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发展需重视和防范宗教风险

前段时期，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相继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极端事件，再次引发国人对民族宗教和社会稳定的关注。当前，淮安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的关键节点，政通人和的社会政治稳定局面是其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因此，应充分重视有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风险因素，其中包括源自宗教的风险。而且，淮安是江苏宗教工作重点市之一，更应对那些极端宗教事件引发的冲击波保持警惕。当然，源自宗教的风险这一表述并非指宗教本身有风险性，而是指宗教在与社会互动中易被利用和渗透的可能性，以及对宗教认识误区带来工作上的失误。这也即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

客观风险主要产生于宗教与社会互动过程。就淮安而言，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其一，因基督教而产生的国外势力渗透的风险仍然存在。近年来，与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淮安市基督教信教人数增长明显，基督教取得了对其他宗教的优势，使淮安市宗教分布呈不均衡状态。据2013年统计，在淮安所存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四大宗教中，基督教的优势表现为：信教人数最多（全市信教群众共有30多万人，基督教信众占八成）；教职人员最多（全市宗教教职人员共1 149人，基督教为811人）；宗教活动场所最多（全市宗教合法活动场所共1 009处，基督教为945处）。基督教的活动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其信教群众的主流是爱国的，其宗教活动是规范的；但另一方面，基督教颇具渗透性和进攻性，其核心要义是通过传教使受苦难者得到救赎，因此，会不断传教，从而侵蚀党的群众基础。更紧要的是，基督教溯源于西方，在信仰的属性之外，更被赋予了瓦解和演变其他国家的工具属性。最近几年，西方就以人权和宗教外衣对我国宗教领域实施了“松土工程”“金字塔工程”等计划，通过各类基金会资助、传教、讲学、交流、网络信息引导等手段，以基督教为通道，对我国进行渗透。源自西方的宗教导人向善的另一个侧面背负着改造改变、演化演变、侵略侵蚀的文化“使命”，使留守儿童耳濡目染，因此，我们对此风险不能须臾忽视。

其二，极端宗教势力向淮安渗透的风险仍然存在。淮安市有近万名穆斯林，他们与淮安各阶层群众共同为建设淮安做出了值得尊敬的贡献。但是，国内若干事件付出的重大代价表明，宗教极端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以伊斯兰教为其极端宗教做张本，以穆斯林身份为其极端活动做幌子，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其贯通国内外联系做掩护，行其极端分裂之实的图谋依然存在。一段时期内，极端宗教思想与世俗宗教思想的交锋依然激烈，与极端宗教势力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淮安是江苏宗教工作重点市之一，对此风险不能须臾忽视。

其三，邪教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历史上与淮安有关的邪教有两宗：一是“灵灵教”，其“教主”是淮安籍，教义中包含“淮阴是东方耶路撒冷”等内容，信徒曾组织起来到淮阴“朝圣”；另一个是“全能神”，2012年在淮安曾有较为活跃的活动。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宣扬“末世说”和无条件信奉“教主”。邪教的传播往往会利用人们对现实的失望做文章，传播途径往往从农村开始，传播人群往往从低文化、老年人开始。值得重视的是，从外地情况看，邪教活动有了新特征，邪教与传销相互渗透：邪教趋向于取利化、人头控制等；传销则制造“人格神”，披上宗教外衣行传销之实。邪教与传销之危害众人皆知，对此风险不能须臾忽视。

主观风险主要指淮安极少数领导干部对宗教存在认识误区。此类思想认识带入到工作中，则可能产生宗教工作失误风险。

其一，“放任论”。这一认识体现为，认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让群众自己选择信仰，自由参加活动，却丢弃了依法管理、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要求，放任宗教发展。持这种观点的领导干部既不去区分不同宗教，也不去区分不同信众，更不去区分国内宗教活动与国外宗教交流活动，甚至对邪教和封建迷信活动也不加区分，笼统将其归入宗教。

其二，“实用论”。这一认识体现为，片面放大宗教的文化特征，提倡“宗教搭台，文化唱戏”。持这种观点的领导干部既会利用庙会、开光仪式等各种宗教庆典仪式来促进当地旅游文化发展，也会迎合个别企业家或部分信众需要为宗教场所建设大开方便之门，还会将宗教作为对国外大力交流宣传的通道，甚至利用宗教资源引资招商。

