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创造、生产、流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财富的安全更是关涉一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来看，关于国家利益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但依然有其最基本的范畴。阿姆斯特茨（Mark R. Amstutz）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基本的需求（need）和欲求（want）”(193) 179。这意味着，国家在生存与发展方面有一些必要的条件与基本的目标。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互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根据现实主义利益观的逻辑，民族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最终都将表现为国家间的权力之争，但这忽视了国家利益的层次性与双重性，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如果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以来财富生产与流动，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条清晰的脉络：财富的生产、流动与民族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甚至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替代了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或者将对财富的追求理解为全部的国家利益。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史首先是人们追求财富的历史。追求财富不是经济活动唯一的动机。……追求权势和威望的动机，是与追求物质财富的愿望相伴而生的”，“效率和完美、财富与威望，有时相互补充，有时相互替代，人和国家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194) 9。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在最初的社会状态下，“财富虽然是被动的或虚无的东西，但它也同样是普遍的精神的本质，它既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失去。在财富的享受中，个体性固然成了自为的或者说个别的，但这个享受本身却是普遍的行动的一个结果，而且反过来，又是促成普遍行动和大家享受的原因”(195) 46。然而在法权状态下，财富的普遍享受这一原本正常的事情却转化为异化的东西，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分享时变得不平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享受更多的财富。因此，有论者提出，国家权力和财富是人类“自我异化”创造出来的最初的现实的东西，但异化出来的国家权力和财富却成为人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着人（主体）。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权力和财富最终被看成是人类“自我异化”的最初形式，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它们对于个体精神（个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196) 31、33。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正是采用了财富生产的这种“伪善形式”，即“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则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197) 。例如在17世纪荷兰全盛时期，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世界贸易中荷兰货币也逐渐成为广受信赖和推崇的货币。在这一地位的支撑下，荷兰开始在欧洲范围内发行货币，并享用铸造货币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收益。这种强大的金融控制能力，保证了荷兰在17世纪与其他强国进行竞争时占有巨大优势。金融控制能力也成为现代国家确立竞争优势、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大体上是同时发生的。有论者认为，有充分依据可以表明，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为，一方面，若不是由于商业的扩张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扩大了的官僚国家机构就得不到足以资助它的经济基础。布罗代尔认为：“在16世纪，国家日益担当起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人的角色；通过税收、出售官职、租金、没收，国家夺取了各种‘国民产品’的极大部分。这种多重夺取很有效，因为预算是随着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的上下波动而或多或少地变化的。国家的兴起伴随经济生活的点滴成果，并不是偶然的，或者像约瑟夫·A.熊彼特贸然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动荡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构本身就是新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基础（更不用说是其政治保障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管其愿望如何，［国家乃是］本世纪最大的企业家。”此外，国家还是商人的主要主顾(198) 173、194。普遍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至少从16世纪初延续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民族国家在促进海外扩张中所起的作用为它们在近代努力维持对国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定下了理论与思维模式。以在15 ~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潮为例，重商主义是信仰、理论和实践的混合物，提出重商主义的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这一目的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并为国家利益服务。重商主义起初强调通过积累贵金属，此后在18世纪初强调通过积累各种货币手段而增进国家的财富。重商主义在母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构成上亦发挥着直接作用，特别是对贵金属的生产和流通、初级商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以及工业在新地区的作用来说更是如此(199) 216。
财富的生产、流动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近现代民族国家开创了诸多手段来获取财富。长期以来，英国就渴望海上霸权，其在商业和海运方面的迅速扩张通过一些获得特权和专利权的公司的设立得到加速：1554年成立的马斯科维公司，1555年成立的俄罗斯帝国公司（1689年被取消垄断特权），1577年成立的西班牙公司，1579 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公司，1581年成立的东方公司，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5年成立的黎凡特公司，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
(200) 205。其中标志着欧洲发生了决定性转变的重要事件是英国在1600年建立了第一个特许公司——东印度公司，这是由一些要求王室授予他们贸易垄断权的商人们创立的。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英国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渠道，开创了经国家授权的私人企业在海外从事兼具政府职能的经济与政治活动（或者就是殖民活动）的先例。有学者认为，特许公司保持了其自身的真正自治，到了18世纪，当扩张被征服所代替时，古老的特许公司才让位于未来的帝国(201) 217。此后的1602年，荷兰也建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它是由大约10个在它之前成立的公司合并而成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起源完全归功于商业企业，但活动区域位于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心脏地带，而成立之时联合省正在与菲力普二世进行战争。因此，出于同等程度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当局强加给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一种牢固的制度，然后相应地授予其特许权。1621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因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成立而得到加强，尽管后者对在巴西进行的战争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政府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几乎从一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便引起人们的嫉妒和羡慕，它的财富以及它不久即赢得的权势使它在整个17世纪的过程中具有一种不可匹敌的声望
。及至17世纪结束时，欧洲社会迎来了一个投机思想和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颇为活跃的时期，英国的殖民地已被认为是英国财富的一个“主要部分”，经过工业革命的催化，进而引发了欧洲列强对全球殖民地的争夺狂潮。有论者认为，“在海外领土上，经济发展的方式依土地是直接由国家控制，还是被国家授予给公司的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同样依土地是否有足够的居住人口而不同，而且，依照海外领地的产品是否与宗主国的产品形成互补而不同。在相当一个时期，所有海外企业都在同一个指导原则的管理之下，它们首要的目标是获得财富；这些公司通过贸易来实现这一目标”(202) 238。
随着中世纪欧洲沿海贸易的发展，在11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英国及欧洲的其他地方开始出现有限合伙（康孟达）形式，主要适用于远距离海洋贸易。有限合伙得到1673年法国商业法的承认，其后载入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而16世纪以来最大的企业制度创新则体现在不完全的合股公司——其股东主要是王室、贵族、商人——的组建上，并且投资这些合股公司的利润回报相当可观：1581年由英国女王特许成立的利凡特公司在建立初期，其利润率就高达300%；1600年创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7年的第三次航行中也获得了234%的利润率(203) 127、129。由此，英国财富的增长极为迅速：1600年全国财富为1700万镑，1630年财富增加了65%，为2800万镑；到1660年又增加了1倍，约为5600万镑。1688年时，英国财富达到8800万镑，而在1660年~1688年间增长的3200万镑财富中，来自对外贸易的贡献达1850万镑
(204) ，通过对外贸易，英国为本国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个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都源自这个领域
(205) 。
