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看财富的产生和流动

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财富与价值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重要范畴：财富指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而价值指的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可以说，财富与价值都与人类劳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源泉上看，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却并非财富的惟一源泉。从本质上看，财富与劳动的质（具体劳动）关系密切，具体劳动不仅创造着财富的“使用价值”，而且赋予了财富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亦是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的“社会实体的结晶”。而价值只体现劳动的量（抽象劳动）上，“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地里面” (101) 。从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财富的生产与流动，可以发现财富总量上呈现一个持续扩张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劳动作用于各种要素，获得了财富生产的基础。但随着劳动对象的不断丰富、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在资本日益介入财富生产过程后，“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102) 587。“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来看，“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103)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在通过自身而实现的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中，还能够将“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的增长”等转变成“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要素，从而降低了“单个的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基础地位，“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4) 580。

相对于劳动被压迫和剥削，生产条件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财富的生产与流动。地理位置、贸易、技术与分工、金融在资本的驱使下相互作用，显著地改变了财富生产的条件、财富形成的结构，推动了财富在全球的流动。

（一） 作为历史起点的地理位置

有据可考的历史表明，人类文明通常起源于大江流域、沿海冲击平原地带，地理位置和区位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早期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第一缕文明之光的是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还是在那片山区，人们当时又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两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了生产率更高的新灌溉农业和新社会制度。新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一些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不过这些日期都只是一个大致的推测。” (105)

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条件下，地理位置成为区位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些沿海沿江、交通要道、冲击平原地区和军事要地首先发展为村落和城市等人类聚居地，在与其他地区争夺人口、资源等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因而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兴盛与其处在地中海的优越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公元1000~1500年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能够在打开欧洲内部和地中海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开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间的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以及通过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进行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商品的贸易”(106) 5，皆在于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地理位置是一项重要资源。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因此十分易于抵御海盗的掠夺，从海上可达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经由阿尔卑斯山上的隘口可达德国南部，享有从事转口贸易的优越地理位置。热那亚的地理位置也同样优越，它与西地中海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比斯开湾可达低地国家、英国以及北欧，利用运货骡队还能穿越阿尔卑斯山西段山口” (107) 。葡萄牙、西班牙在15~16世纪称霸世界，也得益于其三面环海的卓越地理位置(108) 。正如安格斯·麦迪逊所言，“葡萄牙在开拓海外商业和建立帝国方面拥有三个重要优势”，首先便是“由于它位于欧洲的大西洋南海岸和靠近地中海的出口而获得的明显的战略利益”(109) 46。即使在近代，地理位置所形成的优势仍然不可忽视，这在欧洲早期工业化（或称为原工业化）过程中可以得到佐证 (110) 。由于英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使其在技术进步的突破中成为欧洲运输条件优越的国家，使英国在世界工业品生产中具有巨大的绝对优势，正如斯密指出，英国“本质上现在也许还适于充当对外贸易的中心，和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的中心”(111) 393：英国是个岛国，海岸富有很深的河口和避风港，海岸的开发，使英国有可能通过海路来建立各郡间的联系(112) 87。自新世界发现时起，英国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大大地增大了。对此，恩格斯在《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中指出，尽管是“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原因，“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但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英国确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英国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几乎还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113) 288。

（二） 远距离贸易的开拓与商业体制的革新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实际上也能通过跨国商品贸易体现出来，因为地理位置构成了商品贸易的条件与优势。直到中世纪末期，世界仍分为几个几乎自我封闭的地区，物质财富跨地区流动较为有限，社会财富总体增长较为缓慢。在世界的东方，郑和的足迹已远及非洲东海岸，船队间或与航路中各国亦有财货的往来，但这种以传播中华正统文明与宣扬浩荡天恩的远航，并非市场意义上的贸易活动。明王朝沿袭了中国唐宋以来固有的朝贡体系(114) ，居于东方世界的中心，总体上以自我满足为特征，大量物质财富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金属货币作为赏赐流向了周边国家。而在西方世界的“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国家之间征伐不断。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各国关卡林立，通过十分有限的贸易渠道相联系，财富的流动大体上呈现出物质消费品与贵金属的交换。尽管如此，从市场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看，研究西方商品贸易依然更有意义。当然，一些东方国家的商品，是西方的商品贸易的重要交换对象，考察西方商品贸易与财富流动，依然无法离开与东方世界的贸易联系。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伴随着财富流动的商品贸易活动多数是围绕奢侈品而展开的。有资料显示，12、13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商业革命首先涉及奢侈品，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奢侈品从地中海东岸运来，其中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部分被交换为开采自中欧的银子，部分被交换为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精制毛料，在香巴尼的商品交易会上被卖给意大利商人(115) 28。在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一些主要城市，呈现出显著的财富的流动与积累的繁荣景象。例如，“在中世纪人们的眼中，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大工业都会的气象。旅行者会被其充满活力的工业、建筑工程、家具厂和陶器作坊所吸引，同时还会被一个大城市生活必需的其他工程所打动。奢侈品工业尤其突出。”同时，至少在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存在着农产品的繁荣，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展，使得更多农产品进入集市，维持了增长明显的农业财富和贸易量，“贸易的增长是因为欧洲扩张。欧洲大陆的土地承载着不断增长的人口；人口的增加，结果就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地区被工业化。农业欧洲的财富增加和地区经济专业化意味着规模更大、发展更好的贸易”(116) 128、181。

