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官商与私商的社会地位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官商和私商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一定变化。春秋时期沿袭了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制度，因而官商的地位始终较高。到春秋时期，因齐国重商政策的推行，私商大量兴起，相较于其他不推崇商业发展的诸侯国而言，齐商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战国时期，因“工商食官”制和井田制的解体，官商的地位较前有所降低。而私商则因为许多其他阶层群体的加入，以及诸侯争霸的需要，势力不断壮大，其社会地位达到了古代历史上的高峰。

春秋时期，国民按照等级划分为诸侯、大夫、士、庶民四个阶层，商人属于庶民这一阶层。按居住地域看，一部分国民居住在国都城内或近郊，主要是士、工、商，还包括一部分近郊农民，他们虽然属于被贵族统治的阶层，但仍保留着部分原始的民主权利；另一部分国民居住在四郊以外的地区，是这一地区劳作的农业生产者。按照职业划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春秋时期随着齐国重商政策的推行，工、士与商阶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特别在“管仲相齐”时，齐商的地位明显提高。

齐国历来都有重商的传统，姜太公早年曾在朝歌经商，后以工商之策立国，奠定了齐国的大国地位。管仲也有过早年经商的经历，后来以商业策略发展齐国，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另一重臣宁戚也有经商的经历。《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记载，宁戚原是卫国的普通商人，原本生活贫困，曾驾牛车从卫国去齐国做买卖，趁齐桓公出城迎客之机，通过唱歌的方式向齐桓公举荐自己，成为齐国的大夫。由此可知，齐国对于人才的选用标准中没有对商人阶层的歧视。不仅如此，齐国的许多贵族和士人也越来越多地从事起工商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齐商的政治地位。李学勤曾详细考证鲁方彝中的铭文并指出，器主齐氏名鲁，为齐国公族，推测为齐乙公吕得之子，齐生鲁身为齐国公族，而从事贾之事，获利颇多。齐有事商的传统，贵族也多有参与商业活动的，也就是说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中也有是贵族身份的。^[7](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官商在沿袭以往的基础上，分工进一步细化，齐国有了掌管市场的“市掾”，并仍然控制着国家大部分的市场和商品贸易，但其整体地位已经明显下降，而私商却越来越活跃。这时，商人具有了受教育和服兵役的权利。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不断加强，开辟了广阔的商路，齐商群体逐渐掌握了都市的商业资源，把控了经济命脉，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有些新兴商人还参与到政权斗争之中，但其社会地位依然很低，依然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商人登上政治舞台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但从列国整体情况来看，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列国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尤其到了战国末年，各诸侯国认为，工商业者的势力一旦强大起来，与善于专权的诸侯、卿大夫相勾结，就有可能推翻政权。同时，私商势力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大量农民弃农从商，动摇了经济根本；另一方面也给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因此各国“重农抑商”的思想逐渐兴起，以维护列国政权的稳定，对商人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打击。在这一时期，尽管齐国的商业和商人群体的发展较之他国有着更宽松的环境，但也逐渐合流于大一统趋势下商人社会地位的陨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