国家都依次受到诱惑，陷入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并最终面临丧失权威和失败的危险，导致“权力分散” (7) 。汉斯·摩根索在《捍卫国家利益》中提出，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利益之根本，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实力的国家必然在国际上受制于强国(8) 。因为“强国的本性就是扩张……除非有强大阻力，否则这一倾向发展的结果就是领土扩张”(9) 144。通常而言，国家实力状况以及国家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力量的判断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尽管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区分为领导者、追随者和失败国家，但凡是民族国家均会有其国家利益，无论处于哪种角色，“国家会致力于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这种努力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 (10) 。

尽管权力的资源来源广泛，但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11) 321。因为随着国家的经济强盛和军事发展，不仅会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他国的领土和行为以及世界经济），也能够试图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彻底修正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对于既有的霸权国家而言，“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12) 109。正如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中提出的：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3) 472，而财富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维持军事强势需要巨额的政府支出与投资，这在客观上拉动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而又强化了军事实力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战争对工业生产能力扩张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以近代钢铁工业为例，“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因此影响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4)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控制商业、贸易体系，获取经济利益。在戴维·希利看来，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5) 472。这从近代以来强权国家的发展脉络中可以得到印证。反过来以日本为例，推动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依赖于美国的军事防务，日本将节约的军费开支大规模地投资于经济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尽管权力的资源来源广泛，但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11) 321。因为随着国家的经济强盛和军事发展，不仅会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他国的领土和行为以及世界经济），也能够试图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彻底修正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对于既有的霸权国家而言，“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12) 109。正如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中提出的：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3) 472，而财富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维持军事强势需要巨额的政府支出与投资，这在客观上拉动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而又强化了军事实力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战争对工业生产能力扩张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以近代钢铁工业为例，“政府的需求创造出早熟的钢铁工业，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求……军事需求因此影响日后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进、铁轨、铁船等重大革新逐一出现。如果没有战争对钢铁制造业的推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4)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控制商业、贸易体系，获取经济利益。在戴维·希利看来，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15) 472。这从近代以来强权国家的发展脉络中可以得到印证。反过来以日本为例，推动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依赖于美国的军事防务，日本将节约的军费开支大规模地投资于经济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谋求军事力量的壮大是长期以来国家追求繁荣富强的重要通路，即使在民族国家成立以前亦是如此。早在11世纪的欧洲，政治集团的统一趋势日渐压倒分裂割据。对内的征战和对外的征伐使得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有显著的军事特征。但不论欧洲经济体系扩张的成因如何，其结果之一便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例如“通过香巴尼省的定期集市，一些商人把近东地区、地中海地区与工业化的荷兰、从事初级生产的北海、波罗的海地区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复杂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新财富的迅速积累，这扩大了政府可资利用的财政机遇的范围” (16) 。在诺思看来，

谋求军事力量的壮大是长期以来国家追求繁荣富强的重要通路，即使在民族国家成立以前亦是如此。早在11世纪的欧洲，政治集团的统一趋势日渐压倒分裂割据。对内的征战和对外的征伐使得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有显著的军事特征。但不论欧洲经济体系扩张的成因如何，其结果之一便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例如“通过香巴尼省的定期集市，一些商人把近东地区、地中海地区与工业化的荷兰、从事初级生产的北海、波罗的海地区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复杂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新财富的迅速积累，这扩大了政府可资利用的财政机遇的范围” (16) 。在诺思看来，

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揭示，中世纪盛世乃是变革的时代。到13世纪初，西欧的政治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改变了10世纪时的状况。概而言之，人口和商业已一道扩张；技术革新即使还是有限地出现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业方法已调整适应了新的环境，其最后结果使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 (17) 。

到中世纪末期，在法国、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波罗的海周围等地区，政治集团的统一已不可阻挡，这是以统治集团努力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掌控为基础的。但实际上政府的权力非常分散，常备军队尚未真正建立，王国的大宗岁入依然来自传统的封建王权的附加权利以及其他封建小领主的义务。诺思进一步指出，

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揭示，中世纪盛世乃是变革的时代。到13世纪初，西欧的政治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改变了10世纪时的状况。概而言之，人口和商业已一道扩张；技术革新即使还是有限地出现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业方法已调整适应了新的环境，其最后结果使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 (17) 。

到中世纪末期，在法国、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波罗的海周围等地区，政治集团的统一已不可阻挡，这是以统治集团努力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掌控为基础的。但实际上政府的权力非常分散，常备军队尚未真正建立，王国的大宗岁入依然来自传统的封建王权的附加权利以及其他封建小领主的义务。诺思进一步指出，

凡是以前贵族的承租人亲自服劳役或提供产品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可以改用货币定金交付。以服军役为条件的承租人往往用一笔钱（常常是2马克，在英国为1镑）来代替每人应服的兵役，这笔钱相当于一个骑士一年服役40天、每天6便士的报酬。一个骑士代偿的价格逐渐按这一比率固定下来。承租人每年的义务主要是价格提高、直接与国王议价，再就是交纳定金。封建捐税变成类似于今天纳税的现金给付对承租人和领主都有好处。领主得到了无需依赖其承租人的个人劳役而独立生产公共产品的手段；承租人则可以自由地专心于管理和生产。这一事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国王和大贵族现在能够组织一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备雇佣军（下划线为引者所加）。那些贵族也无需再受40天兵役的限制，而可以在他们希望的时间和地点集结军队，他们有多大负担能力，便可以维持多大规模的军队。这一发展——从13世纪起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政治上对岁入的争夺，最终既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的道路。……13世纪已为通向普遍变革指出了道路。变革的原因有两个：（1） 贸易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增长；（2） 货币经济对军事单位最低有效规模的后果。……13世纪兴起的贸易，如果不是保护延伸到了较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发展的。通往香槟集市的商队最迟在13世纪初期已采用了保护和重甲武装，但保护的所在地日渐从单个人和庄园转移到地区法院和男爵，乃至较大地区的国王。这样，对远程贸易商品的私有权的保护便对较大政治组织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地区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职能在13世纪的扩大，其财政要求也增长了 (18) 。