西方与中国的贸易，是东西方贸易的主体部分之一。自北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如广州、泉州、福州、明州（宁波）等已经是重要的贸易口岸，大量的中国商品经过印度、西亚和地中海国家流向欧洲，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上流社会向往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有论者指出，大约在1250~1500年间，贵重金属不断地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从欧洲流向印度和中国(117) 34，以至于在1460~1530年间，中欧的白银产量增加了4倍，但仍供不应求(118) 31。这里大体上可以看到一条世界财富流动的线路图：大量的物质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世界转移，而作为财富一般代表的贵金属白银则反方向流动，维持着一个总体平衡的格局。并且，在贡德·弗兰克看来，实际上是他援引阿布-卢格霍德的观点，“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119) 95。

中世纪中后期，一些城市因集市贸易而繁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集市对中世纪长途贸易的重要性就如同导航的发展对地中海和北海及这两个主要地区间海路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忽略了集市现象——以及产生集市的市场——便无法理解中世纪的贸易经济”(120) 131。在这一时期，最成功、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当属意大利城市国家——威尼斯共和国，它创立了一个由商业资本家精英统治的制度基础，即威尼斯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护了财产有所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更在发展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成为先驱者。威尼斯的外交政策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投机性，并完全致力于商业利益的追求。它可以根据政治上的变化而迅速调整……威尼斯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政治帝国，国家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且，威尼斯最大的企业便是创建于1104年的国有造船厂——阿森诺（Arsenal） (121) 。威尼斯的财富生成和积累方式成为11~16世纪商业发展的样板和效仿的对象。

城市的繁荣带来了巨额财富的积累，为争夺财富控制权，一些城市的行会控制和行会垄断成为政府和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城镇，一群互相竞争的行会组成了政府，按照各自对财富进行控制权的争夺的本意以及相互间达成妥协的措施来管理城市，并运用各种方法对经济事务实行紧密、细致和有效的控制。这至少意味着城镇内部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保持着一种均衡态势。“商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以经济为基础并具有某种经济目的的政治体制。财富与政治和战略相联系，因为财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具有某种符合并增强国家实力及防御能力——甚或是战胜和蹂躏其弱小邻国的能力——的特征。也就是说“强大”和“富足”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而是互补性概念。根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不同，侧重点有时在此，有时在彼，不过这两个概念从未完全分离(122) 452。通常，这些城镇采取保护本地工业发展的政策，以防止竞争性商品对本地市场的冲击而造成财富流失。据《剑桥欧洲经济史》记载，在“14世纪的佛兰德斯，那里在1302年后和旧的贵族迁移（并非永久迁移）后，这种保护迅速增加。在库特赖工人暴动之后的几周，根特就禁止商人进口在城外编织的布匹，1359年布鲁日坚决禁止汉萨商人将英国布匹带到兹韦。这样的法令很快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各种外国布匹都被禁止在主要的佛兰芒城市出售”(123) 180。

然而在总体上来看，在中世纪，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尚未产生，各国商业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得到特惠待遇及争取对贸易渠道的控制权，并且，这种权力的竞争或争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军事实力。以意大利为例，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强大的海上势力成为满足其财富需求或捍卫其贸易特权的主要后盾。但一旦置身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意大利便不再拥有控制力，他们对经济霸权的追逐只能通过成熟的且优势显著的商业组织系统来获取。另外一个实行鼓励贸易的政策并取得成功的例子是安特卫普。有学者指出，14世纪以来，安特卫普将其前景和繁荣都建立在给予往来贸易自由的原则上，至少比当时大多数城镇的政策更为开明。当其他老城镇在以越来越保守的排斥贸易的方式来强化财富的防御得时，安特卫普在北欧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就是依靠吸引被别的城镇阻挠和敌视的外国商人前来而扭转它的局势(124) 193。

