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商业文化的交融：先秦至秦汉时期

齐、鲁两国都是东方的大国，比邻而居，但自然环境、政治基础、人文环境和治国方略都有很大的差异。

自然环境方面。鲁国地处汶、泗河流域，土质肥美，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生活在这里的人很早就过着农业定居生活，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内陆河谷文化。这与齐国所处半岛与滨海地区，“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土质状况差，土壤盐碱化等条件形成强烈对比。

政治基础方面。因为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鲁国受到的政治优待胜于齐国，能配享天子礼乐。鲁国在诸侯国中地位最高，有“望国”之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强盛的周王室的政治庇护。相比较而言，齐国是异姓封国，虽也受周室优遇，但较鲁国而言政治地位略低，政治环境严峻很多。姜太公开国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外部，东方的莱夷势力尚未归附，以武力抗争的方式威胁着齐国政权；内部，齐地的旧势力也对齐国统治采取对抗与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姜太公一方面进行打击和整治，另一方面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最终扫清了政治障碍，使齐国大治，迅速强盛起来，跻身大国之列。可见，齐国在建国之初的政治环境远不如鲁国。

人文环境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两国差异巨大的人文气质。齐国是沿海国家，齐文化天性之中就存在着似于水的开放性、变通性和包容性，因而齐国风俗宽缓豁达，国民心胸开阔、头脑灵活，喜欢高谈阔论。齐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容易造就出灵活变通，适应性和包容性很强的文化环境，齐人大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具备发展创新思维。因此，齐文化呈现出开放兼容、通权达变的特质和“智慧型”的文化气质，属于功利型文化。而鲁国是内陆国家，鲁文化天性中带有近似于山的特性，气质沉敛，重视义礼，厚重不迁。“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自与仁者之气相应”。因此，鲁文化是崇德明礼的伦理型文化。

治国方略方面。齐国自开国始，太公推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其女功，极技巧”的治国方针，确立了齐国的重商传统。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大农、大工、大商”是国家“三宝”的思想。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因此，只有农、工、商并重，形成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国家才能富强，财货才能流通，人民才会富裕。姜太公还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府圜法”。《汉书·食货志下》言：“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曰：“圜，谓均而通也。”“九府圜法”是姜太公制定的货币制度，意思是九府通过通用的价值尺度，收取货物财币，相当于统一了财政收入的计量方式，然后用于国家的各种建设和支出。这种货币制度为周朝的经济管理、财政收入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促进了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而且为齐国后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在三百年后，开创了齐桓公的霸业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商业高峰。在姜太公政策的推行下，齐国发展成为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经济富庶、商业发达的大国。自姜太公始，齐国开启了开放务实、义利并重的文化与民风。

而鲁国作为周文化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推广者，全盘接受了周礼文化，将礼教文化嫁接到鲁地，试图对鲁国的本土文化进行全面改造。鲁地自夏商以来一直是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地区，周朝建立后，周文化迅速东进后，与鲁地本土文化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在处理周文化与本土文化矛盾的问题上，鲁国的周公与齐国的太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所谓的“尊尊而亲亲”，说的是在君臣之间要遵循尊卑贵贱有序，在伦理道德上要遵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趋于瓦解，列国之中只有鲁国还依然坚持着周礼的礼制，如《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春秋后期，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赞叹“周礼尽在鲁矣”。这种治国之策使鲁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这种背景之下，鲁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走上了男耕女织式小农经济之路。鲁国地处内陆，适宜农耕，无法像齐国一样发展鱼盐等产业，因此在文化传统与自然条件的双重驱动下，鲁国经济向以农业为主的单一化模式发展，挤压了商业发展的空间。所以鲁国的商业活动虽然存在，但开国三四百年间一直没有太大发展，远远落后于齐国。

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商贾文化开始合流，主要是伴随着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交流、交锋。

西周至春秋前期，尽管齐强鲁弱的政治格局已形成，但当时东方文化的中心主要还在鲁国。周鲁的礼乐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诸侯列国之中地位尊崇。鲁国也刻意保持礼乐传统和文化大国的形象，作为傲视列国的资本。后孔子出，私学兴，弟子三千，说明鲁地仍然是文化中心。然而，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不断受到来自经济实力雄厚、文化风气开明的齐国的挑战，两国的文化博弈愈演愈烈，随着齐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其文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文化中心开始了由鲁向齐转移的东进过程。鲁文化代表人物孔子曾先后两次到过齐国，其思想的形成受到齐文化很大的影响。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孔子“仁”的思想包含了对齐文化中仁学思想的吸收、继承和发展。孔子站在更高的认识角度上来审视管仲的历史实践，对“仁”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反映出孔子仁学思想在其形成发展丰富过程中对齐文化的吸收。此外，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尊贤举贤思想等等都对孔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姜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到管仲提出的富民、利民思想，齐国从立国之初就把民情作为治国基础，这些思想也被孔子吸收到“仁”的思想中来。孔子一生尊贤育贤，培养人才，举荐弟子做官，《论语》记载他主张“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君子尊贤而容众”，都是受到齐文化中尊贤思想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在齐鲁文化的博弈中，鲁文化受到了齐文化的深刻影响。(www.xing528.com)