诺思所说的引起变革的两方面因素，实际上都是与军事力量的掌控与运用密切关联。无论是因远程贸易兴起而产生的对武装保护的大规模需求，还是用货币给付来代替封建臣民服军役，对常备军队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统治集团也越来越有实力来雇佣、建设临时的或常备的军队(19) ，一方面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的权力，提高了国王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货币经济的兴起不仅鼓励了有专长的人的发展——热那亚的大弩手、英国的弓箭手、瑞士和德国的长矛手——而且使专业化的雇佣武装力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20) 91，因为以往统治集团对地方封建势力行使权力的方式已经可以用货币来替代了，客观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军事动员能力，客观上为欧洲连年不断的征战准备了基础条件，其间包含了战争目的的多样、战争条件的成熟、战争手段的翻新等变化。

凡是以前贵族的承租人亲自服劳役或提供产品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可以改用货币定金交付。以服军役为条件的承租人往往用一笔钱（常常是2马克，在英国为1镑）来代替每人应服的兵役，这笔钱相当于一个骑士一年服役40天、每天6便士的报酬。一个骑士代偿的价格逐渐按这一比率固定下来。承租人每年的义务主要是价格提高、直接与国王议价，再就是交纳定金。封建捐税变成类似于今天纳税的现金给付对承租人和领主都有好处。领主得到了无需依赖其承租人的个人劳役而独立生产公共产品的手段；承租人则可以自由地专心于管理和生产。这一事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国王和大贵族现在能够组织一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备雇佣军（下划线为引者所加）。那些贵族也无需再受40天兵役的限制，而可以在他们希望的时间和地点集结军队，他们有多大负担能力，便可以维持多大规模的军队。这一发展——从13世纪起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政治上对岁入的争夺，最终既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的道路。……13世纪已为通向普遍变革指出了道路。变革的原因有两个：（1） 贸易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增长；（2） 货币经济对军事单位最低有效规模的后果。……13世纪兴起的贸易，如果不是保护延伸到了较大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发展的。通往香槟集市的商队最迟在13世纪初期已采用了保护和重甲武装，但保护的所在地日渐从单个人和庄园转移到地区法院和男爵，乃至较大地区的国王。这样，对远程贸易商品的私有权的保护便对较大政治组织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地区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职能在13世纪的扩大，其财政要求也增长了 (18) 。

诺思所说的引起变革的两方面因素，实际上都是与军事力量的掌控与运用密切关联。无论是因远程贸易兴起而产生的对武装保护的大规模需求，还是用货币给付来代替封建臣民服军役，对常备军队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统治集团也越来越有实力来雇佣、建设临时的或常备的军队(19) ，一方面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的权力，提高了国王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货币经济的兴起不仅鼓励了有专长的人的发展——热那亚的大弩手、英国的弓箭手、瑞士和德国的长矛手——而且使专业化的雇佣武装力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20) 91，因为以往统治集团对地方封建势力行使权力的方式已经可以用货币来替代了，客观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军事动员能力，客观上为欧洲连年不断的征战准备了基础条件，其间包含了战争目的的多样、战争条件的成熟、战争手段的翻新等变化。

然而，实际上直到15世纪，“尽管政府——甚至是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政府——事实上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与贵族阶层分享着军事控制权”，随着统治者对军事力量控制能力的提高，政治集团的统一进程日益加快。军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依赖于政府对收入来源、规模的掌控以及构建稳固的公共权力，这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收入体系，并帮助政治集团巩固了分配社会主要财富资源的权力，“很快，这一成就既成了政治权力集中的原因，又成了其结果”：在中世纪后期，汉萨城市在吕贝克的统领下，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贸易，而意大利人则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竞争早已宣告结束，包括斯德哥尔摩的大多数城市都成为德国的领地(21) 240、60。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西班牙在16世纪的最终衰落，可以发现财富对于维持政治统治的极端重要性。财富是王权实现政治统治的基础，太多的军事投入依赖于财富的增长或者是财富控制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实现政治统治所追逐的目标是获取更多的财富，更大程度上提高财富分配的控制力。“哈布斯堡王朝对大部分欧洲的霸权意味着经常性的战争和在欧洲维持一支规模最大、最有训练的军队，意味着海军的发展和与周期性反叛有关的费用的增长。”(22) 142“维持和试图扩大帝国的支出超过了西班牙帝国的岁入，结果查理五世在危机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贷款……国家愈来愈要乞灵于那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拖延付款期限，降低利率，提高金价。1557年还宣布自己破产。这一政策于1575年、157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曾一再施行……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为了维持他们营建的这个脆弱的帝国，每年要花费许多款项，结果开支不断超过岁入。随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因其反叛而下降以及随后北方七省成功地获得独立，王权被迫对那些尚属稳定的传统岁入来源实行缩减……新大陆的财富归王权占有，但是当16世纪末这个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外部税源趋于平稳而从17世纪30年代起急剧衰落时，王权便被迫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一些应急的办法。铜币替代银币……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战争往往也是一个国家崛起并谋求世界经济霸权和另一个国家衰落过程中的转折点(23) 70。古往今来，对战争类别的区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统一或令绝大多数人信服的意见。如果取其中的交集，大体上可以包括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殖民战争、贸易战争等，并且对这种战争类别的区分并无严格的标准，往往互相包含、互相转化。例如有论者指出，1700年~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王朝战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路易十四为法国争夺欧洲与西属美洲贸易的战争。英国人和荷兰人卷入那场战争也是出于他们未来同印度发展贸易的利益(24) 1、9。