在商品贸易上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英国。在14世纪，英国已开始在海外建立贸易集散中心，为羊毛和皮革的出口寻求支持，最终形成了一个运行通畅且得到英国国王赞许的贸易体系——英国主要商品中心体系（the English staple system），大多数与英国往来的商品贸易通过英国在海外的某一个贸易中心进行，并且，这些商品贸易的管理通常由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来负责。这一商品体系的运用较为成功，它不仅成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因为外国的统治者对他们领土上出现的贸易中心都非常珍视，而且因便于行政管理而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财政体系的目标——羊毛出口税是一个主要支柱，以及服务于军事目标——海外贸易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英国的海外基地，不仅如此，把贸易交到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手中，使君王能够“通过征收沉重出口税的方式，获得垄断性利润，还使王侯们能够以这种税收作担保向这些商人贷款”。在英国历史上，许多统治者认可了这一贸易方式。例如，亨利四世承认英国商人享有的特权包括：他们可以与波罗的海国家与低地国家进行贸易，可以举行他们自己的集会，挑选自己的管理人。爱德华四世给予贸易集团在低地国家经商的特许令，而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政府批准把对荷兰的贸易转入伦敦垄断性公司的保护之下。总体上来看，英国政府的政策帮助了英国商人在海外商业活动中不断提高的支配地位 (125) 。某种意义可以认为，这一商品中心体系为后世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及至16世纪，经过中世纪以来的建设和发展，地中海地区（主要是欧洲沿海）已经成为一个各种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和繁忙的地方。在各种商品交易中，最具有财富效应的贸易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以外的商品，例如香料，尤其是胡椒，主要是来自于东方。如果计算欧洲从亚洲进口商品的构成，有数据可考的葡萄牙的印度国家贸易公司在1513年~1519年进口的胡椒、马鲁卡香料和其他香料占其全部进口商品总重量的80%、9%和9.4%，三项合计共占98.4%(126) 76。关于香料交易的商品链横跨欧亚大陆，在链条的东端，中国掌握了贸易控制权(127) ，将香料运到马六甲海峡的马来港，而南亚、西亚的穆斯林商人将香料从马六甲起运，经孟加拉海湾到达印度，阿拉伯人基本控制了印度洋沿岸港口和商品集散地，他们将香料继续运往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的港口。在15世纪末，从印度洋到地中海主要有两条航线和两个换船运输港口：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红海的亚丁（Aden），前者由陆地或通过小亚细亚（Asia Minor）到达君士坦丁堡，后者经由苏伊士和通往开罗和尼罗河谷的红海港口，进入地中海，然后便在威尼斯形成一个分销集散中心，销往欧洲各地。伴随着香料销售的还有一些被欧洲上游社会视为奢侈品的财货，例如，比意大利或法国丝绸好得多的中国和波斯丝绸、印度的棉布、来自印度的绿宝石、缅甸出产的红宝石、锡兰出产的蓝宝石等。这些无一不是让全欧洲人眼红的“赚钱贸易”，而且这些贸易集散使得威尼斯成为世界上的大海港之一。然而威尼斯人的好景不长，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兴趣浓厚了。到16世纪初，人们通过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建立了葡萄牙与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葡萄牙人很快取代威尼斯人成为大西洋沿岸国家香料的主要供应商。葡萄牙人的货物在1501年到达安特卫普，而安特卫普则成为西北欧主要的集散中心。在1504年，第一批葡萄牙商船抵达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西部很快通过安特卫普来满足进口供应 (128) 。葡萄牙船长们从印度带回此前在威尼斯分配的财富。西非的黄金加上亚洲的胡椒和香料带来的收入实际上到1506年已构成葡萄牙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此后，随着对亚洲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它就组成了“帝国经济的基础” (129) 。据莱恩（Lane，1966）估计，威尼斯的香料进口量从15世纪末的1600吨左右下降至16世纪前10年的不足500吨，尽管到1560年威尼斯进口胡椒的装船的规模已经恢复至以往的高水平，但威尼斯在欧洲香料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已一去不返了(130) 13。威尼斯在远距离贸易中未曾走出地中海，随着威尼斯在远距离贸易控制能力的下降，它在财富流动上的控制权亦趋于下降，至16世纪，威尼斯已不再是世界财富的集聚地了。

