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商文化的开放变革思维探析

如《管子·正世》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齐文化自诞生伊始，天性中就带有开放变革的因子。作为创造齐文化的主体——齐人，并非仅仅限于籍贯在齐。在这个定义中，齐人的概念是既带有一定标准，又相对宽泛。在齐国的治国贤能之中，有许多人不是齐国本地人士，比如管仲生于楚，宁戚是卫国人，而陈完是陈国迁到齐国的移民，甚至连太公本人也不是齐地本地人，但他们又的确是齐文化意义上标准的齐人。他们不仅参与了齐文化的成型与完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齐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是否籍贯在齐，是否能说齐语，都不是判断“齐文化创造者”这一概念的标准。因为齐地是一个变量，“能齐言者”也是一个变量。孟子在一部分时间里并不居住在齐地，也不会齐语，但他在稷下学宫的思想学术交流和言论，却发展了齐文化，为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虽不是土生土长的齐人，但他对齐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应该是齐文化意义上的齐人。诸子百家多数不是齐国人，但他们都是齐文化的创造者。这些外来的精英，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治国方略决定了齐国以及齐文化开放变革的特质。

齐文化是尚变革的文化、开放的文化，它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开放与变革。在姜太公初封齐国时，齐地很贫穷，正如《汉书》记载，乃“澙卤之地，不生五谷也”，地薄人稀，百姓贫困。齐国对于对外开放和创新求变具有强烈的需求。后来齐国能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在诸侯纷争中成为强国，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齐国统治者，因地制宜，不拘一格，进取创新，大胆改革，寻求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治理辖域，发展经济。

齐国自立国起，统治者就选择了开放的治国思维，没有认为齐国的发展是孤立的，而是把齐国的发展与列国联系在一起，并将本国以外的广大地区都纳入自身经济发展的体系之中。通过“因其俗，简其礼”的思路，创造性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优先发展手工业、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重工商”这一国策，是齐国商业文化发展之源头，是齐国强国富民之策，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成为后世独具特色的齐商文化的核心。管仲执政期间，不仅延续了姜太公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积极利用本国的有利条件发展贸易。管仲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天下之宝，壹为我用”。意思是说：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仅能使天下的宝物都为我所有，为我所用，而且还能使外国人、外国货物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否则，“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战国时期，齐国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齐都临淄成为当时商贾云集的大都会。直至西汉，临淄仍然“市租千金”，风采不逊于齐文化的鼎盛时期。

由此，开放变革成了齐人天性之中的精神基因，也成了齐商文化的基本内涵。《管子·牧民》说：“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正体现了齐人的开放思想。

先秦时期的齐商文化有过两次重大的开放创新的发展。

（一）齐商文化的第一次创新性发展

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在封齐伊始，把西周的政风礼制与东夷的文化风俗有序地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尊贤智，尚有功”“劝其女功，极技巧”“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本国策和相关措施，完成了对齐国文化的第一次改造。

姜太公治国举贤任能，尚功、尚利、尚贤，他认为有功绩的，可以提拔；能创造利益的，可以重用；有贤德的，可以重视。太公不拘于一格，不累于声名，德才兼顾，可以说是开敢于求变、务实进取的用人方略之先河。他提出举贤尚功，对有真才实能的人进行提拔，授以实权，让他们在齐国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姜太公还提出，要通过考核的方式鉴定人才，不分亲疏，不按阶层，只按照选贤任能的标准，对人才进行指标化衡量，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选人、用人的方法突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束缚，不计亲疏，唯才是举，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为后来齐国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齐地是中国早期的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都曾生活在这片土地，这里的舟车制造、兵器冶铸等技术十分先进，可见，为谋发展、开放创新正是这片土地的悠久传统。姜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传统优势就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姜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民众的文化教化问题上，太公既保持了周礼的权威地位，又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不将烦琐的礼仪程序强加于人民，从而调动了人民建设齐国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姜太公封齐之初，齐国虽无千里膏壤，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如西境有盛产优质铁矿石的商山；东有储铜矿丰富的杜山；北境临水，鱼盐资源丰富，同时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业也成为齐国的优势产业。因此太公依据自然条件制定了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www.xing528.com)

姜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民强国的根本保障之一。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工商业生产的重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商贸往来的重视，最终将齐国这个原本“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强盛的国家。

（二）齐商文化的第二次创新性发展

齐桓公时期，管仲相齐，君臣两人配合默契，共同将齐国推向了盛世顶峰。在“桓管改革”的举措之下，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刻的变革，管仲襄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

管仲执政期间，继承和发扬了太公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在推行尊王攘夷、国野分治、吏治考核、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等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齐国的工商业。通过减少税收提升齐国的人口生育水平，增加人口数量；实行粮食“准平”的政策，控制国内贫富差距，限制富人对穷人的资源掠夺和盘剥；对商业特别是盐商加以重税，以补足税收的差异；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和私田的合法性，保护了私田农者的生产利润；推行“相地而衰征”，按照田地的土质好坏、产量多少的等级征收数量不等的实物税，客观上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管仲改革的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齐国开放的经济政策，使“来天下之财”的富国理想成为现实，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越大夫范蠡在帮勾践复国之后，到齐国经商，富甲天下，就是典型的例证。

齐人以开放精神，揽天下之贤才，发展经济，而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其文化的昌盛，齐国自然成文化之渊薮，战国时期齐都稷下学宫的出现就绝非偶然了。

观念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宽松，使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的营养。事实上，齐文化吸收了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等多种文化中的可取因素，并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结合本国实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齐国多次改革的成功充分证明，齐商文化是注重发展的，它没有墨守成规，不断寻求创新。开放变革正是齐商文化所体现出的核心精华。

自古以来，齐商文化中变革进取、开拓创新的思想精髓已深深积淀于民族精神、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之中，这与先秦时期的齐文化，特别是齐商文化所缔造与展现出的开放变革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取、求变的文化精神，既彰显于齐国的治国之策，又外化于齐人的行为方式，是齐商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它不仅在我国古代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已经超越了时空，历久弥新地传承下来。

回顾齐商文化三千多年的历史，总结其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齐商文化的发展传承不仅得益于“齐商”们善于谋略和不懈努力，更得益于齐商文化发展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粹。齐商文化植根、孕育于齐文化之中，一脉相承地传承了齐文化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博大厚重的商业发展史上，开重商风气之先，以求新求变的姿态，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绵延发展，几度繁荣，直至今天仍焕发着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