然而，实际上直到15世纪，“尽管政府——甚至是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政府——事实上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与贵族阶层分享着军事控制权”，随着统治者对军事力量控制能力的提高，政治集团的统一进程日益加快。军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依赖于政府对收入来源、规模的掌控以及构建稳固的公共权力，这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收入体系，并帮助政治集团巩固了分配社会主要财富资源的权力，“很快，这一成就既成了政治权力集中的原因，又成了其结果”：在中世纪后期，汉萨城市在吕贝克的统领下，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贸易，而意大利人则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竞争早已宣告结束，包括斯德哥尔摩的大多数城市都成为德国的领地(21) 240、60。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西班牙在16世纪的最终衰落，可以发现财富对于维持政治统治的极端重要性。财富是王权实现政治统治的基础，太多的军事投入依赖于财富的增长或者是财富控制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实现政治统治所追逐的目标是获取更多的财富，更大程度上提高财富分配的控制力。“哈布斯堡王朝对大部分欧洲的霸权意味着经常性的战争和在欧洲维持一支规模最大、最有训练的军队，意味着海军的发展和与周期性反叛有关的费用的增长。”(22) 142“维持和试图扩大帝国的支出超过了西班牙帝国的岁入，结果查理五世在危机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贷款……国家愈来愈要乞灵于那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拖延付款期限，降低利率，提高金价。1557年还宣布自己破产。这一政策于1575年、157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曾一再施行……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为了维持他们营建的这个脆弱的帝国，每年要花费许多款项，结果开支不断超过岁入。随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因其反叛而下降以及随后北方七省成功地获得独立，王权被迫对那些尚属稳定的传统岁入来源实行缩减……新大陆的财富归王权占有，但是当16世纪末这个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外部税源趋于平稳而从17世纪30年代起急剧衰落时，王权便被迫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一些应急的办法。铜币替代银币……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战争往往也是一个国家崛起并谋求世界经济霸权和另一个国家衰落过程中的转折点(23) 70。古往今来，对战争类别的区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统一或令绝大多数人信服的意见。如果取其中的交集，大体上可以包括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殖民战争、贸易战争等，并且对这种战争类别的区分并无严格的标准，往往互相包含、互相转化。例如有论者指出，1700年~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王朝战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路易十四为法国争夺欧洲与西属美洲贸易的战争。英国人和荷兰人卷入那场战争也是出于他们未来同印度发展贸易的利益(24) 1、9。

争夺贸易控制权被认为是引发战争的一种主要因素，因为战争常常是一个国家崛起并谋求经济权力和另一个国家衰落过程中的转折点，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贸易与财富流动。马克思就曾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25) 37卡列维·霍尔斯蒂的研究表明（参见表3.1），引发战争或军事干预的常见因素有13种，其中关于领土的争议是最大的战争根源，约占所有因素的24%，而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位列其次，差不多占18%左右。如果再计算这一期间战争中所包含的敌对双方的争议问题时可以发现，这22次战争中有12次涉及领土问题，占到55%，有8次战争涉及贸易问题，占所有战争的36% (26) 。

表3.1　1648年~1713年的战争与争议问题

争夺贸易控制权被认为是引发战争的一种主要因素，因为战争常常是一个国家崛起并谋求经济权力和另一个国家衰落过程中的转折点，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贸易与财富流动。马克思就曾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25) 37卡列维·霍尔斯蒂的研究表明（参见表3.1），引发战争或军事干预的常见因素有13种，其中关于领土的争议是最大的战争根源，约占所有因素的24%，而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位列其次，差不多占18%左右。如果再计算这一期间战争中所包含的敌对双方的争议问题时可以发现，这22次战争中有12次涉及领土问题，占到55%，有8次战争涉及贸易问题，占所有战争的36% (26) 。

表3.1　1648年~1713年的战争与争议问题

注：开战方或宣战方列在前。

资料来源：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45页。

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自古就存在，例如，13世纪以来因政治集团掌握军事力量的能力日渐增加，在较远距离的贸易中渴求武装保护（除经济技术条件外），甚至以军事行动牵引贸易活动，统治集团的政治、财富与经济政策，军事力量与财富获取的关系日益紧密，统特别是在13世纪末以来，商业关系模式常常被滥用，包括对商业资本的掠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交和军事形势。武装远航帆船的发展意味着欧洲的世界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在15~16世纪，欧洲发展起来的装备有火炮的舰船在大西洋具有显著技术优势。在1501年取得一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在实际的船体侧面上而不是在船的上层开出一些炮眼，这使较大的船只能大大加强其火力和稳定性。而大约从1509年起，当葡萄牙人在第乌战胜了埃及舰队时，葡萄牙海军就在印度洋具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们不仅在印度洋出现，他们还出现在南中国海、非洲的东西海岸、南大西洋、纽芬兰，当然也在欧洲，“这样，一种葡萄牙经济到处可见”(27) 419。自16世纪晚期以来，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商业资　　

注：开战方或宣战方列在前。

资料来源：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45页。

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自古就存在，例如，13世纪以来因政治集团掌握军事力量的能力日渐增加，在较远距离的贸易中渴求武装保护（除经济技术条件外），甚至以军事行动牵引贸易活动，统治集团的政治、财富与经济政策，军事力量与财富获取的关系日益紧密，统特别是在13世纪末以来，商业关系模式常常被滥用，包括对商业资本的掠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交和军事形势。武装远航帆船的发展意味着欧洲的世界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在15~16世纪，欧洲发展起来的装备有火炮的舰船在大西洋具有显著技术优势。在1501年取得一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在实际的船体侧面上而不是在船的上层开出一些炮眼，这使较大的船只能大大加强其火力和稳定性。而大约从1509年起，当葡萄牙人在第乌战胜了埃及舰队时，葡萄牙海军就在印度洋具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们不仅在印度洋出现，他们还出现在南中国海、非洲的东西海岸、南大西洋、纽芬兰，当然也在欧洲，“这样，一种葡萄牙经济到处可见”(27) 419。自16世纪晚期以来，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商业资　　