17世纪时，荷兰船运业几乎统治了世界海运贸易，从1500年至1700年发展壮大了10倍。到1670年时，荷兰拥有的吨位是英国的3倍，比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德意志拥有吨位的总和还多。一直到1728年，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仍把荷兰人称为“世界马车夫、贸易的中间商、欧洲的代理人和经纪人”。17世纪，荷兰人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他们“足迹遍及各地”——东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同时，他们仍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他们扩大了西北欧贸易的份额，并得到了通往内陆的内河贸易通道(131) 52。

在东西方贸易链条中，要特别提及的是茶叶贸易，因为茶叶贸易一度影响了17~19世纪世界白银的流向。例如，1761年~1800年，英国在广州共购买了价值3399.6万镑的货物（其中90%是茶叶），但在中国仅销售了1306.2万镑的货物，逆差达2093.4万镑(132) 222。从现有资料来看，茶叶最早是1610年由荷兰人从日本进口到欧洲的。此前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通过一些试验性航行开始了同亚洲的贸易，包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达香料岛的航行，以及向西经麦哲伦海峡抵达日本的航行。随后约30年左右，荷兰取代了葡萄牙主导欧洲对亚洲的贸易(133) 72。

表2.1　欧洲国家船只抵达亚洲的数量（1500年~1800年）

单位：只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4页。

此后，随着欧洲社会对茶叶需求的不断攀升，运往欧洲的茶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方的茶叶贸易由荷兰人垄断，直至中国在1685年向外国商人开放了广东省贸易口岸。至17世纪中叶，茶叶先后从荷兰转口至法国、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俄国大约是在1618年经陆路得到了第一批从中国来的茶叶，但这条稳定的茶叶供应线路直到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才形成。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和阿莫哥（Amog）取得据点之后，在1669年向英格兰运送了第一批茶叶(134) 267。英国的进口量从1669年的约100公斤增加到1760年的28000吨(135) 78。1650年，英格兰的茶叶价格根据质量不同为每磅6~10英镑。到1703年的时候，平均价格降到了每磅16先令。在17世纪最后几年，英格兰每年进口2万磅茶叶，1703年达到了10万磅。18世纪中叶以后，茶叶逐渐成为英国人不可缺少的大宗消费品，饮茶风俗遍及城乡各个阶层。到了18世纪末，茶叶消费达到了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2磅这一庞大数字，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人西浦·里默的印证。他写道：“到了18世纪末，英国人对茶叶的消费，平均每人每天超过两磅，当英国人成为一个饮茶的民族的时，西方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学会大量饮茶了。”(136) 19在整个18世纪，合法的茶叶贸易几乎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而且绝大部分是从广州直接海运而来。由于所征收的关税高，市场需求强烈，茶叶便成为一种值得大规模走私的商品，而且，据估计，18世纪英格兰消费的全部茶叶有一半是走私的。向北美洲殖民地的茶叶走私也是大规模的。尽管走私损害了政府的利益，但却给民间财富的积聚创造了条件。

（三） 科学、工程技术与分工协作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因而“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而已(137) 8。马克思同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生产力的历史意义以及科学技术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劳动要创造财富，必然受到一定的自然物质条件的限制，并且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进了生产资料，而且大大地突破了自然物质条件的限制，据估算，从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西欧的人均GDP呈现一个以40度角的斜率的持续上升过程。财富生产出现一个显著的跃升，并带动物质财富的跨地区流动。11世纪被认为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至1820年其实际收入已经三倍于其起点水平。大约在14世纪，西欧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了作为亚洲领先者的中国。麦迪逊认为，在1000年~1820年间，技术进步比以往要慢得多，然而它却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农业上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没有航海技术和商业制度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开放。重要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依赖于在科学方法、实验验证、系统积累和新知识公布上的一些根本性的改进。这种长达数世纪的努力为19和20世纪的更加迅速的进步提供了知识和制度的基础”(138) 30、9。例如，商业交易的技术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已经有了很重要的进展：出现了储蓄银行、汇票、经纪人、中心商业组织的各个分店。据肖尼估计，这些技术使商业资本主义增加了“可能十倍”提取剩余的能力(139) 121。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欧洲社会的文明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大量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得益于伴随着东西方贸易、商品和物质财富流动的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我们可以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即欧洲如何从最初的与技能的输入地区发展成为科学技术的高地：