其三，“管制论”。这一认识体现为，漠视宗教是一种客观存在及其合理性，强调对宗教实施管控。持这种观点的领导干部既不加区别地管控各类规范性的宗教活动，也不正视宗教对经济文化的促进和发展作用，还不承认宗教慰人心灵、导人向善的功能，甚至将宗教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www.xing528.com)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奎曾提出，在宗教研究理论界，“左视者希图以主流意识形态征服人心、抵御宗教侵蚀和渗透的想法不切实际；中视者视宗教为双刃剑，试图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其策略可以奏效于一时而不可能持久；右视者从人权、法治和全球化角度看待宗教问题，已由一般性崇洋媚外升格为对西方信仰形态和价值观的狂热崇拜，其爱屋及乌情结将长期存在”。他的话表明在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

上述认识误区和思想偏差，最终应归因于对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对党的宗教、民族政策缺乏系统了解和全面把握。

淮安新一轮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政府应充分重视和防范源自宗教的风险。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其一，将宗教管理纳入创新社会管理框架中。提升宗教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将其社会生活的部分纳入到社会管理之中。对宗教的管理包括以下三个“实体”管理和一个“虚拟”管理：一是对宗教界人士的管理。淮安在这点上业已走在全省前列，如已将众多宗教界人士的医疗、保险、养老予以覆盖，使“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宗教上有造诣、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人士无后顾之忧。建议：在淮安业已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将宗教界人士充分纳入统一战线之中，创造条件使部分杰出宗教人士进入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对宗教场所的管理。建议：将宗教场所管理纳入淮安正在推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将宗教场所当作一个节点。三是对信教群众的管理。淮安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基督教信众私设聚会点问题。来自宗教管理部门的报告曾指出：“这一问题，虽然经过多次专项治理，但效果一直不佳。”另一问题是基督教在传教活动中与佛教信众时有冲突，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对上述两项问题进行梳理，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角度入手化解问题。四是将宗教虚拟管理提上日程。随着信息化的普及，淮安现在已产生宗教虚拟社区，包括宗教网站、涉宗教论坛、宗教话题博客、涉宗教QQ群、涉宗教微信朋友圈等。其中部分已纳入宣传部门网络管理范畴，但还没有纳入宗教专项监控和管理范围，而这类社区往往是境外宗教势力实施渗透的重要途径。建议：宗教管理部门和内保部门联合，适时将宗教虚拟社区纳入管理，并与宗教界一起建设淮安自身的宗教信息发布网站。从目前形势看，第四项举措应是重中之重，也可能将是淮安创新社会管理和宗教管理的省内率先之作。

其二，将宗教政策法规、宗教知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前述表明，极少数领导干部宗教认识存在若干误区和偏差。同时，不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历史的党员领导干部也为数不少。建议：一是在机关党委系统党员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中，增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课程；二是在组织系统干部调训中，充实有针对性的宗教研究课程；三是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中，要开展宗教工作专项研讨；四是在干部菜单选学和手机党校选学中，要有宗教课程学习积分。

其三，将宗教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和使用纳入主要领导干部视线中。中央曾指出，在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必须处理好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强调，促进这五大关系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小文曾形象地比喻说：“‘五口之家’，宗教正式算‘一口’了”。但如同全国层面情况一样，淮安宗教工作队伍建设与此形势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其现状部分体现为：机构缺、人数少（大部分县区宗教工作部门都被合署了，有的县区宗教管理人员只有一人，与总人口的比例接近百万分之一），队伍老、流动慢（现有干部队伍结构老化，缺乏新鲜活力），抓手少、管理难（宗教管理机制中缺乏执法权等）。意识形态和干部建设是各级党政主官的应份职责，因此，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重视宗教工作队伍建设。其操作性建议包括：一是充实、加强宗教工作机构；二是扩大宗教干部交流任职机会；三是遴选干部到宗教部门挂职锻炼。

俗语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宗教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在社区，因此，必须要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尤为关键，对于防范源自宗教的风险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