本最主要投向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1610年~1640年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10倍(28) 21。法国从1599年~1780年间至少建立了75个商业垄断公司，荷兰在1602年与1617年先后建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英国在1533年~1680年间组织了49个商业垄断公司(29) 359。其中1575年~1630年间，经王室特许成立的合股公司和组织有20多个，投资入股空前踊跃，达6336人，总资本为800万镑，其中商人投资者占73.5%，商人投资额占80.4%。这些公司扮演着贯彻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驻外机构的角色，并且获得了王权政府的积极扶植，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从海外掠夺大量财富。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政府授权，它在从事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时具备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职能 (30) 。关于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实际上清晰地体现在重商主义的思想上。斯皮格尔在撰写西方经济思想成长历程时，为重商主义这一章精心设计了“旨在国家利益的经济战争”(31) 81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在希克斯看来，重商主义的诞生标志着这样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它是实现国家各种目标的一种手段”(32) 146。这就不难理解柯尔培尔所说的“商业是公共资金的源泉，而公共资金是战争的神经”(33) 464。

本最主要投向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1610年~1640年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10倍(28) 21。法国从1599年~1780年间至少建立了75个商业垄断公司，荷兰在1602年与1617年先后建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英国在1533年~1680年间组织了49个商业垄断公司(29) 359。其中1575年~1630年间，经王室特许成立的合股公司和组织有20多个，投资入股空前踊跃，达6336人，总资本为800万镑，其中商人投资者占73.5%，商人投资额占80.4%。这些公司扮演着贯彻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驻外机构的角色，并且获得了王权政府的积极扶植，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从海外掠夺大量财富。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政府授权，它在从事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时具备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职能 (30) 。关于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实际上清晰地体现在重商主义的思想上。斯皮格尔在撰写西方经济思想成长历程时，为重商主义这一章精心设计了“旨在国家利益的经济战争”(31) 81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在希克斯看来，重商主义的诞生标志着这样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它是实现国家各种目标的一种手段”(32) 146。这就不难理解柯尔培尔所说的“商业是公共资金的源泉，而公共资金是战争的神经”(33) 464。

在1715年~1814年这一个世纪中，领土和贸易问题依然是引发战争的最常见的争议问题（参见表3.1）。但就贸易问题而言，与1648年~1713年最大的区别在于，1715年~1814年间，经过《乌德勒支合约》的约束，民族国家的“贸易、航海与国家利益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34) 82。由贸易引发的战争，例如1736年~1739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归属的战争(35) 、1739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詹金斯割耳之战”(36) 、1780年~1783年的英荷战争(37) 等。当时欧洲的王室普遍面临的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便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这主要是缘于战争。在16世纪，军费开支占欧洲各君主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还算低的，大约为27%。到了17和18世纪，该比例迅速上升至46%和54%。在伊丽莎白统治的1585年~1600 年间，由于同西班牙争夺霸权，英国的军事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竟然保持在79%的高水平之上。甚至像著名的成立于1710年的南海公司，也完全是为了给战争筹款(38) 72。这一时期，商人阶级与统治者之间彼此依赖。15世纪，商人集团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关税(39) 和议会补助金，而且每当国王财政拮据或陷于危机时，一些商业大家族或直接成为国王的贷款人，或以赊欠的形式向君主提供物资用以装备其军队，支持其发动或参加的战争。这种情况在英、法、意、德、西、荷和北欧等国都相当普遍。在1553年~1569年间的英国，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女王仅向伦敦商人的个人借款数额就超过了10万英镑。在1660 年，富商巨贾债权人更可以说为丹麦—挪威王国专制制度的推行立下过汗马功劳(40) 。在那个年代，一位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成就的君主，他的统治秘诀之一就在于同商人阶级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1) 220。通常，商人阶级通过对王室的支持来换取种种特许权，其中包括垄断其所经营的一种或数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他们还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签订矿山租约，并对其享有征税权(42) 153。例如，福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之所以获得当时享誉盛名的波托西银矿的开采权，就是因为他们对西班牙君主长期的财政支持(43) 33。王国政府对商人集团的这些“回报”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集团聚集财富能力，巩固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在国外，他们更是需要国家这个政治和军事盾牌作为其经济扩张和财富掠夺的庇护伞。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共同需求或达成的某种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得以不断扩大，进而诺思的国家理论中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也变得协调起来。正是二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44) 。(www.xing528.com)

然而，在重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大陆国家开始通过促进农业、工业和国家陆地边境贸易来增加社会财富，由贸易问题所引发的战争频度开始下降。上述1736年~1739年俄土战争、1739年的英西战争、1780年~1783年的英荷战争中，引发战争的贸易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而是霸权国家或谋求霸权的国家力图维持或挑战霸权国家海外领土的垄断地位(45) 265。