中世纪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发明。西方科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得到古代拉丁文著作。这些著作部分可以直接从希腊得到，而更常见的是阿拉伯文译本。古代穆斯林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著作几乎具有同样的权威性。而且中世纪欧洲的许多伟大技术革新——风车、指南针和舵、印刷术、黑色火药制造法、纸、丝绸、镀锡陶瓷——也都是从伊斯兰教国家或拜占庭进口的。其中一些艺术品都有从遥远的中华和印度文明传播而来的悠久历史。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会学习来的东西……到了16世纪，情况正好相反。外部的传播与欧洲内部的传播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内部传播从具有熟练技术、最优秀传统和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地区向着那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些地区像意大利极大地得益于它们过去邻近国产品和技术传入欧洲的通道，因而相对于其他地区形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对创造发明有着更强烈兴趣。到了17世纪早期，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据了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可以用科学文献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来衡量，而且可以用伊斯兰教帝国的逐渐退却，欧洲商人对远东贸易的介入，他们在人口众多、文明悠久的印度与中国进行殖民冒险的成功来衡量。与西方的这种优势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在这里讨论，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优势在陆地与海上战争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在19世纪达到顶峰，它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建立在由吸收阶段向发明阶段过渡的基础上的，这是在中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尽管19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科学家的发现精神会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作为发明的精神得以再现。工业前进的步伐会因为认真的研究和实验而加快，却不会因为偶然的智慧火花而加快(140) 88。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麦迪逊的认可。他认为，“直到15世纪，欧洲在许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到17世纪结束的时候，欧洲在造船和武器方面已经很明显地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它也有很多制度上的进步”(141) 10。

图书的印刷出版对技术传统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手抄书成为人们传承各自的文明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中国北宋的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之前，雕版印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唐宋以来的灿烂文化艺术成就。毕昇的发明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限于技术能力和印染材料，活字印刷的功效在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差不多三个半世纪后，德国的工匠谷登堡（Gutenberg）大约在1454年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使得书籍的印刷出版业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播新思想方面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1469年德国移民将该技术带到威尼斯，极大地提高了威尼斯印刷业的效率。据估计，到16世纪中叶，威尼斯累计出版了2万种不同的书籍。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伽利略（Galileo）和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www.xing528.com)

在印刷技术突破的帮助下，技术传播变得更加便捷。波斯坦认为，有许多图书都是为工匠而写的，其中一些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列举道，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化学与烟火制造术的大套系列丛书，以布伦什维格的《蒸馏法》为发端。在德国也先后出版了《采矿》（1505年）和《试金》（约1510年），以及关于开矿和贵金属加工的实用手册。这些主题在三部经典著作中得到极大的发展——比林古西沃的《烟火制造术》（1540年）、阿格里科拉的《金属学》（1556年）和拉扎勒斯·艾克尔的《论矿石和试金》（1576年） 。

麦迪逊的研究表明，在16和17世纪，由于像哥白尼（Copernicus）、伊拉斯谟（Erasmus）、培根（Bacon）、伽利略（Galileo）、霍布斯（Hobbes）、笛卡尔（Descartes）、配第（Petty）、莱布尼兹（Leibnitz）、惠更斯（Huyghens）、哈雷（Halley）、牛顿（Newton）这样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西方科学研究的质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科学院的创立使这一交流与合作制度化。科学院鼓励讨论、研究并将成果以报告形式公开发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接受并形成科学研究的风尚。(142) 10。

在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国大兴教育之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以追求科学发现或发明为荣。例如，在17世纪，荷兰本部和北部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学校和一位男教师，并且特别注重传授算术知识(143) 。而在荷兰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建立了五所大学，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多印刷厂、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144) 188，甚至还吸引来自国外的年轻商人学习自己的专业，据统计，1575年~1700年，有16557名外国留学生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同21528名荷兰学生一起学习(145) 37。随着技术革新浪潮的来临，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这三者的身份发生了相互交叠，正如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一样，创新是其最基本的特质。例如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曾任牛津大学解剖学教授、爱尔兰土地清册调查局长，同时也是双底船、陆地快速运输技术、邮政服务改进计划、水泵和海水淡化技术的发明者。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发展得到了上至权贵下至民众的高度认可。例如，英王查理二世本人对化学和航海颇感兴趣，于1662年特许设立“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从而树立起学习科学的榜样。“科学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赞许”，“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近乎反常的事情了”(146) 59。资产阶级日益意识到科学技术重要性，社会舆论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学本身都大加歌颂。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经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因而他们就开始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有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147) 480。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已滋生出一种日益明朗的、趋向于更多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更加轻视传统的倾向(148) 。科学已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重的位置，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从事科学。这是科学在17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度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有学者在评述18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的工业活动时，将技术发明的目标归为三类：一是机械联动装置替代手工工序，二是有关新型能量的利用，三是与冶金、化学过程有关的新工艺，这些技术发明门类分别以凯伊（Kay）的飞梭、瓦特（Watt）改进的蒸汽机、合成纯碱为代表(149) 128。

