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决策,人们脑海中容易联想到这是高层的“特权”,与一般人没多大的关系。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层是最不能预测未来的人,他们往往对过去投入最多。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也持同样的观念,他说:“不能让高层主导战略讨论,讨论接下来要做什么时,应该让对企业未来投入了感情的人来主导,而不是让那些对过去念念不忘的人来主导。”
很多高层除了对过去投入较多以外,并不了解现在用户的真实需求,他们常常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或者会议室里进行讨论。高层不是不能做决策,而是在高瞻远瞩时容易被经验牵绊,被现实的环境制约。也就是说,高层不应该是决策的唯一人选。
在这一点上,与新工匠的理念不谋而合。新工匠是注重未来的人,传统工匠则对历史人文抱有特殊情感,更加注重事物的传承。那么,究竟该谁来做决策呢?新工匠的回答是“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做决策”。所谓“听得见炮声的人”必然是那些了解现实情况的人,他们更能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我在与华为公司的接触中,发现华为公司的员工到客户那里,通常由三个人组成团队,号称“铁三角”组织,其中有客户专员、解决方案专员和交付专员。他们可以在公司授权的范围内,直接向公司后端下达命令,进行产品推广和项目实施。这个“铁三角”组织必须是由训练有素,相互了解,能相互协同的人员组成。
据了解,华为的“铁三角”组织是根据对美国特种部队作战研究总结出来的。美军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分为多个作战小组,每个小组有三个人,一名战斗专家,一名信息专家和一名火力专家,他们互相了解,协同作战。这种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谁来呼唤炮火”的问题。
例如,一旦发现敌人,战斗专家负责警戒,保护小组成员的安全;信息专家快速确定敌人的数量、位置和装备;火力专家根据信息专家的反馈配置最合适的火力,按照规定直接向后方下达作战命令。命令下达后,美军飞机、导弹等炮火会覆盖目标区域,瞬间消灭掉敌人。其授权按照炮火的成本来定,一次作战的炮火成本低于5000万美元时,可不经上级批准,直接向后方下作战命令。
企业后方配备的先进设备、优质资源应该在前线——这样发现目标和机会时就能及时发挥作用,提供有效的支持,而不是让拥有资源的人来指挥,拥兵自重。通常高层有决策权,却对市场敏感度低,也不经常去一线,掌握的信息又不够及时,而基层员工对市场敏感度最高,却无决策权。
我服务过的一家企业,就曾出现这样的问题:销售人员明显感觉到市场的压力,发现市场占有率在下降。在向市场部提出加大经费的投入时,市场部部长却说没有经费了,只是小额下降,无伤大雅。结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低,公司老总和市场部部长开始紧张,准备采取措施的时候,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得很厉害了,已不是销售人员之前提到的小额经费就能解决的,即使付出更多的经费也未必能打下市场。
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的缺乏削弱了我们全面审视公认事物的能力。因此与大自然和自然现象进行密切接触的人,更能提出被人广泛认可的原理,这些原理被视为连贯一致的发展与进步;而那些致力于抽象讨论的人往往不注意观察事实,易于将自己少量的观察所得教条化。(www.xing528.com)
“春江水暖鸭先知”。高层往往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后知后觉”,所做的决策容易慢半拍。“先知先觉”的往往是那些“听得见炮声”的人。
所以,高层要将权力下放。一个高管要将90%的权力下放。如果舍不得下放权力,就要扪心自问“是否听得见炮声”,不是听见一处的“炮声”,而是处处能听见“炮声”。
毛主席的军事才能没有人会置疑,当我们佩服毛主席的军事才能时,看看电影《建国大业》就知道了,毛主席可不是一个人在决策,而是和领导班子天天在一起,最常听到的话语是“主席,电报来了”。
稻盛和夫在早年创业的时候,既负责研发,又负责营销,当公司发展到100人以上时,觉得苦不堪言。于是,他把公司细分成所谓“阿米巴”的小集体,并委以经营重任,培育出许多具有经营者意识的领导者。
所以,决策既要懂得权力下放,让一线参与,又要让决策者听得见“炮声”,因为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往往在一线。所谓“听得见炮声”的人,一是基层骨干人员,他们最了解现场和用户;二是领导者要听得见“炮声”,及时掌握现场情况,能快速做出判断。第二种情况对那些组织结构层级多,需层层上报和层层下达的组织就难以奏效了。除非砍掉多余的组织层级,推行扁平化管理,实施极简的组织结构。
有的人看似在授权,实则是在指挥。授权是将完成某项工作所必须的权力授给下属人员,即将处理用人、用钱、做事、交涉、协调等决策权移转给下属。若没有充分授予相应的决策权,那就是在指挥下属。要知道,谁都愿意接受他人的授权,而讨厌被呼来唤去。
最后,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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