表3.2　1648年~1713年、1715年~1814年的战争与争议问题

在1715年~1814年这一个世纪中，领土和贸易问题依然是引发战争的最常见的争议问题（参见表3.1）。但就贸易问题而言，与1648年~1713年最大的区别在于，1715年~1814年间，经过《乌德勒支合约》的约束，民族国家的“贸易、航海与国家利益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34) 82。由贸易引发的战争，例如1736年~1739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归属的战争(35) 、1739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詹金斯割耳之战”(36) 、1780年~1783年的英荷战争(37) 等。当时欧洲的王室普遍面临的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便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这主要是缘于战争。在16世纪，军费开支占欧洲各君主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还算低的，大约为27%。到了17和18世纪，该比例迅速上升至46%和54%。在伊丽莎白统治的1585年~1600 年间，由于同西班牙争夺霸权，英国的军事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竟然保持在79%的高水平之上。甚至像著名的成立于1710年的南海公司，也完全是为了给战争筹款(38) 72。这一时期，商人阶级与统治者之间彼此依赖。15世纪，商人集团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关税(39) 和议会补助金，而且每当国王财政拮据或陷于危机时，一些商业大家族或直接成为国王的贷款人，或以赊欠的形式向君主提供物资用以装备其军队，支持其发动或参加的战争。这种情况在英、法、意、德、西、荷和北欧等国都相当普遍。在1553年~1569年间的英国，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女王仅向伦敦商人的个人借款数额就超过了10万英镑。在1660 年，富商巨贾债权人更可以说为丹麦—挪威王国专制制度的推行立下过汗马功劳(40) 。在那个年代，一位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成就的君主，他的统治秘诀之一就在于同商人阶级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1) 220。通常，商人阶级通过对王室的支持来换取种种特许权，其中包括垄断其所经营的一种或数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他们还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签订矿山租约，并对其享有征税权(42) 153。例如，福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之所以获得当时享誉盛名的波托西银矿的开采权，就是因为他们对西班牙君主长期的财政支持(43) 33。王国政府对商人集团的这些“回报”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集团聚集财富能力，巩固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在国外，他们更是需要国家这个政治和军事盾牌作为其经济扩张和财富掠夺的庇护伞。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共同需求或达成的某种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得以不断扩大，进而诺思的国家理论中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也变得协调起来。正是二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44) 。

然而，在重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大陆国家开始通过促进农业、工业和国家陆地边境贸易来增加社会财富，由贸易问题所引发的战争频度开始下降。上述1736年~1739年俄土战争、1739年的英西战争、1780年~1783年的英荷战争中，引发战争的贸易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而是霸权国家或谋求霸权的国家力图维持或挑战霸权国家海外领土的垄断地位(45) 265。

表3.2　1648年~1713年、1715年~1814年的战争与争议问题

资料来源：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5、79页。

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46) 30。例如，西班牙人16世纪使用两个名词，他们谈到柏柏尔人在地中海上的“海上行劫”，也谈到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劫掠”(47) 345。17世纪欧洲在主导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下，贸易竞争、对贸易权及特定航线的控制与争夺成为国家之间产生敌对态度和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霍尔斯蒂谈到：

尽管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追求殖民地财富的做法是带有侵略性的，但一般而言荷兰基于战争将中断贸易的认识，倾向于遵循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它所以采取这一政策，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波罗的海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英国对荷兰的这种优势地位则极为抱怨。渔业是另一个争议问题。大约荷兰20%的人口在从事鲱鱼捕捞业，而且相当一部分的荷兰捕鱼船在英国的海岸附近捕捞。可以料想，英国的利益要求会减少荷兰渔业活动。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对海洋领域提出扩展性的领土主权要求。这样，渔业上的争端就演变为一种领土争议，这不仅反映了领土管辖权的范围，而且也具有极大的战略性含义和商业性含义(48) 48。

再例如，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英国与荷兰对贸易问题的分歧，亦能反映出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家关系并导致战争爆发的。英国坚持拥有搜查禁运品的权利，于是拦截了荷兰进出法国的船只，并没收船上的货物，而荷兰坚持中立国与所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针对贸易和渔业的一系列禁令，使两国关系极为紧张。英国禁止所有从法国进口商品(49) 87，而对荷兰而言，英国的政策意味着对国际贸易和商业的普遍威胁。尤其是英国《航海条例》规定，所有运往英国的商品必须直接从出产地进口，并且只能用英国船只。这实际上直接威胁到控制波罗的海航运且在转口贸易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荷兰的利益。荷兰要求英国撤销其中绝大部分条款但未能如愿，因此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荷兰传统的活动方式与区域。由此，双方关系剑拔弩张，战争随即爆发(50) 。

霍尔斯蒂所论及的引发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战略性要塞，在一定意义上与贸易密切相关，因为战略性要塞往往都是扼住陆上或海峡主要贸易通道的要冲，对战略性要塞的争夺，实际上也是对贸易控制权的争夺。例如瑞典或丹麦对波罗的海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俄罗斯与土耳其对控制通往黑海的亚述海的争夺、荷兰对英吉利海峡的诉求，等等。

资料来源：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5、79页。

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46) 30。例如，西班牙人16世纪使用两个名词，他们谈到柏柏尔人在地中海上的“海上行劫”，也谈到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劫掠”(47) 345。17世纪欧洲在主导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下，贸易竞争、对贸易权及特定航线的控制与争夺成为国家之间产生敌对态度和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霍尔斯蒂谈到：

尽管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追求殖民地财富的做法是带有侵略性的，但一般而言荷兰基于战争将中断贸易的认识，倾向于遵循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它所以采取这一政策，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波罗的海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英国对荷兰的这种优势地位则极为抱怨。渔业是另一个争议问题。大约荷兰20%的人口在从事鲱鱼捕捞业，而且相当一部分的荷兰捕鱼船在英国的海岸附近捕捞。可以料想，英国的利益要求会减少荷兰渔业活动。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对海洋领域提出扩展性的领土主权要求。这样，渔业上的争端就演变为一种领土争议，这不仅反映了领土管辖权的范围，而且也具有极大的战略性含义和商业性含义(48) 48。