到战国时期，列国的角逐更为激烈，鲁文化固守周礼、拒绝变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愈发明显，越来越无法适应纷乱多元的新局势，这时开放变革的齐文化完全占据了上风。田齐政权创设了稷下学宫，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思想大激荡与大融合，齐鲁文化的交锋也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稷下学宫是田齐的第三代国君桓公田午为聚集人才而设，集政治咨询、学术文化交流和教育等职能于一体，其任职人员采取聘任制，享受俸禄。它的存续时间基本与田齐政权相一致，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稷下学宫中有两位最具名望的人物，是孔子之后的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曾带众多弟子到稷下学宫游学，荀子多次进出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祭酒，也就是稷下学宫的最高长官，一直是学界领袖。荀况继承了齐学的传统，他的学说突出了实用性和综合性，既以儒学为基本，又吸收了道、法、名、墨等理论，因此被人视为儒家的“异端”。他的思想包含了晏婴的礼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并突出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推进了齐学对儒学的融合，提出了新的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成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时，齐文化与儒学的交融达到高峰，两种文化在相互渗透中彼此影响。此时的儒学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博采众长，获得了极大发展，受到齐文化礼治思想的影响。而齐文化中也融入了儒学思想，实现了儒学在齐鲁两国中的普及化。荀子还在其书中第一次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大大推进。稷下学宫时期的思想融合在齐鲁文化的合流和齐鲁商贾合并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新的儒学成为齐鲁文化的核心，促进了齐鲁商贾性格的形成。但与此同时，之前鲁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被齐国彻底取代。此时齐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呈现出全面繁荣的盛况。

纵观整个东周时期，齐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盛是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位的强盛，齐文化创造了一大批流传千古的宝贵思想财富。齐文化诞生了许多彪炳青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除了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孙武等人，更有战国时期的孙膑、邹衍、邹忌、扁鹊等。《管子》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考工记》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技经典；《孙子兵法》被誉为我国的古代兵学圣典；稷下学宫更是我国第一所官办大学；此外，还有著名的齐派医学、齐国音乐等。此时，齐国取代鲁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齐文化成为战国时期东方文化的主色调，也为齐鲁商业文化初期的革新发展提供了文化内质。而与齐文化相比，鲁文化则呈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其一，长期以来鲁国的经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其二，鲁文化因循守旧，重礼义，保留宗法制度，形成了守旧的思想传统，并影响了民俗和民风。其三，鲁国的思想文化在内容上较为单一，以儒家思想为宗。齐国的学术思想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和容纳各家各派，不仅有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儒家，还有纵横家、农家、兵家，乃至术士、方士等，而鲁文化则一直是儒家文化为主，没有太大的发展变化。鲁文化的思想还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缺少民主的讨论和开放性的交流，未形成稷下学宫那样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功利务实、开放活跃的齐文化在风云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凸显出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与因循守旧、崇德明礼的鲁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一时期，对齐鲁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齐文化。

与此同时，齐文化又开放兼容地吸纳了鲁文化中的德性礼制因素，齐地的功利性文化和邹鲁的德礼文化互相渗透，使齐文化发生了自我主体的调整和创新，对齐鲁商业文化也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早期的齐商文化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但随着齐文化的发展转型，齐鲁商业文化中德的因素逐渐鲜明，并向着利义并重的方向发展。春秋末期，齐鲁商贾的代表范蠡“三致千金”，又仗义疏财，接济贫困之人，正是体现出齐鲁商业文化中德的内涵。所以齐鲁商业文化的初期发展，是以齐商文化为底色，融入了部分鲁文化的元素。

综上所述，齐鲁商业文化随着齐鲁文化的博弈和交流而不断融合。鲁国的立国基础胜于齐国，又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完全有发展商业的可能性。但其立国方针重视礼乐文明，全面接纳了周朝的文化传统，以农立国，缺乏商业精神，因循守旧，因此在齐鲁商业文化的前期交融之中，不得不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呈现“易邹鲁为青齐”的特点，即鲁文化向齐靠拢。同时，齐商文化也吸纳了鲁文化中的德礼因素，进行了一定的自我革新。将齐国、鲁国做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齐国的商业传统一直胜于鲁国，先秦时期，对齐鲁商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齐商文化，因此，早期的齐鲁商业文化，主要是以齐商文化为核心内质，融入了鲁文化中德的因素，共同形成了齐为主、鲁为辅的文化结构，即以齐商文化为主体，吸收鲁文化德的元素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