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财富概念探析

千百年来，受制于发展程度不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各阶级、阶层对财富的理解和定义从未统一过，见仁见智。但对财富范畴的理解与把握，通常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历史观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梳理近代以来主要学术流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关于财富的观点，有助于把握财富观的演变线索和财富的本质。

将财富置于国家首要目标是重商主义者的信条。重商主义者把财富和货币等同起来，认为财富主要表现为货币的形态，货币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总量的增加。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更是把财富直接看成是金银，以为金银铸币储存得愈多，国家就愈富。托马斯·孟则强调：“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1) 4重商主义者的上述信条，其实是早期资本主义货币饥渴症的表现。由于“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自然就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因而就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重商主义所倡导的金银积累的欲望弥漫着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写道：“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到处从速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正因为人们始终坚持金银就是财富的论点，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盈利交易。”(2) 56、57。历史上英国清教和荷兰新教所鼓吹的“节欲、节俭、吝啬、勤劳”等美德，实际上都是围绕着金银积累这个首要的目标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3) 181，开启了“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4) 375。晚期重商主义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他们“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5) 30上来。

区别于重商主义，威廉·配第意识到财富的源泉在物质生产领域，“土块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6) 66 (7) 马克思对配第的财富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劳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8) 445，因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9) 376。而理论研究的这一转向，正是由配第完成的。这似乎可以证明，配第已经意识到了劳动创造财富是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的。但他的局限性使其无法触及财富创造的真正内核，例如，他坚持认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10) 524。对此，马克思评价道：

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为劳动，并不是不知道劳动的创造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态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不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使他达到了政治算术——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但是，他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正如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表现的那样，把货币本身看成存在的商品，看成金银……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排除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

另一位被马克思所赞誉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先驱布阿吉尔贝尔坚信，“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11) 97、82。尽管布阿吉尔贝尔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财富的使用价值属性，但在马克思看来，布阿吉尔贝尔“实际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工” (12) ，未能真正理解财富的本质。

弗朗斯瓦·魁奈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区分了货币财富与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货币或金银（它们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货币是货物贸易流通中的价值尺度”，“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对外贸易的利益，不在于货币财富的增加，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所取得的财富的增加，并不在于货币财富的增加；因为某一个国家和外国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总是这个国家对外国所进行的商品交换，来供给自己消费的需要”。他进而提出，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13) 译者序言，认为只有农业能够生产出“纯产品”（即财富的增加）。重农学派财富观的进步意义在于，“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已经移入劳动中。但是，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在这里，土地还被看做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做资本，就是说，还没有被看做劳动本身的因素。相反，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14) ，即重农学派已经把劳动视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本质。马克思赞成“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并援引亚当·斯密所述“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但是就劳动的性质而言，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对财富的理解“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

在被誉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亚当·斯密所提出的中心议题就是生产与财富，强调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的价值。斯密认为，“财富与货币，无论就那一点说，都被视为同义的字”(15) 3。在斯密那里，“劳动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非由金银。所以，一物，对于已有此物但愿以之交换新物者，所值恰等于这物所能够购得的劳动量，认为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在论及欧洲财富的形成时，斯密看到了金银对国家富强的作用，但他依然关注劳动及劳动生产力的价值，“金银输入，不是一国经营国外贸易所得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美洲的发现，诚然增加了欧洲的富，但致富之由，非输入金银。……劳动生产力遂改良了，欧洲各国的生产物遂增加了，居民的真实收入与财富遂亦跟着增大了”。将财富的创造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这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劳动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由劳动购买，非由金银。所以，一物，对于已有此物但愿以之交换新物者，所值恰等于这物能购得的劳动量”，“只有劳动是价值的普遍尺度正确尺度了。换言之，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了。” (16) 可见，斯密已经将一般的抽象的人类有目的的劳动看成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当然，斯密对财富的理解依然未能摆脱其阶级立场，未能真正区分财富与价值的关系。

斯密在《国富论》中还提及霍布斯的观点“财富就是权力”。斯密认为，财富可能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但财富所能提供的只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这物对于其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支配权。进而，斯密感叹道：“我们时常看到，世人尊敬的目光比较强烈地投向有钱与有势的人，而不是投向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往往过于频繁地舍弃美德之路” (17)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梳理了斯密（含）以前的各流派的财富观，并高度了评价斯密的财富思想：

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18) (www.xing528.com)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财富的本质。然而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19) 125或生产的绝对形式，视财富高于一切。并且，在李嘉图那里，财富与资本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由此，李嘉图的这些财富思想遭到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以及后来的马克思的批判。