再例如，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英国与荷兰对贸易问题的分歧，亦能反映出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家关系并导致战争爆发的。英国坚持拥有搜查禁运品的权利，于是拦截了荷兰进出法国的船只，并没收船上的货物，而荷兰坚持中立国与所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针对贸易和渔业的一系列禁令，使两国关系极为紧张。英国禁止所有从法国进口商品(49) 87，而对荷兰而言，英国的政策意味着对国际贸易和商业的普遍威胁。尤其是英国《航海条例》规定，所有运往英国的商品必须直接从出产地进口，并且只能用英国船只。这实际上直接威胁到控制波罗的海航运且在转口贸易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荷兰的利益。荷兰要求英国撤销其中绝大部分条款但未能如愿，因此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荷兰传统的活动方式与区域。由此，双方关系剑拔弩张，战争随即爆发(50) 。

霍尔斯蒂所论及的引发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战略性要塞，在一定意义上与贸易密切相关，因为战略性要塞往往都是扼住陆上或海峡主要贸易通道的要冲，对战略性要塞的争夺，实际上也是对贸易控制权的争夺。例如瑞典或丹麦对波罗的海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俄罗斯与土耳其对控制通往黑海的亚述海的争夺、荷兰对英吉利海峡的诉求，等等。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除W.W.罗斯托提出的殖民战争、地区性侵略战争和均势战争这几类战争样式外，贸易战成为重要的战争目标与样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五次战争（从1250年到1380年基奥贾战役结束第四次战争）、威尼斯人1431年战败（本质上只是法国与米兰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反复提及的四次英荷战争（前三次发生于1651年~1675年，第四次发生于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卷入那场战争也是出于他们未来同印度发展贸易的利益”，以及“1580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一场主要是地区性侵略的战争中相互厮杀，但部分也是为了争夺在东印度和美洲的权益。英国、荷兰的联合省和法国企图瓜分欧洲以外的地区供它们自己剥削并在东方打败葡萄牙人。因此，希腊勒班陀战役结束10年之后，在地中海地区爆发的以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为一方、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的这场冲突，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英国和荷兰联合省并肩作战，但当1713年《乌得勒支和平条约》缔结之时，它们的关系却紧张起来。荷兰人坚决反对由一个法国人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如此一来，秘鲁白银的贸易就会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法国，这种看法被认为代表了荷兰的西班牙系犹太商人的观点。英国人不支持荷兰人的立场，后者的失败促成了荷兰经济的衰退，或标志着衰退过程中的一步” (51) 。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除W.W.罗斯托提出的殖民战争、地区性侵略战争和均势战争这几类战争样式外，贸易战成为重要的战争目标与样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五次战争（从1250年到1380年基奥贾战役结束第四次战争）、威尼斯人1431年战败（本质上只是法国与米兰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反复提及的四次英荷战争（前三次发生于1651年~1675年，第四次发生于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卷入那场战争也是出于他们未来同印度发展贸易的利益”，以及“1580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一场主要是地区性侵略的战争中相互厮杀，但部分也是为了争夺在东印度和美洲的权益。英国、荷兰的联合省和法国企图瓜分欧洲以外的地区供它们自己剥削并在东方打败葡萄牙人。因此，希腊勒班陀战役结束10年之后，在地中海地区爆发的以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为一方、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的这场冲突，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英国和荷兰联合省并肩作战，但当1713年《乌得勒支和平条约》缔结之时，它们的关系却紧张起来。荷兰人坚决反对由一个法国人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如此一来，秘鲁白银的贸易就会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法国，这种看法被认为代表了荷兰的西班牙系犹太商人的观点。英国人不支持荷兰人的立场，后者的失败促成了荷兰经济的衰退，或标志着衰退过程中的一步” (51) 。

资本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要素和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霸权国家控制全球资本的最终目的，在于主导全球资本及其伴生的技术、信息的流向和流量，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更多超额财富。从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更迭的历史来看，在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或挑战）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从西班牙向荷兰转移进程中，尽管荷兰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它能赢得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以显著的海上优势控制运输线与贸易，仅1644年，荷兰就拥有1000余艘战舰用来保护商业，其舰船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 (52) 。荷兰通过不断地骚扰西班牙的海运船只，打破了西班牙依赖于强大的海军和“炮舰政策”对美洲金银的垄断所形成的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加强对关键战争物资的争夺与控制，逐渐强化了波罗的海运输和贸易的控制，并且将这一海上优势转化为财富的来源。进而，财富的积聚促成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商业与金融重心，控制世界资本流动，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为其资本增殖服务。1688年荷兰总督威廉就任英国国王后，大力鼓励荷兰熟练工人去英国，加速了先进造船技术向英国的传播与扩散。到1780年，英国的商船队的运载量已经远远地超出荷兰的两倍多(53) 69。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荷兰的贸易和海运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在英国的海上扩张与法国的大陆扩张夹攻下，荷兰被迫选择成为英国从属的军事伙伴，而英国则成为大西洋的领导力量，荷兰在海上和商业方面的地位迅速衰落。在与主要挑战者法国的竞争中，英国同样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控制欧洲的海上贸易，从而对抗法国的军事影响。九年战争（1688年~1697年）迫使法国陷入了金融困境，连年裁减海军预算，无力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其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陷法国于困境。随着1793年英法战争中特拉法尔加之战使法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夺取了大西洋的军事和商业控制权。战争的成果巩固了伦敦这一欧洲巨额融资的首要中心的地位和英国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 

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国家的传播，对英国军事实力和以此控制的贸易体系的挑战不断出现，不仅动摇了英国的工业优势，更打击了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动摇了各国对其的依赖，引发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全球全方位地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业革命的传播与军备竞赛。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成为缩短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工业化差距的重要因素；以初步的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美式制造系统代表了（军事）工业生产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被广泛引入了欧洲，显著地改进了大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一个有能力渴望大陆霸权、有能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国出现了(54) 81， 英国已无法有效地控制世界贸易体系。

