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文献综述

无论是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财富这一范畴存在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财富观。这些对财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财富观，为我们梳理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自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不曾停滞(3) 序言5。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变迁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全球化的始终。世界财富分配的变迁大体上遵循着两条线索：

其一是主要财富的形态演变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财富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财富一般代表或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经历了实物货币（例如贝币、贵金属铸币）——纸币——虚拟货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而财富的社会功能则经历了贮藏（一般意义上的积累）与消费（一般意义上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包括例如西班牙王室对金银的奢侈性消费）——投资性消费（作为资本的财富）——投机性消费（例如层出不穷的虚拟货币、电子货币、金融衍生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总体上的一个趋势是，货币的名义价值逐渐与财富的实际价值相分离，财富由实物形态逐渐转化为“数字”“符号”等虚拟形态。

其二是驱动财富流向的主导力量演变发展。从军事行动—战后（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下的）国际贸易—国际机制（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市场规则、生产体制和货币汇率），霸权国家所关注的财富形态由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或者大体上可以由货币来计量的土地、人口、金银财货、资源等，转化为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生产与贸易体系、技术标准、网络权力等。

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去探究这两条线索背后隐含的共同的因素，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强势国家或霸权国家的控制与操纵的结果。长期以来，霸权国家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财富分配。霸权国家甚至通过煽动政治事件、鼓动颜色革命、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4) 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由此可知，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而表现为特定的生命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5) 460。一般认为，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是驱动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力量。而弱势国家或后发国家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处于显著的劣势地位，甚至无法完全决定自身的财富安全。

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引致了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就全球化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肯尼斯·沃尔兹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视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 (6) ，还是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将其理解为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7) ［3］23，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8) 。后发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强势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9) 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10) ［6］271，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11) 。李斯特曾提出：“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莎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12) 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中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例如财富分配权。大国兴衰和强弱更替的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

由于权力资源是一种力量（strength） (13) ，或只是一种潜在权力，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力才能发挥作用(14) 132。所谓的权力的转化，就是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成以其他国家行为变化来衡量的得到实现的权力(15) 27，即把国家的潜在权力转换为影响其他国家态度和行为的权力。特定时期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强势国家对权力资源转换的努力。例如，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投影”，因为国际秩序直接“约束行为体的价值分配活动”(16) 347。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和互相竞争的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争夺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www.xing528.com)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各主要国家认同后，欧洲列强频繁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其目的在于控制战后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权，控制世界财富流向。

时代的进步使得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强势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正如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17) 2。霸权国家不再以占领殖民地为标志，而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软实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其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式的民主，将其生活方式普世化(18) 。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解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

随着财富形态的变化，除实物形态的财富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生产与贸易体系、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空间、货币及其兑换等，已成为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的主要领域，反映在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的变迁上，霸权国家或强势国家对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在内容、形式上不断地扩展和变换，且日益被标注为“共同利益”或“普世价值”。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戴维·S.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乔万尼·阿瑞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安格斯·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等等，国内学者钱乘旦、鲁品越、陈晓律、赵英等的探讨国家兴衰的诸多论著，从这些论著中可知，军事力量是公认的标准(19) ，甚至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20)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大国先后扮演世界经济和（或）国际机制的先导者甚至领导者的角色，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与分配(21) 。

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伴随着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22) 。现代发达国家普遍受益于金融革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化发展进程(23) ，金融控制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该国的政治命运，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24) 。其中汇率是最有效、最隐蔽的虹吸全球财富的工具(25) 。不仅如此，在梁桂全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全球化是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西方通过关键技术和市场力控制财富生产，但不直接生产财富，通过控制世界中心市场和制订国际贸易规则支配财富流通，通过掌握国际金融体系掌握财富分配权，依靠巨大消费力主导消费市场(26) 。

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对后发国家的影响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严重的挑战(27) 。全球财富分配后果与强势国家的占有和控制模式密不可分(28) ，美国主导建立了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核心手段与体系(29) 。由于缺乏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后发国家始终无法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有效的位置，在全球财富增长中也无法实现自身财富的积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流动性(30)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俨然已是“世界工厂”(31) ，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的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32) ，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已成为国际投机资本觊觎的目标(33) 。

综上所述，国内外常见的学术成果尽管研究的方法、视角、侧重点各异，但大体已描述了财富分配权的概貌，只是系统而深入的专项研究至今尚不多见，对财富形态与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也较少论及。因此，本书将致力于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近代以来世界财富形态及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揭示推动其变迁的基本因素与规律，试图论证非物质性权力(34) 对财富分配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进入21世纪，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经济秩序中，博弈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本书将探究如何增进中国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