欧洲的工业革命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以工业革命先驱的英国为例，英国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 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 (206) 495，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巨大的。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到全盛时期，不仅生产了占全球53%的铁、50%的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纺织、冶炼、采矿等产业领域较为普遍地采用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系统，其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分工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通过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与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形成了初始的国际分工格局，成为世界各国的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给者以及世界财富的积聚中心之一。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产值的比重由1819年~1821年的66.6%上涨至1829年~1831年的67.4%，继而又增长到1844年~1846年的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是美国南部、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贸易的扩张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尽管法国在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与英国不相上下，甚至一度超过英国，但英国自1763年后在世界经济体中所积聚起来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80年代进一步加强了，到1815年已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了(207) 124、102。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为了庆祝英国工业进步的胜利，那时英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4000家企业。187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36%，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资本，后者又推动列强去寻找殖民地以作为新的投资场所。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08) 27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逻辑迫使其资本走出国门来攫取财富，或者应该说，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创造条件方便其资本走出国门，控制世界财富流向。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09) 232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迫切。实际上，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19世纪英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在1865年~1914年间，私人资本对英国本土的投资仅仅占30%。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了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资本流出，约占英国本土储蓄的一半。一些英国巨型公司诸如联合利华、科特公司、邓禄普、皮尔克林通、帝国化学、英国石油公司、嘉士多石油公司等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以一定规模扩张生产、加工和组装。1904年~1913年海外证券市场价格暴涨，把英国近半的存款和5%的国民收入吸引到国外去了。到1913年，英国在国外的资产相当于本国GDP的1.5倍左右。海外投资大部分是以债券形式进行的，并且大量集中在铁路建设方面(210) 93。到1914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占世界总投资额的一半，其中对美国的投资占英国海外投资的21%，累计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工业革命还引发了对机器用原料的需求。由于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大都来自世界上那些“未开化”地区，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大量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而这种投资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通常都会导致强加的政治控制(211) 502。
步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深入发展，财富创造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而进入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空间。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是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的预期收入和各种沉淀的财富进行证券化、票据化转换。当然，这依赖于完善的制度。客观上，发达国家名义财富（GDP）的创造已经主要不是依靠制造业提供产品和消费性服务，各种资产的炒作与交易对GDP的贡献在逐渐增大。这一趋势在我国也日益显著。以2007年至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交易为例（参见表2.4），即使当前国家对股票交易印花税实行单向征收（即买入免征、卖出征收），期间累计成交金额超过630万亿元，征收交易印花税超过8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券商收取的佣金（多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五至十五）。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由虚拟经济领域中各类服务创造的GDP就会越多。财富创造建立在虚拟经济活动上具有较大的风险，因为这种财富创造的客体本身也是虚拟的，不变资本部分并不存在。
表2.4 2007年至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和财政部网站。在印花交易税一项，二者统计数字略有差异，证监会统计的是股票交易印花税，财政部统计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因而数额大于前者。本文采用股票交易印花税。
自从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财富创造与流动对财富分配权的影响力、控制力，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由于财富的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与拓展，影响世界财富流动与分配因素也在不断变化。并且，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争夺与操纵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落后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且形成了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西方世界继续盘剥世界财富的“合法性”外衣。
(1)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威廉·配第《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7) 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 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 弗朗斯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4)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16) ④亚当·斯密：《国富论：上》，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17)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上》，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0) ②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2)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3) 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0) ②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2) 胡企林：《威廉·汤普逊的经济理论述评》，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3)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4)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6)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5) 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是财富本身”或“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指的是那种真实存在的贵金属，即用国际公认的度量衡单位计量的金或者银，而不是那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金属铸币或纸币。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科学财富观》，《当代经济研究》，2012（6）。
(46)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7)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9)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6)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7)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8)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5)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7)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5)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7) 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8)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4)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5) 马克思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6) 刘荣军：《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92) 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8)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卷（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www.xing528.com)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5)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6)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7)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8) 1580年~1640年，西班牙国王成为葡萄牙君主。
(109)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0) 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1) 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2)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14) 关于朝贡体系的内容在本书第四章详述。
(115)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16)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7) Andrew M. Watson. Back to Gold and Silv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 1， 1967.