资本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要素和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霸权国家控制全球资本的最终目的，在于主导全球资本及其伴生的技术、信息的流向和流量，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更多超额财富。从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更迭的历史来看，在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或挑战）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从西班牙向荷兰转移进程中，尽管荷兰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它能赢得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以显著的海上优势控制运输线与贸易，仅1644年，荷兰就拥有1000余艘战舰用来保护商业，其舰船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 (52) 。荷兰通过不断地骚扰西班牙的海运船只，打破了西班牙依赖于强大的海军和“炮舰政策”对美洲金银的垄断所形成的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加强对关键战争物资的争夺与控制，逐渐强化了波罗的海运输和贸易的控制，并且将这一海上优势转化为财富的来源。进而，财富的积聚促成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商业与金融重心，控制世界资本流动，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为其资本增殖服务。1688年荷兰总督威廉就任英国国王后，大力鼓励荷兰熟练工人去英国，加速了先进造船技术向英国的传播与扩散。到1780年，英国的商船队的运载量已经远远地超出荷兰的两倍多(53) 69。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荷兰的贸易和海运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在英国的海上扩张与法国的大陆扩张夹攻下，荷兰被迫选择成为英国从属的军事伙伴，而英国则成为大西洋的领导力量，荷兰在海上和商业方面的地位迅速衰落。在与主要挑战者法国的竞争中，英国同样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控制欧洲的海上贸易，从而对抗法国的军事影响。九年战争（1688年~1697年）迫使法国陷入了金融困境，连年裁减海军预算，无力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其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陷法国于困境。随着1793年英法战争中特拉法尔加之战使法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夺取了大西洋的军事和商业控制权。战争的成果巩固了伦敦这一欧洲巨额融资的首要中心的地位和英国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 

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国家的传播，对英国军事实力和以此控制的贸易体系的挑战不断出现，不仅动摇了英国的工业优势，更打击了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动摇了各国对其的依赖，引发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全球全方位地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业革命的传播与军备竞赛。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成为缩短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工业化差距的重要因素；以初步的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美式制造系统代表了（军事）工业生产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被广泛引入了欧洲，显著地改进了大陆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一个有能力渴望大陆霸权、有能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国出现了(54) 81， 英国已无法有效地控制世界贸易体系。

就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言，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始终是英国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的受益者，并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向海外传播的最大受益国。南北战争的结束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的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技术被美国从英国引进后大规模用于工业。到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具备了与欧洲列强争夺市场的能力。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40%。2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海外资产翻了一番，并且在战争期间清偿了英国的债务，摧毁了英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巩固了美国的领先优势，全球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国家手中，在“恐怖均衡”推动的军备竞赛中，军事装备中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越来越高，只有控制全球金融资源的超级大国通过介入或威胁介入新武器开发领域，才可以把“恐怖均衡”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其他国家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投入。美国的军事预算已经作为“对经济有益的经济稳定器”而被有效利用。迈克·基德荣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开始一直在思考军事开支的作用。在《改良或革命》一文中，他注意到战争开始以来国家计划和军事开支的急速增长，意识到军事经济是生产过剩问题的“解决办法”：“军事预算大大减少了可供投资的剩余价值；它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持主要经济部门之间粗糙的联系提供资源；而且，通过它对重要资本集中的规模、结构和数量的影响，使得体系之间各个部门相关联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了”。在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一个最高阶段》中，基德荣就已经开始把战后的经济繁荣与“永久的军事经济”划上等号了。他认为，自冷战爆发以来，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一直起到了抽走资本积累的作用，并渗漏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否则，这些剩余价值本来将被迫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军事部门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快速技术革新的典型场所，并且这些优势可以轻易地成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副产品”，进而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些数量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和极高增长率成为可能(55) 。

正是得益于军事力量建设的拉动，美国在科技、经济领域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概言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轮廓是部署于全球各战略要地的美国军事力量，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联系，强化、组织和支配西方阵营。相对于前苏联主要依赖军事政治资源控制东欧卫星国，冷战时期美国的准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众多的主权国家驻扎军队。有论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和平方式发展了30年之后，依然存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悖论：美国的军费高达20亿美元/天，并且储备有超过5000件在役或有效的核武器，其中， 2000件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在接到警报之后的15分钟之内予以使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社会达尔文政策已经在美国国内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引发了诸多矛盾(56) 。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转为巩固其世界领导权霸权，军事力量仍然是美国依赖的重心。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生产结构的工业化可能改善安全结构中稳定与和平的机会，发达的工业国也许不大想进行战争，但工业化绝没有消除战争，因为它没有消除对权力的渴望，而战争仍旧是获得权力的一种手段(57) 63。在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使其扮演了世界警察与世界牧师的双重角色。正如美国《新闻周刊》中一篇文章所表露的那样：“如果战争是必要的，我们担当得起。”(58) 在这一基调上，美国不负责任地否定那些在冷战时代诞生的国际军控体制概念、原则、条约和机制，例如美国不顾全球强烈的反对意见，于2001年底单方面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一意孤行地建立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强烈反对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此外在其他领域，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提高进口到美国的钢铁的关税，拒绝在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宣布退出。这些政策和行为严重打击了世界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有论者指出，单边主义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催化剂，美国依靠单边主义维持其霸权的努力只会在根本上消解霸权的基础(59) 。