西斯蒙第强调，要从劳动的主体——人的角度来研究财富问题，认为人类劳动创造了财富，财富属于人自身，应当为人所享用，不能因抽象地追求财富的增长而“忘记了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20) 7。西斯蒙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财富的饥渴，劳动创造财富的背后，却依然是非人道地颠倒人与财富的关系，可以因为财富而牺牲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西斯蒙第诘问道：“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评价较为中肯。在马克思看来，

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然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21) 55。

对财富问题的探究始终是经济学家的旨趣。自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引入效用的范畴后，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抽象掉了生产关系，而改从物品的效用角度来研究财富。

萨伊建立了三分法的政治经济学，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除导论部分外，其余三篇分别以“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财富的消费”为题。他提出，“财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例如：土地、金属、硬币、五谷、织品以及其它种类货物。当我们把它的含义扩大，也把土地债券、汇票、支票、期票等包括在内时，这显然是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支付有价值之物的缘故。事实上没有实际的内在价值的东西存在，就没有财富的存在……人们所给与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的价值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有构成的”(22) 。由此，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抛弃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背后隐含的生产关系范畴，放弃了对财富创造背后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

在英国经济学家拉姆赛看来，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构成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财富”或财宝。他在《论财富的分配》中提出，“并非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构成财富，它们必须具有效用，从而能以各种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来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竟能成为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但在这些有用的东西中，有些是并不借助于人类的努力来提供，而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提供的”。他进而给财富下了一个定义：“财富”即“那些为人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财富这个观念实质上仅仅包括物质、效用和某种程度的‘稀缺’这些具体概念” (23) 。

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不仅经济学家在探究财富问题，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同样对人类社会的财富问题给予了重大关切。

黑格尔认真研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人类的欲望与劳动的关系中去认识和理解财富的本质问题。黑格尔指出：“财富虽然是被动的或虚无的东西，但它也同样是普遍的精神的本质，它既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失去。在财富的享受中，个体性固然成了自为的或者说个别的，但这个享受本身却是普遍的行动的一个结果，而且反过来，又是促成普遍行动和大家享受的原因。”(24) 46然而，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强大，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分享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财富的享有与分配受权力的支配，权力越大，享有的共同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与分享是人类“自我异化”的结果，导致国家权力和财富反过来却成为统治人自身的力量。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焦虑和踌躇：“权力和财富是自我的两个最高努力目的，自我知道它通过自己的舍弃和牺牲把自己教养形成为普遍的东西，进而占有普遍性，并且由于占有了普遍性就具有普遍效准，因为权力和财富是两种现实的普遍承认的力量。但是自我的这种效准本身是虚妄的，而且正是由于自我占有了权力和财富，所以它知道它们都不是什么自身本质或主体，它知道它自己倒反是支配它们的力量，而它们本身则是虚妄的、空的。”(25) 70

黑格尔的视角是独特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26) 320，正是人的劳动创造了普遍的财富。然而在财富的分享上，由于自然的与体质的差异，进而产生资本和技能的不平等，黑格尔意识到“财富是一个吸引的中心，它把自己作用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搜罗在自己周围，就像大鱼吞食小鱼一样。谁拥有财富，那他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最抽象的劳动越来越变换各种形式，掌握越来越多的领域。这种贫富不均，这种需要和必然性正使愿望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内部的愤怒和仇恨”(27) 670。由此，黑格尔大体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财富生产的内在矛盾，进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28) 732黑格尔的财富思想对马克思也产生了一定的启发。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为进一步解开“人的存在之谜”和“社会历史之谜”奠定了基础 (29) 。还有一位值得提及的经济学家是威廉·汤普逊。汤普逊在其代表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较深入地阐述了劳动之于财富的作用：“财富是由劳动产生的；除劳动外没有别的要素能使任何欲望的对象成为财富品。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普遍的衡量标准，也是财富的典型特征”。“分配财富的目的和用劳动来生产财富的目的一样，就是借此尽可能地给那个生产财富的社会以最大量幸福，也就是给以最大量的感官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知识上的快乐”。“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显著属性。自然的力量不能使任何东西成为财富品。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简而言之，财富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欲望的对象”(30) 27、30。在汤普逊看来，对于一个社会，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向题，这对于个人说来也是如此。人要想快乐，离不开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见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因此，在研究财富问题的时候，就有必要不仅从它对于生产和再生产的作用上着眼，而且要考虑到财富的道德和政治效果，考虑到它影响人类幸福的一切方面。马克思肯定并援引了汤普逊关于科学与劳动关系的观点：“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并总结指出，“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31) 366。汤普逊悉心研究财富的分配，然而他没有把问题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在包括分配关系在内的整个生产关系以至政治制度等方面寻找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并从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着眼设计“理想的”分配制度，以之作为现存制度的对立物 (32) 。从整体上来看，汤普逊对财富创造中劳动功用的把握、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思想，对马克思财富思想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