技术进步推动了财富生产途径和手段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一变化实际上也契合了工业化的进程。经常被援引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或称之为原工业化，实际上勾勒了工业革命财富生产的线索。英国早期工业化主要发生于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而并非是之前常提及的毛纺织业。英国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领先于其竞争对手，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由于英国的森林较早被耗尽，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到18世纪早期，煤矿业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甚至使用了最早的蒸汽机，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用来抽水。尽管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以世界标准来衡量，它已达天文数字。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150) 77 (151) 487、491。表2.2大体描述了英国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2.2　1700年~1830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估计（%·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10页。

英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的深入，在于制造业需求的增长所带来的利润相对于农业产出有更高的回报率，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152)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马歇尔所指出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例如设菲尔德的金属器皿厂带动了周围的砂轮生产，纺织品生产地区的纺锤、针、梳子甚至纸牌的生产都得到了发展，板条箱的生产随着斯塔福德郡的制陶业规模的扩大和蓬勃发展，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且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153) 。当时生铁和条铁的冶炼地集中在什罗普郡和伍斯特郡，金属器皿的生产多集中在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设菲尔德的工厂或作坊内，毛纺织品、亚麻织品、棉麻混纺织品以及其他棉织品大多在英格兰西北部制造。在采矿业方面，铜矿集中在康沃尔郡，石板集中在北威尔士，铅矿集中于坎伯兰郡和德比郡，而对工业生产和贸易、就业极为重要的煤矿则广布于什罗普郡、伍斯特郡、约克郡、南威尔士郡和斯塔福德郡。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154) 115

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是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是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是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此外，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并提供出口盈余，以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人的昂贵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 (155) 。

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明显下降和工业及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的大幅攀升，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表2.3），工业成为英国的支柱。

表2.3　1700年~1890年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

注：a为1807年；b为1889年。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7页。

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确实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156) ：从1731年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的播种机到1786年出现的打谷机，从1733年凯伊（Kay）发明的飞梭到1765年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1769年阿卡莱特（Arkawright）发明水力织布机，1779年克伦普顿（Crompton）发明走锭纺纱机，以及最终由罗伯茨（Roberts）研试成功的全自动走锭纺纱机。从1709年达比（Darby）发明的焦炼铸铁法到1784年科特（Cort）发明的搅炼法，还有更为重要的是瓦特（Watt）1775年发明的蒸汽机(157) 17，英国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还可以再看一组数据：1760年前，英国一年颁布的专利数目难得超过12项，1766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为31项，1769年升至36项，1783年跃升为64项，1792年升至87项，1802年升至107项，1824年跃升为180项，至1825年再次攀升至250项。从1765年~1825年，增长了20倍(158) 210。

兰德斯把机械原理在制造业上的应用详尽地阐述为三次技术革新：以机器代替了人的技能；以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有生命的动力；以矿物取代了植物或动物作为原料(159) 。作为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和制造中心，持续的技术突破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英国能源源不断地将技术变革的成果应用于工程技术的革新。“机械意味着铁。推动机器的力意味着煤。而在英格兰当时浮出水面的是矿产和煤。于是各种条件都非常有利于这种高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随之就带来了所有的变化。”(160) 212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工业革命的大部分重大技术革新都是围绕着如何用水力或蒸汽机动力来替代人力或畜力而展开的(161) 。

18世纪早期以前，铁主要用于家庭用具和武器的生产，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铁开始用于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建造。1700年~1775年间，由于北美殖民地受到寻求扩大经济规模的压力，对铁器的需求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一旦扩大后，生产成本的降低又进一步刺激了对铁器的需求。国内农业部门、纺织机器的制造也扩大了对铁的需求。然而，“钢铁工业扩张的真正基础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铁路建设”，由此导致“钢铁工业成为19世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导产业”。铁路的发展，刺激了煤、铁矿的更大规模的开采，“发生连锁性的大规模扩张，后者的扩张又促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交通运输业”(162) 19。英国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煤炭作为能源生产的基本品种，其兴起与钢铁工业的扩张及冶炼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尽管由于英国长期以来受木材严重匮乏的困扰，早在16世纪就鼓励使用煤，也一直关注采煤技术，但真正将煤从一种高成本的燃料转变为低成本的能源的关键突破在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英国“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实际上显示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大量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至18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Newcomen蒸汽机）”(163) 。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5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在1800年，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煤和铁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英国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英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164) 56。英国的铁产量也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1/3，到1840年，却是法国的3倍多。铁在产量和价格上都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生产的样式，在机械系统和动力系统方面取得重大技术进展之后，使得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可以说，人类已经真正摆脱了自然条件对财富生产的限制。从1820年开始，西欧的人均GDP呈现一个以60度角的斜率的持续上升的过程，财富生产出现一个更显著的跃升，“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在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都还要巨大”(165) 491、477。

