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财富分配权的时代价值

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发生了两次革命性的变化，前者的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元霸权地位，后者的主要标志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构建和信息技术空间的开发、争夺与控制。

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使得作为财富一般代表的货币发生了分化，美元取得了特殊地位，一是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成为世界各国货币的“标准衡器”，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只有兑换成美元，或用美元作为测量工具，才能取得世界范围内的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而实现作为货币的购买力，才能实现作为财富的实际价值(35) 。财富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黄金与具有实物购买力的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霸权美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由“黄金美元”向“石油美元”的转身、冷战谢幕后造就的美国超级地位，使得美元成为继续盘剥全世界财富的重要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技术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创造与分配创造了条件。根据阿尔文·托夫勒的观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权力的衡量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武力转向财富，再从财富转向知识(36) 。得·德鲁克认为，“事实上，知识是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例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次要。”(37) 42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探讨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产生重大变革的过程，提出全球政治互动方式因信息技术空间而发生的变化的重要观点(38) ，对于把握因信息技术的突破而控制世界财富分配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体现一种权力，因而如果一个国家在收集、处理、传播信息方面的能力比其他国家更领先，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39)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开拓和获得知识，并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仰望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40) 35两位著名的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空间同样也有其特定的权力结构。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有形空间相比，这样一种无形空间是在非地理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是它与传统的有形空间一样，有着如何治理的问题。经典政治问题在信息技术空间中依然存在——谁统治？以何种形式统治？谁收益？收益分配如何进行？也会形成空间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会保护“合法”的使用者，惩罚违犯规则的行为者。空间的治理需要规则，需要权威，不管它是以公共政策、私有管理还是以社团治理的形式出现(41) 258。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瑞斯甚至在1996年提出了虚拟国家的构想，将研究的视角触及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及其对国家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影响，同时对信息技术如何改变全球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启示作用的看法(42)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已演变成一种新的能够带来财富的权力资源。(www.xing528.com)

历史地审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对财富创造与分配意义深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当下的国际体系基本结构或世界财富分配格局进行了诠释，现实主义将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理解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的结果，自由主义则认为这是“制度的分配”的结果，而世界体系理论将其视为在支配国引领下的样板效应或“共同利益”(43) 。此外，另有论者从基于“温特制（wintelism）”的全球生产体系(44) 、“中国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挑战(45) 、生产体制变迁(46) 等视角探讨了财富创造、分配与流动对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影响。多数国家富强之路并非仅通过生产领域的积累来实现，而是掌握了特定历史阶段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和吸引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核心要素(47) 。随着财富形态和财富分配方式的变迁，霸权国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48) 271。因此迫切需要研究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及其趋势，思考中国应如何在重构公正有序的国际机制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在霸权国家的技术控制与垄断下，在技术产品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开发过程中，影响财富分配的结构性权力已经被嵌入或植入(49) 。2007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经济危机为后发国家谋求改变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权、参与世界财富分配的话语权，争取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际金融利益集团及代言人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世界经济走向，是导致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和损害加重的深层次因素。危机给世界经济和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损失。国际资产价格的变动会导致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尤其在危机期间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50) 。然而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与走势，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时代已走向终结(51) 。历史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主权”和“平等”原则没有过时，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52) 。危机对西方强势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后发国家争取财富分配权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战略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