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这一要求，提出了社会管理的归宿与基点——公共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组织。
当前，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受制于社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受到传统管制思维、政治架构和社会与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存在相当的提升空间。淮安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社会管理创新业已取得相当成绩，获得值得推广的经验，但不可避免地也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管理机制形式单一、社会管理机制固化、社会管理机制运作后续乏力等。
上述问题主要受制于以下几方面：一是传统体制惯性。在实现制度缓慢变迁的过程中，路径依赖是明显的。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致使上述问题的出现。二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分化尚未到位。社会、市场作为与国家政府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其功能被弱化，甚至于消除，这就带来了政府单一主体、单一公权机制、单一向度的社会管理格局。三是对西方管理工具的意识形态化。由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将西方国家“理性”化的公共管理工具意识形态化，并加以抵制的现象。缺少足够的、恰当的社会管理工具，也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公民社会日渐成熟，多元社会管理机制虽已广泛存在，但多中心的社会管理格局尚未形成，公共权力主导社会管理的现状尚未改变，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尚未崛起。基于此，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势必要由此入手。其逻辑上的发展趋势包括三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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