分工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极大地降低了财富生产中的交易成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态是分工与协作，协作的最初形式包含着更复杂的诸多形式的萌芽，“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和积聚造成的” (166) 。在这些复杂的形式中，最初形式不但作为它们的因素之一而重新出现，并且也作为一个特殊形态而同时与它们并肩地保存着。马克思指出，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手工制造业中具有它自己的典型的形式，这种协作在真正的手工制造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个时期是从16世纪中叶左右到18世纪末为止。尽管早在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经出现大工业了，但有学者认为这并非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因为这些工厂只有通过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第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本全部来自王室金库，其产品通常是提供国王使用的奢侈品。这样的工业是处于经济生活需要之外的，它不图利润，也不知道竞争。第二类是王室手工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共的消费而生产，受官方保护，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第三类是特权手工工场，拥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和垄断权。这些特权一旦被撤销，它们就立刻崩溃。显然，这与现代大工业根本不同(167) 16。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进一步深化。英国产业革命同时带来了制度层面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成为英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工业革命“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由于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带来增长的加速器”(168) 3。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169) 58。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工业生产超越了早期工业化的限制，脱离了家庭，转入到工厂中形成更为有利的生产能力，原先家庭工业的职能被分解为整个工业生产环节的不同任务，“这些任务尽可能让由水力、蒸汽力以及后来的电力所推动的机器来做，以至于在职位上的人成了大型机器生产的一部分”。工厂是生产进行的中心，“劳动者越来越成为机器的照管者，成为一个使机器保持运转的人。他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种封建系统的崩溃和新型工厂周围所集中的一组密集的人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区域性大型市场以及国内统一市场、海外市场的拓展，要求更大规模的生产，意味着更高组织程度的社会。在这一时期，“经济上的扩张随着大型市场的发展和满足这种更大需求的生产方法的逐渐发展而发生了” (170) 。 1780年以后，英国的棉和铁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18世纪的后50年里，织布工的数量翻了一番，而从事纺织品贸易的人数增长了三倍多。到1800年，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占了英国国民产值的一半，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农业人口的比例低于总人口一半的国家 (171) 。

1813年，英国棉纺织业的动力织布机不到3000台，1833年以后是10万台，1861年时是这个数目的四倍。在英国棉纺织业中，1813年~1833年之间动力织布机的使用并没有替代手摇织布机，这期间依然有20万~25万台手摇织布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替代迅速开始。到1850年，只剩4万台手摇机。十五年之后，工厂体系完全占领了织布领域，手工织布者绝迹(172) 130。正是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才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愈益增大，因此，机器就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173) 147。吉登斯也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174) 69。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其积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175) 。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 (176) 。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77) 22。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意义，肯定了机器大工业在剥削劳动者的同时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178) 293。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通向社会革命。”(179) 87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0) 33、36

（四） 财政与金融体制的变革

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等在金融体制上同亚洲相比有着更先进复杂的银行、信用、外汇市场、金融和财政管理、会计、保险、公司治理制度等(181) 10。金德尔伯格指出，欧洲12、13世纪商业革命以来，金融机构逐步发展起来，诸如经营汇票、保险、标准货币、标准度量衡的银行，还有打击海盗劫掠、私掠船和无照经营者（企图侵入政府批准的垄断行业）的政府保护机构。自商业革命开始，金融机构就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起来，对贸易、工业、消费（尤其是向随意挥霍的贵族所提供的抵押贷款）和政府的依附逐渐变得越来越少，直至各种不同的金融工具获得它们各自专业化的生命(182) 29、41。