1996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触与扩大》里提出，“在海外保持美国的领导，我们可使美国更安全和更繁荣”。布什从2000年竞选总统起，就反复强调他的政策目标是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以加强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保障，倚重军事打击方法来解决国际冲突，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战争、1998年对阿富汗和苏丹的轰炸、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见一斑。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这一点(60)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成为令全球瞩目的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而且东亚对全球政治秩序的作用日益重要。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的“权力场”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61) ，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全球战略部署，而战略重心东移或“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言，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始终是英国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的受益者，并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向海外传播的最大受益国。南北战争的结束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的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技术被美国从英国引进后大规模用于工业。到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具备了与欧洲列强争夺市场的能力。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40%。2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海外资产翻了一番，并且在战争期间清偿了英国的债务，摧毁了英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巩固了美国的领先优势，全球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国家手中，在“恐怖均衡”推动的军备竞赛中，军事装备中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越来越高，只有控制全球金融资源的超级大国通过介入或威胁介入新武器开发领域，才可以把“恐怖均衡”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其他国家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投入。美国的军事预算已经作为“对经济有益的经济稳定器”而被有效利用。迈克·基德荣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开始一直在思考军事开支的作用。在《改良或革命》一文中，他注意到战争开始以来国家计划和军事开支的急速增长，意识到军事经济是生产过剩问题的“解决办法”：“军事预算大大减少了可供投资的剩余价值；它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持主要经济部门之间粗糙的联系提供资源；而且，通过它对重要资本集中的规模、结构和数量的影响，使得体系之间各个部门相关联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了”。在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一个最高阶段》中，基德荣就已经开始把战后的经济繁荣与“永久的军事经济”划上等号了。他认为，自冷战爆发以来，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一直起到了抽走资本积累的作用，并渗漏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否则，这些剩余价值本来将被迫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军事部门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快速技术革新的典型场所，并且这些优势可以轻易地成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副产品”，进而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些数量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和极高增长率成为可能(55) 。

正是得益于军事力量建设的拉动，美国在科技、经济领域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概言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轮廓是部署于全球各战略要地的美国军事力量，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联系，强化、组织和支配西方阵营。相对于前苏联主要依赖军事政治资源控制东欧卫星国，冷战时期美国的准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众多的主权国家驻扎军队。有论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和平方式发展了30年之后，依然存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悖论：美国的军费高达20亿美元/天，并且储备有超过5000件在役或有效的核武器，其中， 2000件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在接到警报之后的15分钟之内予以使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社会达尔文政策已经在美国国内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引发了诸多矛盾(56) 。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转为巩固其世界领导权霸权，军事力量仍然是美国依赖的重心。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生产结构的工业化可能改善安全结构中稳定与和平的机会，发达的工业国也许不大想进行战争，但工业化绝没有消除战争，因为它没有消除对权力的渴望，而战争仍旧是获得权力的一种手段(57) 63。在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使其扮演了世界警察与世界牧师的双重角色。正如美国《新闻周刊》中一篇文章所表露的那样：“如果战争是必要的，我们担当得起。”(58) 在这一基调上，美国不负责任地否定那些在冷战时代诞生的国际军控体制概念、原则、条约和机制，例如美国不顾全球强烈的反对意见，于2001年底单方面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一意孤行地建立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强烈反对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此外在其他领域，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提高进口到美国的钢铁的关税，拒绝在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宣布退出。这些政策和行为严重打击了世界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有论者指出，单边主义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催化剂，美国依靠单边主义维持其霸权的努力只会在根本上消解霸权的基础(59) 。

1996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触与扩大》里提出，“在海外保持美国的领导，我们可使美国更安全和更繁荣”。布什从2000年竞选总统起，就反复强调他的政策目标是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以加强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保障，倚重军事打击方法来解决国际冲突，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战争、1998年对阿富汗和苏丹的轰炸、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见一斑。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这一点(60)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成为令全球瞩目的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而且东亚对全球政治秩序的作用日益重要。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的“权力场”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61) ，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全球战略部署，而战略重心东移或“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

从西方发展史来看，欧洲在财富、战略力量和海外殖民地方面的竞争经历了许多阶段，其中海外殖民地的法权关系及其与宗主国的贸易往来在欧洲对外利益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达到如此的程度，甚至当政治控制被解除以后，经济依附依然作为一个持久的传统而继续存在（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这部分是由于形成这种联系的欧洲人的意志和能力，部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野心与组织”。“这不仅是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是白种人在施加影响和巩固宗主权时期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其中，“这种模式是以这种形式被确立的：欧洲人的需求、欧洲人的价值、欧洲人的人格占统治地位” (62) 。由此可知，经济利益或财富在国家对外关系上被置于首要地位，政治关系和军事行动都是为配合经济利益或财富而展开的。军事行动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从来都是经济的继续，因此，军事力量与财富或者说至少是战争与财富流动密切相关。自欧洲人的足迹踏上新世界以来，使用武力掠夺或掠夺性开发美洲的金银成为其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法。

从西方发展史来看，欧洲在财富、战略力量和海外殖民地方面的竞争经历了许多阶段，其中海外殖民地的法权关系及其与宗主国的贸易往来在欧洲对外利益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达到如此的程度，甚至当政治控制被解除以后，经济依附依然作为一个持久的传统而继续存在（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这部分是由于形成这种联系的欧洲人的意志和能力，部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野心与组织”。“这不仅是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是白种人在施加影响和巩固宗主权时期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其中，“这种模式是以这种形式被确立的：欧洲人的需求、欧洲人的价值、欧洲人的人格占统治地位” (62) 。由此可知，经济利益或财富在国家对外关系上被置于首要地位，政治关系和军事行动都是为配合经济利益或财富而展开的。军事行动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从来都是经济的继续，因此，军事力量与财富或者说至少是战争与财富流动密切相关。自欧洲人的足迹踏上新世界以来，使用武力掠夺或掠夺性开发美洲的金银成为其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