(118)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9)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20)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1)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2)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3)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4)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5)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6)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7) 尽管明朝期自永乐皇帝以后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不允许两桅以上的船只出海，但这项政策和管制制度导致了大量的非法私人贸易和猖獗的海盗活动。直到1567年，隆庆帝取消了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法令，但依然禁止私人与日本进行贸易。
(128) 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0) Lane， F. C. Venice and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131)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2)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3)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4) ④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5)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6) 西浦·里默：《中国对外贸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1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8)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9)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0) ④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 ③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2)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3) Slicher van Bath， Bernard Hendrik.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in Dutch Capitalism and World Capitalism， edited by Maurice Aym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4) Lambert， Audrey M. The Making of the Dutch Landscape：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Netherlands，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1.
(145) Butter， Irene hasenberg. Academic Economics in Holland， 1800~1870，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69.
(146) 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版。
(147)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8) 例如，由宗教改革引入的被广泛接受的个人主义是以“追求自由的正当的职责”和“一切信徒皆教友”等原理为基础的。培根已在其“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些格言中定下了功利主义的调子。
(149) 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0) E.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51)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2) Pollard， Sidney.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53) 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
(154) E.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5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6) 兰德斯（1969）则把技术变革的重要作用比做击败法国人的手杖，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一种巧合”，例如在热力学方面，法国人为了“把技术简化成数学法则”费尽了力气，而富于进取的英国人却继续“在工程学的实践和发明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157) 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8)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59)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60) 乔治·H. 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161) 关于两大部门——棉纺织业和冶铁业的扩张，一直存在哪个更“至关重要”的争论。曼托克斯（1928）认为，“两个工业部门在结构和技术上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前者中的“技术发明在性质上是机械的，主要是节省劳动力”，而后者中的“技术发明在性质上的化学的，主要是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但没有马上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迪恩（1979）认为，棉纺织业技术的变化导致分散加工制的结束和工厂制的运用，而在冶铁业，工厂生产方式早在16世纪就已存在了。因此，笔者认为，就对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影响而言，棉纺织业无疑更直接，而维持英国世界工厂长期的影响力，则冶铁业更重要。正如沃勒斯坦所总结的那样：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起，“表明当时世界位居主导地位的工业，在生产组织（即生产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也表明“明显与世界市场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棉纺织工业之所以至关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重新构建了这个世界经济体”。而里利（1973）的结论则从另一角度支持笔者的观点，如果没有棉纺织业，照样会有持续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冶铁业的扩张，则持续增长是难以想象的”。冶铁业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正如瑞格里（1988）论证的“有机经济”，即前工业的农业体系与“以矿藏为基础的能源经济”——即主要基于煤炭（和蒸汽）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能源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力畜力，最终基于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的能源则主要依靠远为丰富的煤炭供应。在瑞格里看来，正是这一差别使单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区分工业经济与前工业经济的标志。综上，笔者将逻辑联系紧密的棉纺织业和冶铁业同列为英国具有区位竞争优势的产业代表。参见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E. Wrigley，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7.
(162) 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3)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6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5)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7) ③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8) 转引自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9) Toynbee， Arnol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rton： Beacon Press，1956.
(170) 乔治·H.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171) 参见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2) 转引自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73)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4)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7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7)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1)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2)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83) 转引自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4) 转引自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85) 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6) 转引自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7)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8) 当然也是世界的，只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
(189) 《高效与健全的金融体系促进荷兰成为17世纪的世界经济霸权》，《中国证券报》，2008年5月20日。
(190) 参见安格斯·麦迪逊：《北京：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1) 转引自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2) 参见安格斯·麦迪逊：《北京：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3)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Boston：McGraw⁃Hill，1999.
(194)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96) 刘荣军：《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8)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9) 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5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01) ④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2) M.M.波斯坦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3)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04) 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0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06)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7) 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0) 参见安格斯·麦迪逊：《北京：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1)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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