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早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等同义反复的诗句,意思是人民因服徭役纳赋税已经很劳累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可见,“小康”是指安乐、休息、安宁的意思。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模式。“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指的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反映了人们对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怀念和向往。“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儒家思想家认为,夏商周三代中禹、汤、文、武、周公做到了这一点,而夏商周之后社会混乱,失去了这种状态。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把“大同”作为中国理想社会。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了《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并将其具体化,企望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天国式的理想社会。但这些纲领既没有和实际结合,也基本没有在现实中尝试实施过。晚清时康有为通过写作《大同书》系统提出了其政治主张和社会发展愿景,但随即就因其自己的思想变化而烟消云散。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阐述民族主义时,不仅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而且进一步提出世界人类各民族共“致”大同,说:“我五大族种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11]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www.xing528.com)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旧中国不仅无法实现“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会也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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