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推进下的宏观调控与供需变化

经济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改革的推进始终以市场化为核心。魏杰、施戍杰（2014）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9年，改革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允许市场在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之下发挥补充性作用来推进改革；第二阶段是1992～2013年，改革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阶段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总体原则，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是按照“市场决定论”改革整个经济体制。

（一）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矛盾突出

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状况看，市场发挥补充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具有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特征。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ani，1980）^[5]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存在短缺现象，短缺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常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着总量缺口。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需求决策基本上集中在国家手里，微观经济单位的预算实行软约束机制，它们的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很少受到自身支付能力的制约，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这种软预算约束同扩张冲动结合起来，加剧了来自微观方面的需求扩张。供给功力不足，作为生产者的微观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缺少足够的经济刺激，既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不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从投入到产出的变换效率极低，供给功力不足。1978～1989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这转轨过程中，政府通过计划放权、财政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受到限制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由于转轨期的经济仍具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这一时期总供给仍较为低效，但同时居民储蓄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带来前期短缺压抑下需求的更快释放，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更为突出。

在这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持续面临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期间，政府进行的两轮宏观调控均为紧缩型调控。上述情况的产生，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分不开，同时，也与政府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综合配套不够，在坚持放权搞活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有关（图2-4）。

图2-4 1978～1989年GDP、CPI与居民消费年度增速

资料来源：Wind。

（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有效需求约束增强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逐步由“短缺”向“过剩”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供求机制的形成，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随处可见的票证供应、排队等候、强制替代、“瓶颈”等短缺现象基本消失，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用短缺状况检验改革进展程度，改革已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功，市场机制已经在大部分领域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6]。

伴随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从短缺转变为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在这一阶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内需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

根据199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在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这标志着中国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已经由以前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生产的相对过剩开始出现，包括1990年代中后期以消费品和轻工产品为主的产能过剩，2000年以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重工业为主的产能过剩，甚至光伏、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过剩。需求不足开始成为制约生产的主要因素，扩大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成为这一阶段政策调控的重点。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策重点均放在了通过扩大政府基建投资支出、减税、降准降息等财政货币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手段来刺激出口（图2-5）。

图2-5 1992—2013年GDP、CPI、居民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增速

资料来源：Wind。(www.xing528.com)

伴随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升，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实际上，体制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仅来自于市场体制，还来自于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来自于政府对企业投资与生产的行政性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由于市场体制尚未完善，在市场体制逐步完善的阶段，政府残留着一些具有传统计划性的体制性问题，这就造成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供给方面，产权改革滞后导致企业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重复建设、无效供给的状况仍然存在，无效增长、低增长加剧了生产能力的过剩；需求方面，日益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消费的两极分化和消费链的中断。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扭曲，限制了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0）。

（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供需结构性错配矛盾突出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围绕“市场决定论”来进一步完善。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需求约束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对“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释，其中有三个方面与需求有关：从消费需求看，过去中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从出口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求疲弱、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都表现得更为突出。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波动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有效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图2-6）。

图2-6 2012年以来GDP增长情况

当前，中国的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图2-7）。

图2-7 2012年以来三大需求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Wind。

供给结构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转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转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供需结构错配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GDP增速下行趋势。为此亟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