在较先进的金融体制支撑下，西欧统治者较频繁地使用信贷的时间大体上始于中世纪欧洲最繁荣的时期。在13世纪下半叶，随着英、法、荷等国信贷便利性的增加，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对信贷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王室借来的贷款土要用于战争，也用于加冕典礼、婚礼、葬礼等礼仪活动。例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试图通过积攒一个战争金库，提前为他要发动的战争筹集资金。爱德华一世统治最初20年的稳定和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雇佣的卢卡的里卡迪商行（Riccardi of Lucca）帮助其确保的财政偿还能力。在爱德华征服威尔士的过程中，他们公司在筹集资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回报，1275年~1294年，英格兰关税完全控制在里卡迪商行手中。其余的大部分债务靠直接税收人供应，光从1275年的“什五一税”中，里卡迪商行就得到了97000英镑 (183) 。由于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然各共和国的政府并非如此——金融家对向国王贷款心存顾虑，除非这笔债务有事先获得的征收特定税之权力或垄断权作担保，或用御宝作抵押，或有伦敦城及其商人、巴黎市政府大厦等准私人机构起中介作用。政府筹款不仅来自承包税收和出售垄断权，而且来自卖官鬻爵，出卖荣誉，没收和变卖教堂、贵族的财产。(184) 42英国和法国国王（还包括法国和比利时最发达的诸侯国的领主）发现，频繁地运用信贷既是可能的一，也是令人羡慕的。通过政府与重要信贷人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盟，使得可供利用的财政资源能够最为有效地流动。到了13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欧国家开始了系统的、持续的信贷活动，这与现代政府对信贷的应用非常相似。而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的英国或者腓力四世统治时的法国，只有以未来的收入作担保进行贷款，才能使整个国家机器平稳地运转。此外，大规模地操纵货币是13、14世纪法国财政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捷方式，仅仅1298年~1299年，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了120万里特尔，约占国库全部收入的2/3 (185) 。中世纪的统治者还掌握着另一个有价值的诱饵：他能够把贵族头衔授予他的银行家。于是，英国最大的一个金融家威廉·波尔就得到了这一殊荣，他是惟一获此荣誉的商人——他原来仅仅渴望得到一个军事上的方旗爵士头衔。在14、15世纪，法国国王的许多信贷人都被封为贵族(186) 373。在熊彼特看来，宫廷借贷的连带产物是经济特权，而这一经济特权从更大的社会利益前景看，在经济上最可能是不牢靠的。他说：“借款给宫廷尽管通常有获利丰厚的允诺，却极少做成好买卖。然而正是因为这类贷款按规矩可以不还，贷款才能带来工商业领域的特权和特许，在当时，获得这样的特权和特许是宗大交易。……福格尔家族的兴盛在金融界无一可匹敌……这与查理五世的拮据有很大关系。”(187) 174、195

1500年~1700年，荷兰在农业、航运、金融和商业服务等方面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国际专业化程度。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荷兰高效的金融体系，这是荷兰获取世界经济霸权的重要支撑。这一金融体系发端于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一家公有银行、存款银行和汇兑银行，以及同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因而1609年成为整个欧洲金融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里程碑。阿姆斯特丹银行为资金的融通、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安全和便利，这迅速帮助阿姆斯特丹成长为欧洲的(188) 储蓄和兑换中心，并且极大地推动了荷兰的海外贸易扩张，与此相伴生，在贸易结算中使用的荷兰货币也大大增加了。在另一个领域，1640年后，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贵金属贸易中心，而阿姆斯特丹银行正是这一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在当时的英荷波罗的海贸易竞争中，荷兰对白银强大的供给控制能力是一种显著的优势，它使得荷兰商人能够侵吞英国商人在其本土上的商业利益。在同法国、英国的贸易竞争中，荷兰这种强大的资金供给能力能够转化为强大的财富控制能力，通过信贷手段能够较轻易地改变贸易政策。繁荣的贵金属贸易使得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汇兑交易获得了特殊的优势，促使并保持了市场汇率的稳定。货币资本流动性的加速使得荷兰的利率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低得多，这保证了荷兰货币和信贷的活力。上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荷兰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最晚到1660年，阿姆斯特丹无可争辩地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并且至少保持到1710年(189) 。

再来看看英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国家财政与金融体制的变革依赖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经济制度的创立。1688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推翻詹姆士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光荣革命，导致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形成了君主立宪体制。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对政府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0) 89：一是经济政策领域中的政府管理实现了现代化。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牛顿（Newton）都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实际事务，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并于1696年开始大规模重铸货币。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后，18世纪的英国已成功地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在此以前，绝大多数人口较多的国家的国王都缺少财税政府机构，并且都把他们的税收“承包”给私人金融家。私人金融家向君主预先垫付现金，然后（如果成功的话）通过征税，把这笔现金加上利润一起收回来。“光荣革命”后改为政府征税和直接借债，这种转变被称之为“财政革命”(191) 41。三是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稳健的公共财政和银行业的发展进一步获得了提高。率先进行了产业革命并蓬勃发展的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得益于其稳固的公共信用和货币制度及其资本市场和公共债务的规模以及它所能维持的货币金本位制度(192)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